壬辰年祭盧梭（代序）

20旦剛過，我就收到好幾封國外學術機構發來的會議邀請，題目竟然相同：紀念盧梭三百歲生日！春節前又接連收到國內幾所大學發來的會議邀請，題目同樣相同：紀念盧梭誕生三百周年！
真讓我為難甚至難堪……難道我們今天還應該紀念盧梭生日？盧梭生前逝後都極具爭議，但他引發爭議的問題（比如“啟蒙”“自由”“民主”）在今天早已是不爭的普世價值。且不說這些，盧梭當初令公共知識界嘩然的短論《論科學和文藝》就足以讓我們今天紀念他的生日十分尷尬，因為他在文中說：“我們的科學和我們的文藝越臻於完美，我們的靈魂就變得越壞。能說這是我們時代特有的不幸？”……
1749年夏天，盧梭去探望自由派文人狄德羅，沒錢坐馬車得走著去，便帶上剛出版的《法蘭西信使》邊走邊看。當看到征文啟事“科學和文藝是否有助於純化道德風尚”，盧梭的“心情激動得近似瘋狂”，不得不在一棵橡樹前坐下來，激奮地草草寫下一段模仿古羅馬政治家法布裡烏斯（Fabricius）的演說辭：

法布裡基烏斯！要是你不幸被招回人世，看到羅馬的豪華面目，你那偉大的心靈會作何感想？你曾親手挽救過羅馬，你那可敬的名字要比羅馬所征服的一切都更為聞名遐邇。你一定會說：“諸神啊，那些茅屋和鄉村的爐火都變成什麼啦，那裡不是一直居住著節制和德性嗎？富麗堂皇取代簡樸對羅馬是怎樣的不祥啊？這外國話是什麼東西？這些陰陽怪氣的社會風氣是些什麼東西？這些雕像、大貼畫和高樓大廈究竟意指什麼呢？荒謬啊，你們都干了些什麼哦？你們是萬邦之主，怎麼讓自己蛻變成了你們所打敗的那些淺薄之人的奴隸？統治你們的怎麼是些耍嘴皮子的家伙啊？……”（“一論”，第32自然段）

這段仿古講辭是《論科學和文藝》得以鋪展成文的最初動機。如果把這段講辭中的“羅馬”換成“中國”，如今不少中國人一定會覺得實在貼切，前提是，我們得先把法布裡基烏斯換成一個中國古人……可是，我們能換成哪個中國古人？難道我們今天還找得出一個讓大多數公共智識人服氣的中國古人？如今誰有資格和權威這樣對我們說話啊？
讓我們僅僅更換幾個語詞，來看盧梭招回的法布裡基烏斯的在天之靈繼續說的話：

如今用來養肥建築師、畫家、雕刻家和［春晚小品］優伶的，不就是你們自己曾用來澆灌自己祖國的鮮血嗎？……中國人啊，趕緊推倒這些圓形劇場！搗毀這些大理石像，焚燒這些大貼畫，趕走這些征服你們的奴隸吧，他們正在用致命的文藝敗壞你們。讓別人靠虛妄的天資去讓自己出名吧；唯有征服世界並讓德性施行統治的天資纔配得上中國……

的確，如今我們正忙於讓中國在世界上“出名”，然而，我們讓中國“出名”靠的不是自己祖傳的德性，而是靠模仿白宮式大廈、陰陽怪氣的自由風尚和大貼畫，再加上幼兒園就教英語而非中國話……法布裡基烏斯的在天之靈最後說道，當年希臘使節鞠涅阿斯到羅馬時所看到的莊嚴景像，如今“你們的財富和所有文藝永遠都做不出來；那可是蒼天之下曾經出現過的最美麗的景像”：兩百個德性高妙的人在統領這個國家和治理這片大地！我們的巨額外彙儲備和“所有文藝”能讓一個當今的西方使節在中國看到這幅景像嗎？絕無可能！因為，我們讀書人中的多數人早就不認為古中國有過“蒼天之下曾經出現過的最美麗的景像”，也早就不相信應該由德性高妙的少數人來統領國家和治理這片大地。
讓法布裡基烏斯的在天之靈說完之後，盧梭接下來用自己的話說：

不妨跨越地點和時間的距離，看看發生在我們的國土和我們眼前的事情吧……我呼喚法布裡基烏斯的在天之靈，並非毫無意義；我讓那位偉人說的話，難道我就不能放進路易十二或亨利四世嘴裡嗎？（“一論”，第33自然段）

盧梭沒有說放進自己同時代的君王嘴裡，因為，路易十二和亨利四世都是史稱“偉人”的十六世紀法國專制君王。如果當今的歐洲學人已經沒法把歷史偉人的話放進任何一位民選總統嘴裡，他們舉辦學術會議紀念盧梭生日就不僅可笑而且荒謬。尤其讓他們尷尬的是，《論科學和文藝》的攻擊矛頭不僅指向當時的專制君王，也指向新興的自由民主派智識人——我們以為，自由智識人與專制君主不共戴天，盧梭卻看到，兩者其實都在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追求發財致富的自由“奢侈風氣”。

奢侈很少不伴隨科學和文藝而行，而科學與文藝的發展則絕離不了奢侈。我當然知道，我們的哲學總是富有單一的準則，不顧世世代代的經驗，硬說奢侈造就國家的輝煌；可是，縱令把禁止奢侈的法律的必要性置諸腦後，難道我們的哲學能否認，對於“種種統治的長治久安”來說，好的道德風尚纔是根本，而奢侈全然與好的道德風尚背道而馳？的確，奢侈是財富的確實標志，甚至乎能使財富倍增，如果你願意的話。可是，從這種隻有我們的纔華纔配得上的詭辯中，我們會得出什麼結論呢？一旦人們不惜任何代價隻求發財致富，德性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一論”，第41自然段）

這話在今天當然算政治不正確，因為，“不惜任何代價隻求發財致富”已經是全球化國策。不過，既然學界已經散發了紀念盧梭生日的會議邀請，我們就得搞清楚盧梭反對“奢侈風氣”的理由。首先讓我們驚訝的是，盧梭說，恰恰是“我們的哲學”——自由派啟蒙哲學——把“奢侈造就國家的輝煌”視為“單一的準則”。啟蒙運動之前，歐洲封建王國無不通行禁止奢侈法，對購買奢侈品課以重稅，限制奢侈品流通。啟蒙運動初起時，英國的自由派智識人提出了這樣的主張：鼓勵追求個人致富和奢侈生活有助於實現公眾的共同福祉。荷蘭醫生曼德維爾（BernardMandeville）定居英格蘭後寫的《蜜蜂的寓言》（1714）一書（肖聿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用這樣的副標題申述了上述主張：PrivateVices，PublicBenefits［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盧梭指責啟蒙智識人罔顧“世世代代的經驗”，我們必須問：什麼經驗？盧梭說，對於“統治的長治久安”來說，好的道德風尚纔是根本。顯然，如今我們很難接受盧梭所說的政治經驗。按照我們的新常識，能讓一種政制“長治久安”的是人人致富，而非好的道德風尚——美國政制好就好在這裡……因此，我們當然沒必要再問這樣的問題：“一旦人們不惜任何代價隻求發財致富，德性會變成什麼樣子呢？”雖然我們如今並非任誰都有資格或財力追求奢侈，但我們的確已經不會認為一個國家崇尚“奢侈”有什麼不對……既然如此，我們為盧梭賀壽實在荒謬。
看過電視劇《家常菜》的我們又會猛然記起，深受奢侈國家青睞的中國黃金采購團的出現僅僅是晚近二十年來的事情。在我們看來，毛澤東的“經驗”似乎符合盧梭所說的“世世代代的經驗”，而這種政治經驗讓我們沒法擺脫民生凋敝的淒慘記憶，因此，毛澤東的“經驗”隻會成為自由派智識人用來呵斥盧梭的論據。然而，盧梭的在天之靈說，難道我所說的“道德風尚”與毛澤東同志提倡的“道德風尚”是一回事？他老人家所提倡的不恰恰以否棄“世世代代的經驗”為前提嗎……
盧梭——而非我們——的確面臨一個巨大困難：他所說的“世世代代的經驗”基於農業文明的政制，歐洲封建制催生出來的現代商業文明徹底顛覆了農業文明的政治經驗。盧梭激憤地說：“古代政治家不厭其煩地講風尚和德性，我們的政治家隻講生意和賺錢”……在今天的治國者眼裡，“一個人對於國家的價值，不過等於他在那裡的消費”——可是，如今的治國者如果不關心國民的“消費”，等待他的不是“天鵝絨革命”就是“占領華爾街”，國家政制何以可能“長治久安”？盧梭在《論科學和文藝》中對治國者說“用金錢可以獲得一切，唯有道德風尚和公民除外”，明顯過時了……在商業文明已經發展到輝煌地步的今天，紀念盧梭生日荒謬之極。
盧梭的在天之靈會爭辯說，我反對的並非是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反對追求奢侈，甚至放任追求奢侈成為國風，不然的話，國民的道德性情一旦被奢侈風敗壞，連法律也沒有能力約束人的不道德行為。

確切來講，奢侈這個問題涉及的究竟是什麼呢？涉及的是懂得對統治來說更重要的東西是什麼：顯赫而短促，還是富有德性而持久？我說是顯赫，但那有什麼光彩呢？在同一個心靈中，炫耀的趣味與正直的趣味很難結合。不，一旦被大量無益的心機敗壞，精神就絕不可能上升到絲毫偉大的程度；即便有此力量，也會缺乏勇氣。（“一論”，第43自然段）

這話首先是針對治國者階層說的，盧梭懂得，很難指望把全民百姓的精神提高到偉大的程度。按照“世世代代的經驗”，盧梭有理由指望治國者階層的精神保持某種程度的偉大，如果這個階層的品質集體敗壞，統治是否能“長治久安”，隻有上天知道……但這話也是針對另一類少數人說的，因為盧梭緊接著就說：

每個藝術家都想要得到贊賞。自己的同時代人的贊譽乃是藝術家的酬報中最珍貴的部分。要是一個藝術家不幸生在這樣一個民族和這樣一個時代之中，為了博得贊譽他該做什麼呢？成為時尚的讀書人，讓淺薄輕浮的年輕人自稱表率，為了壓制自由的專制君主,人們犧牲掉自己的趣味……（“一論”，第44自然段）

雖然“藝術家”隊伍如今已大為擴展，傳媒文人和影視藝人都在此列，但盧梭說的文人藝人的天性仍然沒有改變：這類人天生喜歡出名。畢竟，文人藝人都是天生有纔華的少數人，正如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為治國者，也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為文人或藝人。文人藝人也屬於治國者階層，因為他們有制造社會風氣的纔華。按照“世世代代的經驗”，盧梭其實知道，“靠限制奢侈法並不能完全禁除奢侈，必須從內心深處撥除奢侈，灌輸較為健康、高尚的趣味”（參見盧梭《關於波蘭政體的思考》，崇明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因此，盧梭有理由指望這類人葆有“健康、高尚的趣味”。可是，如今我們誰還好意思說“健康、高尚的趣味”這個語詞？“炫耀的趣味”取代“正直的趣味”，“讓淺薄輕浮的年輕人自稱表率”正是我們時代的自由民主精神的正當訴求。盧梭的在天之靈對我們說，不要一看到“專制君主”這個語詞就以為指的是統治者，所謂“為了壓制自由的專制君主，人們犧牲掉自己的趣味”，指的是有纔華的少數人受“炫耀的趣味”這個“專制君主”支配……所謂受到“壓制”的“自由”，指的是葆有“健康、高尚的趣味”的自由受到“炫耀的趣味”壓制。
盧梭清楚知道，良好的道德風尚“不是法律制約的結果，而是德性教育的結果”。既然治國者和有纔華的少數人都是道德風尚的引導者，那麼，按照“世世代代的經驗”，首先就得教育好這些左右著國家風氣的少數人，他們應該懂得什麼是心靈的高尚和德性。換言之，作為治國者階層，他們首先應該是受教育者。可是，如今他們會受、能受、願意受誰的教育？他們都成了“自由施動者”，誰還有資格和權威教育他們？盧梭說，自由智識人崇尚啟蒙，“把自己的天資降低到自己時代的水平，寧願寫些生前為人稱道的平庸作品，也不願寫出唯有死後很久纔會為人贊美的優秀作品”……換言之，自由智識人先向“淺薄輕浮的年輕人”的趣味看齊，再把“淺薄輕浮”的纔華上升到自然權利高度，然後用這種權利來壓制“世世代代”的高古靈魂，宣稱對他們“采取戰鬥姿態”……為“奢侈風”辯護的主張傳到法蘭西王國時，自由派領軍文人伏爾泰馬上寫了兩首詩為奢侈風辯護，一首題為“塵世”，另一首干脆題為“捍衛塵世或為奢侈辯護”（Défensedu Mondain, ou l’apologie duluxe）——伏爾泰宣稱，限制發展自由工業和自由文藝隻會強化專制，追求舒適和安逸在任何情況下都正當得很，何況，奢侈風氣會增加就業……這正是我們今天的見解。然而，盧梭在《論科學和文藝》中竟然指著伏爾泰的鼻子說：

告訴我們吧，大名鼎鼎的阿魯阨特，為了迎合我們矯揉造作的精巧，你犧牲了多少強健的男性美！你的諂媚造出多少精巧的小玩意兒，卻使你失去了多少偉大的東西！（同上）

阿魯阨特是伏爾泰的本名，伏爾泰是阿魯阨特的筆名，直呼本名無異於直戳這位自由派文人低俗的自然……如今，後現代的各色伏爾泰在傳媒閃光燈下頻頻登臺亮相，盧梭恐怕也不會再像當年那樣直指這類人的鼻子，如果他不想喫“程序正義”的官司的話。至於任何時代都會有的不妥協的堅守高尚的靈魂，盧梭也已經預見到他們在當今時代的下場：

奢侈必然導致道德風尚的解體，道德解體反過來又引致趣味的敗壞。如果天資卓越的人中踫巧有人靈魂堅毅，拒絕把自己借給時代的天資，用幼稚的作品來貶低自己，那他可就慘啦！（“一論”，第45自然段）

盧梭不僅過時，而且政治不正確，因為，有纔華的少數人如今理直氣壯地“趣味敗壞”。盧梭在《論科學和文藝》中對自己同時代的藝術家說：

卡爾和比爾啊，這樣的時刻已經來啦：你們的畫筆本來命定要以崇高而神聖的畫像去恢宏我們神殿的莊嚴，如今，你們得扔掉畫筆，不然的話就會被用來給小馬車的車廂畫傷風敗俗的裝飾畫啦。（同上）

如今我們有誰還會覺得盧梭的話有分量？既然我們已經認可“趣味敗壞”的合法性並用法律秩序來捍衛它，為盧梭賀壽究竟是對盧梭的諷刺，還是對我們自己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