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這一概念，本來是局部地區性的歐洲的概念，至多不過是他們歐洲內部對舊時代進行自我謳歌時使用的概念。可是，隨著歐洲不斷將其自身膨脹至與整個世界同等大小，“近代”這一概念也就在不知不覺中化身成為一個世界性概念，到這時，“近代”一詞甚至成了證明歐洲在世界史上的優越地位的標志。亞洲對此的表現則是或抵抗或屈服、或贊美或追隨，而終的結果都是接受了這個概念。由於經歷過如此的過程，所以對於亞洲來說，“近代”一詞不得不成為一個包含多種的概念。


《溝口雄三著作集：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的意圖就在於要從這些無奈之走向自由。即：對歐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隨。如果是已經接受了“近代”這個概念，那麼索性就使其在亞洲實現本土化。亞洲與歐洲原本就“體質”迥異，但如果要在這樣一個與歐洲異質的亞洲尋見“近代”的話，那就隻能上溯到亞洲的前近代，將其確定為淵源，也就是說，依據亞洲固有的概念重新建構“近代”。

溝口雄三，（1932-2010），生於日本名古屋，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研究生時代師從愛知大學著名支那史家入矢義高，開始李贄文獻的閱讀和中國思想史研究。先後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助手、中經琦玉大學講師，東京大學文學部副教授，教授。在此期間，他成功地打通了東京大學文學部文史哲的限制，建立跨學科的對話機制，並在1985年創建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會。他在2007年牽頭成立集全日本宋明學者為一體的《朱了語類》譯注刊行委員會，正式啟動《朱子語類》日譯的二十年大工程。休後任教於大東文化大學文學部，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溝口一生不僅留下具有極大思想衝擊力的著述，而且推動了多種國內與國際的大型學術活動。例如與中國學者發起“知識共同體”對話，持續討論戰爭的記憶與責任問題等等。主要著作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作這方法的中國》、《中國的思想》、《中國的公與私》、《中國的衝擊》等，曾主編《中國思想文化基礎》、《在亞洲思考》（七卷）；翻譯有中國宋代佛教典籍《碧岩錄》和王陽明《傳習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