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是西方人文科學、歷史哲學的奠基人。他出生於天纔輩出的17世紀，他以創建一種人類社會的科學為己任，《新科學》是他的代表作。維柯的思想影響了赫爾德、洪堡、黑格爾和馬克思，更準確地說，維柯是19世紀西方哲學思想的根源。維柯是一位思想的天纔，然而他不是駕馭自己思想的高手，他未能把自己原創性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繫統地表述出來，這位意大利哲學家的思想光輝閃爍於他的零散論述中。

《維柯的哲學》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美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克羅齊對維柯思想的重新闡釋。克羅齊在本書中提煉了維柯歷史哲學的精華，深入分析了維柯哲學產生的歷史背景、學術價值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其目的在於引領讀者領悟維柯思想的本意，把歷史哲學的研究推向更深廣的層面。本書是人文科學研究的入門書，也是探究維柯思想堂奧的墊腳石。

第十一章

重演律

心靈，在穿越了它的進步歷程之後，在從感覺順利地上升到想像的和理性的共相之後，在從暴力上升到平等之後，它遵循自己永恆的本性義無反顧地再次經歷這一過程，沉陷於暴力和感覺之中，因此，它重新開始了自己的上升運動，重演出現了。

這是維柯的“重演”的哲學含義，而不是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表達的確切的行為。 在維柯的作品中，永恆循環幾乎別無選擇地被認為在諸民族歷史中得到了例證，在人類民眾事務中，它是此消彼長的狀態。 明在比感性的原始粗野狀態更糟糕的“ 反思的粗野狀態” 中終結了。感性帶有原始的高貴，反思卻是卑鄙的，不可信賴的，奸詐的。因此，在一個新的感性的野蠻狀態的漫長歲月中，把居心叵測的纔智這種邪惡的機巧消磨掉是必要的。然而，我們必須把“重演”概念從歷史事實和社會學的框架中拉回來並對其進行清洗，我們不僅要解釋維柯所給予這一概念的絕對的和永恆的特性，而且要證明建立於這一概念之上的歷史表像和社會學規律的合理性，並初步從這一概念中取得它們的說服力。

由希臘的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和政治家制訂的重演律和維柯的一樣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之上的，並且是建立在膚淺的哲學之上的。他們假定自己的目標擁有外在的、空虛的政治形式，並致力於把經驗材料安置於這些形式繫列之上，或者通過模糊不清的推理達到這一目的。然而，維柯的目標是文化形式，其中包括全部生命活動：經濟與法律，宗教與藝術，科學與語言，並追溯它們的最內在的源泉— — —人類心靈。他“依據心靈基本形式的節奏創立了人類心靈形式的繫列”。這樣看來，用維柯的“重演”與柏拉圖或波裡比阿、馬基雅維裡或康帕內拉之不同的學問進行比較，實際上都是無用的，以至於維柯（據我們所知，盡管他經常誤解他的前輩，但是他不可能被指控妄圖把他們忽略掉，實際上，他在自己思索的地方找到了與他們平行或同一的思想，他傾向於誇大事實）認為沒有必要提及這一點或認為它毫無價值。波裡比阿的“循環運動”幾乎已被認為是永恆的理想歷史的預演， 國家依靠自然經濟轉換、改變形態並且回到同一點上。但是當維柯要求讀者對“ 哲學家們如何運用公民政府的基本原則和波裡比阿依據真理的變化推理出的真理進行思考時”，他把波裡比阿和其他人相提並論。康帕內拉把歷史的循環和占星術的規律聯繫起來；馬基雅維裡構思出了開啟重演之門的大災難：“當人類的狡詐伎倆和惡意的言行一去不復返之時，世界必須通過這三種方法（即瘟疫、 饑荒、洪水，關於新宗教和新語言的人類方式不考慮在內）中的一個來淨化自身，為的是使已變得稀少和淳樸的人類有可能過上更好的生活並且變得更加完美。” 維柯提到的一個先例是古代埃及人把歷史劃分為神的時代、英雄時代、人的時代，維柯提及這一先例隻是為了以自己的方式來解釋歷史，實際上他從總體上賦予這種劃分以全新的內容。

如果位於維柯社會學理論根基處的哲學加強了重演的社會理論，那麼它所摻雜的歷史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就削弱了這種理論。維柯尤其精通羅馬史並且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羅馬史是維柯的第一個歷史研究課題，也是他多年鑽研的對像。因此，無論是因為維柯對羅馬史的深入研究，還是因為羅馬史研究的復雜性感人至深和經久不衰，羅馬史在維柯的思想中都是典型的、標準的歷史，為其他的歷史提供了樣板，同時也和盛衰之道即演化和重演律本身混淆在一起。羅馬向他展示了羅慕路斯的庇護所，那是從自然狀態向政治組織的轉變：起初，隻出現了貴族制和君主制的組織，甚至後來這兩種組織也未曾出現；民主制源自於對貴族制的抗爭，結束於真正的君主制，這是市民生活的最完美形式；從那時起，人類歷史經歷了一個每況愈下的過程：反思的或文明的野蠻狀態比起原始高尚的野蠻狀態來是無比的惡劣。與之相隨的是在自然狀態中漫遊的次級形態，在自然狀態和新的野蠻狀態中，一個新的青年時代，即中世紀來到了。希臘人難於從羅馬史中概括出一般結論，隻能在此處或彼處加以補充，這個羅馬史如同維柯制定的社會動力學規律中的格言。人類首先被必然性刺痛，接著被功利吸引，再接下來是意識到了方便，在那之後便尋歡作樂，接著揮霍奢侈，最後淪為瘋狂地濫用資源的犧牲品。起初必須存在著像波呂斐摩斯那樣的殘忍強壯之人，並使人在家庭生活狀態中服從於人，並勸誘他遵守市民生活的法律。必須存在著像阿喀琉斯這樣的其本性決不贊同平等的人，纔能在家庭之上建立共和的貴族政體。接下來，要想開闢普遍民主的道路，勇敢者和像阿裡斯泰德、西庇阿阿弗裡卡努斯這樣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在這之後，具有顯著的美德同時又帶偉大缺點的偉人出現了，比如亞歷山大或愷撒，他們聲名遠揚，並且引進了君主制。再後來，一定是像提比略這樣有嚴肅思考本性的人鞏固了君主制；最後，像卡利古拉、尼祿、杜米提安這樣的狂野、荒淫、不知羞恥之人推翻了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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