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本說明

［初版］弁言



引論五篇

與中國的“國家理由”

科耶夫與

風流人物古難數

當代的文史

康有為有如一面鏡子



新中國與政治史學

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

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

智深勇沉的革命文人

我們為什麼有必要學習古代世界歷史



開放時代的政治德性

負薪救火立此存照

以改革開放的名義

歷史中的隱情

走出傷痕思維

走出傷痕思維

——《三聯生活周刊》訪談



［《三聯生活周刊》編者按］ 二十一世紀初以來，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興起，並獲得如此之大的影響，與劉小楓教授的工作密不可分。本刊圍繞“思想與時代”這一主題，請劉小楓教授回顧了自己四十年來的學習和研究經歷。他讓我們看到，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下，對思想史研究需要承擔的關鍵任務的認知與踐行過程，古典學傳統的政治哲學如何與中國面對的現代性問題，乃至中國自身的政治哲學淵源彙聚到一起。



三聯生活周刊：您在1978年上大學，自己的學業與“改革開放”同年起步，您一定還記得這個不尋常的年份。

劉小楓：的確難忘。我1974年高中畢業後隨即作為知識青年下鄉，當時抱定的信念是“扎根農村一輩子”，村裡的農民紛紛打量我是否可能做誰家的女婿。差不多兩年左右，我學會了所有農活，成了與農民一樣的標準勞力。這時我纔明白，並非真要我“扎根農村”，而是要我認識中國的土地。所以，認識土地後，我開始自學古代漢語和音樂，迷上了拉小提琴。

當時實行“頂替”工作制，即父母退休，兒女纔可以獲得一個工作崗位。我父親在文化局繫統工作，他退休後，我就“頂替”進了文化局屬下的市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於1946年建館，為紀念一年前去世的羅斯福，因此名為“羅斯福圖書館”。當時的館長在1949年跑去了美國，做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的主任。二十多年來，他鍥而不舍地給重慶圖書館寄資料，主要是美國的期刊（如《時代周刊》、《圖書出版通訊》）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類科技出版物。

 

一 惶惑中的求索



三聯生活周刊：您以美學研究以及對德國浪漫派哲學的研讀作為進入學術領域的起點，與這段經歷有關吧。今天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兩部早期著作《詩化哲學》和《拯救與逍遙》？

劉小楓：我初喜歡文學，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憶錄中我得知，要成為好的小說家，先得學好哲學。我找到一本《大眾哲學》來讀，沒有讀懂，不明就裡地覺得哲學乏味，從此就不再理會任何哲學書。其實，如果當時我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讀的什麼哲學書，那麼，我就不會不幸地走二十年彎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喜歡讀柏拉圖。

《詩化哲學》和《拯救與逍遙》是完全不同的探索，前者是學位論文，僅僅關注啟蒙運動之後德意志學界為何會出現美學熱，而英國和法國並沒有這樣的美學熱。這一思想史問題過於復雜，如果我當時就能讀到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我的認識就不會那麼簡單、平面。在1980年代初，不僅我本人，整個中國學界的學術視野都還非常狹窄。

《拯救與逍遙》開闊得多，它勇闖中國思想面臨的世紀性難題，即中國學人應該如何認識西方文明。李澤厚先生說，他若年輕三十歲就會研究劉小楓。不少人把這話讀作對我的莫大褒獎，純屬誤讀。李先生的意思是：你們瞧，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抨擊儒道釋，現在又成了中國古代文明思想的衛道士，不是自己反對自己嘛。研究劉小楓除了讓他的立場前後矛盾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不會有別的什麼意義。

如果一個人僅僅關切中國思想面臨的真問題本身，那他就不會看重自己如何被人評說。誰若能看到《拯救與逍遙》的攻擊矛頭指向現代中國思想界的各色新儒家，他也不會喜滋滋地以為，1998年之後的劉小楓在反對1988年的劉小楓。

沃格林是近一位西方歷史哲學大家，他超越了自己的前人，而且迄今無人出其右。在他看來，猶太基督教思想作為文明受害者的精神經驗表達，在超越層面的突破甚至古希臘哲學智慧也無法比擬。誰若認真讀過他那部厚重的《以色列與啟示》，他就會懂得，《拯救與逍遙》的思想史含義與個人無關。



三聯生活周刊：您在瑞士求學以及在香港從事研究十餘年，學術興趣為什麼逐步從基督教思想史轉向了社會理論？1998年出版《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前後，您如何認知現代性問題之於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意義？

劉小楓：我的學術興趣沒有從基督教思想史轉向社會理論這回事，《拯救與逍遙》之後，我同時研究基督教理論和社會理論，因此博士論文題目堅定地選擇了舍勒，而我的博士導師以憑靠海德格爾哲學發揮神學見長。

嚴格來講，我當時關注的也是基督教神學理論，而非基督教思想史。舍勒既是哲學家、社會理論家，又是基督教精神的現代傳人。他致力於讓傳統的基督教精神與現代的學問樣式結合起來，這讓我入迷。當時，我覺得自己面臨的首要課題是，搞清現代西方的思想大家如何面對現代性問題。今天的人們應該知道，1990年代初，全球學界出現了“現代化問題熱”，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就像如今的“中國崛起”一樣受人關注。

對坊間時髦的議題，我一向有出自本能的警惕，喜歡趁機探個究竟。畢竟，1970年代的經歷讓我記得，切莫跟著時髦議題發言，否則容易犯錯。



二 古典政治哲學與新世紀的中國學術



三聯生活周刊：您何時注意到施特勞斯其人及其學說，並意識到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您在《刺蝟的溫順》中批評伯林是否有針對現實的意味？您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本土的自由主義話語，尤其是對羅爾斯及其學說的褒揚，存在的問題是什麼？

劉小楓：1990年代末，我研究施米特時遇到邁爾的《隱匿的對話》，讓我開始重視施特勞斯。不過，朗佩特的《施特勞斯與尼采》纔讓我徹底開竅，直接催生了《尼采的微言大義》。我向好些朋友推薦過這本書，盡管我完全不贊同朗佩特對尼采的頌揚和對施特勞斯的批評。朗佩特認為，尼采持守了真正的哲學即自然哲學，向現代物理學歡呼致敬；我則認為，美國的施特勞斯弟子，無論門內還是門外的，大多沒有看到施特勞斯的核心關切是學人品質的敗壞問題。

朗佩特來北京講學時，我同他交換過看法。我很喜歡朗佩特這個人，他作為哲人心地非常清純，文筆也很好。

中國本土的自由主義話語的問題與此有關，但我們需要理解這種話語產生的土壤。1980年代初，“傷痕文學”很熱，我們養成了傷痕思維習慣，而且迄今沒有走出這種習慣。不應該忘記傷痕，但要正確看待自己身上的傷痕，做到這一點的確不容易。我自己長期是個傷痕主義者，西方和中國的古典思想纔讓我更好地理解個人乃至國家身上的歷史創傷。



三聯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紀初興起的政治哲學研究趨勢，特別是施特勞斯如此受歡迎的現像？施特勞斯的古典政治哲學路徑如何與中國面臨的現代性考驗擦出火花？

劉小楓：晚近二十年來的確出現了政治哲學研究趨勢，但恐怕不能說“施特勞斯如此受歡迎”。恰恰相反，猶疑、抵觸、反感甚至憎惡者更多。讓人感到好奇的現像毋寧是：為什麼我們對海德格爾、福柯、伯林更不用說羅爾斯從來沒有滋生過猶疑、抵觸、反感惶論憎惡。這個現像說明了什麼呢？對此我很好奇，也想不明白。



三聯生活周刊：在您看來，施特勞斯、施米特、科耶夫這三位二十世紀大哲的學術路徑分別對應著當前中國的哪些現實需求？

劉小楓：我不認為科耶夫足以與施特勞斯和施米特相提並論，差得太遠。他極為聰明，但他的主要興趣在實際政治方面。就“大哲”而言，沃格林足以取代他。施米特也算不上“大哲”，毋寧說他是偉大的政治思想家。

您一定驚詫我竟然用到“偉大的”這個形容詞。沒錯，我欽佩施米特頭腦清醒，勇於面對時代困境引致的思想難題。作為法學思想家，他不僅有正義感，還有一顆詩人般的善感之心。我剛編完一本文集《施米特與破碎時代的詩人》，不久會面世，其中的一篇訪談讓我感動：他心靈上的傷痕比我多比我深。這顆靈魂上的傷痕並非個人性的，而是作為一個文明民族的德國身上的傷痕。

我對自己的研究生們說過，你們的博導是施特勞斯、施米特和沃格林，我僅僅是他們的助教。可以聘尼采為副教授，其他人就算了，名額有限。

聘這三位當博導，與我自己所看到的現實問題相關。凡好學之人首先需要搞清楚何謂以及應該如何“好學”，施特勞斯在這方面是好的老師。好學的熱情都置身於現實的政治處境，而政治處境從來就極為復雜難辨。

如果我們願意辨識處境，而非對政治問題頭腦簡單，那麼，施米特是好老師，他的思想經驗從正反兩方面來看都難能可貴。理解現實的政治處境，尤其需要培養具有正確辨識能力的眼光，或者說需要歷史感與超歷史感混合的眼光。如何把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史關聯起來，而且具有世界文明的視野，沃格林是再好不過的老師，盡管他的表述方式實在不敢恭維。



三 “經典與解釋”叢書與中國學術的未來



三聯生活周刊：您的學術生涯大部分時間在從事西學經典詮釋，為何近十幾年越來越頻繁地嘗試回到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您希望建構或貫通某種學“統”嗎？如果是的話，那麼你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又是什麼？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斷然拒絕種種現代式的回歸中國古典的路徑，不等於置身現代的我們無需回歸中國的古典。問題僅僅在於，如何回歸中國的古典。如果您認為我近十幾年越來越頻繁地嘗試回歸中國的古典，那麼，這僅僅表明我跟隨施特勞斯學習如何回歸古典有了長進。

我對建構或貫通什麼學“統”之類毫無興趣，要說的挑戰和困難，都與自己的求索相關，說出來也沒什麼意思。



三聯生活周刊：“經典與解釋”書繫已經出版五百餘種，您認為這一翻譯工程的價值何在？

劉小楓：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這個當事人來回答，俗話說，讓歷史去回答吧。我僅能說，自己的期許是，“夯實”中國學術思想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界的心力幾乎全部撲向西方的當代學術即二十世紀以來的學術，1960年代尚存研究西方現代早期即十六至十八世紀思想的學術力量，如今幾乎蕩然無存。

整全地認識西方文明思想傳統，是中國學界面臨的歷史性任務，“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了越來越好的生活條件，如果我不趕緊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真覺得對不起前人經受的磨難。帥曾問周恩來總理為何如此拼命干活，他的回答是：他身邊有太多戰友非常年輕就遇難，他要用加倍工作來替難友們實現對中國的熱愛。這話讓我刻骨銘心，也讓我想起二十世紀的中國學界，同樣有太多在學術上犧牲了的前輩。



三聯生活周刊：您認為包括您在內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代政治思想史學者嘗試認知並應對的問題是什麼？二十一世紀初的這一代學者又需要認知何種問題？

劉小楓：您所說的“代政治思想史學者”是誰？有這樣一批人嗎？據我所知，深入政治思想史的學者並不多，有也心向各異，沒法籠統談他們嘗試認識和應對的問題是什麼。

至於二十一世紀初的一代學者，他們都有各自的精神和學問上的導師，因此您的後一個問題無需我來代替他們回答。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