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新版，世紀文庫）

內容簡介

本書除導言外包括“單向度社會”、“單向度的思想”和“進行替代性選擇的機會”三部分。作者通過對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語言等領域的分析、批判，指出發達工業社會是如何成功地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這個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而生活於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這種人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本書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了較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露出其社會批判理論的烏托邦性質。本書對研究蘭克福學派和馬爾庫塞理論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致謝
導言批判的停頓：沒有反對派的社會
單向度過社會
第一章控制的新形式
第二章政治領域的封閉
第三章不幸意識的征服：壓抑性的俗化趨勢
第四章話語領域的封閉
單向度的思想
第五章否定性的思維：被擊敗了的抗議邏輯
第六章從否定性思維到肯定性思維：技術合理性和統治的邏輯
第七章肯定性思維的勝利：單向度的哲學
進行替代性選擇的機會
第八章哲學的歷史承諾
第九章解放的大變動致謝
導言批判的停頓：沒有反對派的社會
單向度過社會
第一章控制的新形式
第二章政治領域的封閉
第三章不幸意識的征服：壓抑性的俗化趨勢
第四章話語領域的封閉
單向度的思想
第五章否定性的思維：被擊敗了的抗議邏輯
第六章從否定性思維到肯定性思維：技術合理性和統治的邏輯
第七章肯定性思維的勝利：單向度的哲學
進行替代性選擇的機會
第八章哲學的歷史承諾
第九章解放的大變動
第十章結論
譯後記

在線試讀

第一章控制的新形式：
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這是技術進步的標志。說實在的，下述情況是再合理不過的了：個性在社會必需的但卻令人厭煩的機械化勞動過程中受到壓制；個體企業集中為更有效、生產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對設備不平衡的經濟單位間的自由競爭加以調節；削減對組織國際資源起阻礙作用的各種特權和國家主權。這種技術秩序還包含著政治上和知識上的協調，這是一種可悲而又有前途的發展。
權利和自由在工業社會的形成時期和早期階段曾是十分關鍵的因素，但現在它們卻正在喪失其傳統的理論基礎和內容而服從於這個社會的更高階段。思想、言論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們曾經促進和保護的自由企業一樣，本質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觀念，是更有生產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取代已過時的文化的觀念。這些權利和自由一經制度化，便成了這個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並與這個社會共命運。成就取消了前提。
免於匱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體實質。隨著這種自由逐漸增大其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屬於較低生產率階段的各種自由相應地失去其先前的內容。當一個社會按照它自己的組織方式，似乎越來越能滿足個人的、需要時，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對權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漸被剝奪。這樣一個社會可以正當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則和制度，並把政治上的反對降低為在維持現狀的範圍內商討和促進替代性政策的選擇。在這方面，由某種極權主義制度還是由某種非極權主義制度來滿足需要，似乎是無關緊要的。在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對制度本身采取不順從態度，看來對社會是毫無助益的；當它給社會帶來明顯的經濟和政治的不利並威脅到整個社會的順利運轉時，就更是如此。的確，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一定要通過個人自由的競爭性協作來生產和分配商品和服務設施。
企業活動的自由一開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不是工作酌自由就是挨餓的自由，它給絕大多數人帶來了艱辛、不安和焦慮。假如個人不再作為一個自由的經濟主體被迫在市場上出售他自身，那麼，這種自由的消失將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機械化和標準化的工藝程序可能使個人的精力釋放到一個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領域。人類生存的結構本身就會改變；個人將從勞動世界強加給他的那些異己的需要和異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來。這時，個人將會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產機構能夠組織起來，並致力於滿足生命攸關的需要，那麼，它的控制還是充分地集中起來為好；這種控制並不妨礙個人的意志自由，反而會使它成為可能。第一章控制的新形式：
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這是技術進步的標志。說實在的，下述情況是再合理不過的了：個性在社會必需的但卻令人厭煩的機械化勞動過程中受到壓制；個體企業集中為更有效、生產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對設備不平衡的經濟單位間的自由競爭加以調節；削減對組織國際資源起阻礙作用的各種特權和國家主權。這種技術秩序還包含著政治上和知識上的協調，這是一種可悲而又有前途的發展。
權利和自由在工業社會的形成時期和早期階段曾是十分關鍵的因素，但現在它們卻正在喪失其傳統的理論基礎和內容而服從於這個社會的更高階段。思想、言論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們曾經促進和保護的自由企業一樣，本質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觀念，是更有生產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取代已過時的文化的觀念。這些權利和自由一經制度化，便成了這個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並與這個社會共命運。成就取消了前提。
免於匱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體實質。隨著這種自由逐漸增大其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屬於較低生產率階段的各種自由相應地失去其先前的內容。當一個社會按照它自己的組織方式，似乎越來越能滿足個人的、需要時，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對權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漸被剝奪。這樣一個社會可以正當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則和制度，並把政治上的反對降低為在維持現狀的範圍內商討和促進替代性政策的選擇。在這方面，由某種極權主義制度還是由某種非極權主義制度來滿足需要，似乎是無關緊要的。在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對制度本身采取不順從態度，看來對社會是毫無助益的；當它給社會帶來明顯的經濟和政治的不利並威脅到整個社會的順利運轉時，就更是如此。的確，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一定要通過個人自由的競爭性協作來生產和分配商品和服務設施。
企業活動的自由一開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不是工作酌自由就是挨餓的自由，它給絕大多數人帶來了艱辛、不安和焦慮。假如個人不再作為一個自由的經濟主體被迫在市場上出售他自身，那麼，這種自由的消失將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機械化和標準化的工藝程序可能使個人的精力釋放到一個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領域。人類生存的結構本身就會改變；個人將從勞動世界強加給他的那些異己的需要和異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來。這時，個人將會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產機構能夠組織起來，並致力於滿足生命攸關的需要，那麼，它的控制還是充分地集中起來為好；這種控制並不妨礙個人的意志自由，反而會使它成為可能。
這是發達工業文明有可能達到的目標，也是技術合理化的“目的”。但實際上在發生作用的卻是相反的趨勢：國家機器把其防務和擴張的經濟、政治需要強加在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上，強加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當代工業社會，由於其組織技術基礎的方式，勢必成為極權主義。因為， “極權主義”不僅是社會的一種恐怖的政治協作，而且也是一種非恐怖的經濟技術協作，後者是通過既得利益者對各種需要的操縱發生作用的。當代工業社會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對社會整體的局面出現。不僅某種形式的政府或黨派統治會造成極權主義，就是某些特定的生產與分配制度也會造成極權主義，盡管後者很可能與黨派、報紙論”以及“對等權力牽制”等等相一致。
今天，政治權力的運用突出地表現為它對機器生產程序和國家機構技術組織的操縱。發達工業社會和發展中工業社會的政府，隻有當它們能夠成功地動員、組織和利用工業文明現有的技術、科學和機械生產率時，纔能維持並鞏固自己。這種生產率動員起整個社會，超越和凌駕於任何特定的個人和集團利益之上。機器在物質上的（僅僅是物質上的？）威力超過個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體的體力這一無情的事實，使得機器成為任何以機器生產程序為基本結構的社會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趨勢是可以逆轉的；機器的能力實質上是人的能力的積累和表現。工作世界在什麼程度上被理解為一架機器並依此而被加以機械化，它就在什麼程度上成為人的新的自由的潛在基礎。
當代工業文明表明，它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自由社會”已經不再能夠用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這樣一些傳統概念來說明。這不是因為這些自由已微不足道，而是因為它們過分重要以致超越了傳統模式。因此，需要有符合新的社會能力的新的表述方式。
這些新的方式隻能用否定的字眼來加以表達，因為它們實際上是對現行方式的否定。經濟自由因而意味著擺脫經濟的自由——擺脫經濟力量和經濟關繫的控制；意味著免於日常的生存鬥爭、免於謀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著個人從他們無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來。同樣，思想自由意味著恢復被宣傳工具和思想灌輸所同化了的個人思想，意味著把“社會輿論”連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這些主張之所以聽起來不現實，並不表示它們具有烏托邦的性質，而是說明阻礙它們實現的力量相當強大。反對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鬥爭形式，是灌輸那些使生存鬥爭的過時形式永恆化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
人類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強度、滿足程度乃至特征，總是受先決條件制約的。對某種事情是做還是不做，是贊賞還是破壞，是擁有還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會成為一種需要，都取決於這樣做對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需要是歷史性的需要。社會要求個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發展，個人的需要本身及滿足這種需要的權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從於凌駕其上的批判標準。
我們可以把真實的需要與虛假的需要加以區別。為了特定的社會利益而從外部強加在個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艱辛、侵略、痛苦和非正義永恆化的需要，是“虛假的”需要。滿足這種需要或許會使個人感到十分高興，但如果這樣的幸福會妨礙（他自己和旁人）認識整個社會的病態並把握醫治弊病的時機這一纔能的發展的話，它就不是必須維護和保障的。因而結果是不幸之中的欣慰。現行的大多數需要，諸如休息、娛樂、按廣告宣傳來處世和消費、愛和恨別人之所愛和所恨，都屬於虛假的需要這一範疇之列。
這樣的需要具有社會的內容和功能，它們取決於個人所無法控制的外力；這些需要的發展和滿足是受外界支配的。無論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變成個人自己的需要，並由他的生存條件所重復和增強；無論個人怎樣與這些需要相一致並感覺到自己從中得到滿足，這些需要始終還是它們從一開始就是的那樣——要求壓制的勢力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產物。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一個既成的事實，是人們在無知和失望中所接受的事實，同時也是為了個人幸福、為了所有以痛苦為其滿足代價的人的利益而必須加以消除的事實。隻有那些無條件地要求滿足的需要，纔是生命攸關的需要——即在可達到的物質水平上的衣、食、住。對這些需要的滿足，是實現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內的一切需要的先決條件。
對於任何意識和良心，對於任何不把流行的社會利益作為思想和行為的最高準則的經驗，已確立的各種需要和滿足都應以它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這一尺度來加以檢驗。這些尺度完全是歷史性的，它們的客觀性也是歷史性的。在一定條件下，對各種需要及其滿足的評價涉及一些具有優先地位的標準，這些標準指的是最充分地利用人類現有的物質資源和智力資源，使個人和所有個人得到最充分的發展。這些資源是可以計算的。需要的“真實”與“虛假”在下述意義上指明各種客觀條件：根本需要的普遍滿足和辛勞、貧困的逐漸減輕成為普遍有效的標準。但是，作為歷史的標準，它們不僅因地區和發展階段而異，並且隻能在同現行標準（或多或少）相矛盾的意義上來加以說明。那麼，什麼樣的法庭可以自稱擁有決定性的權威呢？
歸根到底，什麼是真實的需要和虛假的需要這一問題必須由一切個人自己來回答，但隻是歸根到底纔是這樣；也就是說，如果並當他們確能給自己提供答案的話。隻要他們仍處於不能自治的狀態，隻要他們接受灌輸和操縱（直到成為他們的本能），他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就不能認為是他們自己的。同樣，沒有任何法庭能正當地自認有權來決定哪些需要應該發展和滿足。任何這樣的法庭都是應該受到指責的，盡管我們強烈地堅持這一看法並不排除下述問題：人們自己既然已經是頗有成效的統治的對像，又怎能創造自由的條件呢？
抑制性的社會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術性強、愈是全面，受管理的個人用以打破奴隸狀態並獲得自由的手段與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的確，把理性強加於整個社會是一種荒謬而又有害的觀念，但嘲笑這種觀念的社會卻把它自己的成員變成全面管理的對像，這樣做的正當性是大可懷疑的。一切解放都有賴於對奴役狀態的覺悟，而這種覺悟的出現卻往往被占主導地位的需要和滿足所阻礙，這些需要和滿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個人自己的需要和滿足。發展的過程往往是用另一種制度取代預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標則是用真實的需要代替虛假的需要，拋棄抑制性的滿足。
發達工業社會的顯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從尚可忍受的、有好處的和舒適的情況中擺脫出來的需要，同時它容忍和寬恕富裕社會的破壞力量和抑制功能。在這裡，社會控制所強求的正是對於過度的生產和消費的壓倒一切的需要；對於實際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對於撫慰和延長這一麻木不仁狀態的緩和方式的需要；對於維持欺騙性自由的需要，這些自由是壟斷價格中的自由競爭，審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標和圈套之間的自由選擇。
在抑制性總體的統治之下，自由可以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統治工具。決定人類自由程度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可供個人選擇的範圍，而是個人能夠選擇的是什麼和實際選擇的是什麼。自由選擇的準繩絕不可能是絕對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對的。自由選擇主人並沒有使主人和奴隸歸於消失。如果商品和服務設施維護對艱辛和恐懼的生活所進行的社會控制的話，就是說，如果它們維護異化的話，那麼，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務設施中所進行的自由選擇就並不意味著自由。何況個人自發地重復所強加的需要並不說明他的意志自由，而隻能證明控制的有效性。
我們對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看法會招致這樣一種異議，即認為我們過高地估計了“新聞媒介”的灌輸力量，認為人們自己會發現和滿足如今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種種需要。這種異議忽略了問題的要害所在。我們的前提並不是從收音機和電視機的大量生產出發的，也不是從集中對它們加以控制出發的。人們早就已經適應於這種控制的接收器。決定性的差別在於把已有的和可能的、已滿足和未滿足的需要之間的對立（或衝突）消去。在這裡，所謂階級差別的平等化顯示出它的意識形態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並漫遊同樣的遊樂勝地，如果打字員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兒一樣漂亮，如果黑人也擁有凱迪拉克牌高級轎車，如果他們閱讀同樣的報紙，這種相似並不表明階級的消失，而是表明現存制度下的各種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著用以維持這種制度的需要和滿足。
誠然，在當代社會最高度發達的地區，把社會需要移植成個人的需要是如此地有效，以致它們之間的差別似乎純粹是理論上的事情。人們當真能對作為新聞與娛樂的工具和作為灌輸與操縱力量的大眾傳播媒介作出區分嗎？當真能對制造公害的汽車和提供方便的汽車作出區分嗎？當真能對實用建築的恐怖與舒適作出區分嗎？當真能對為保衛國防和為公司營利的手段作出區分嗎？當真能對提高生育率方面私人的樂趣和商業上、政治上的功用作出區分嗎？
我們又一次面對發達工業文明的一個最令人煩惱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產率和效能，它的增長和擴大舒適生活品的潛力，它的把浪費變為需要、把破壞變為建設的能力，這都表明現代文明使客觀世界轉變為人的精神和肉體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異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問題。人們似乎是為商品而生活。小轎車、高清晰度的傳真裝置、錯層式家庭住宅以及廚房設備成了人們生活的靈魂。把個人束縛於社會的機制已經改變，而社會控制就是在它所產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穩定的。
社會控制的現行形式在新的意義上是技術的形式。不錯，在整個近代，具有生產性和破壞性的國家機器的技術結構及效率，一直是使人們服從已確立的社會分工的主要手段。而且，這種結合往往伴隨著更為明顯的強制形式：生計的喪失，法庭、警察、武裝力量的管轄。情況現在依然如此。但是在當代，技術的控制看來真正體現了有益於整個社會集團和社會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對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在工業文明的最發達地區，社會控制已被潛化到這樣的地步，甚至連個人的抗議在根本上也受到影響。拒絕“隨大流”的思想情緒顯得是神經過敏和軟弱無力的。這就是下述政治事件在社會心理上的反映：在工業社會前一階段似乎代表新的生存方式之可能性的那些歷史力量正在消失。
但“潛化”一詞或許不再說明個人是以什麼方式自動重復社會所施加的外部控制並使之永恆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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