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與慢”文叢之一

靈魂與自由意志問題，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核心議題之一。這一論域上承中世紀神學與經院哲學遺產，下啟現代哲學之濫觴，為認識論轉型和主體性哲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靈魂與自由意志》由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彭波那齊的《論靈魂不朽》（1516）、瓦拉的《關於自由意志的對話》（1439）以及費奇諾的《關於心靈的五個問題》（1495）三部分組成，展現了這一時期哲學的三種面相及其背後共通的人文主義新興意識。
其中，彭波那齊繼承了亞裡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傳統，他將強調個體靈魂的尊嚴與價值的新人文主義引入學術傳統之中，並致力於支持人性論觀念。
而以獨創性和批判精神著稱的瓦拉，則對亞裡士多德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吸收，認為靈魂具有尊貴的性質，人類靈魂相比動物靈魂的高貴之處在於，人類的靈魂是不朽的，也就是說，靈魂在人死之後依然持存。
相比彭波那齊和瓦拉，費奇諾意義上的靈魂學說則是柏拉圖（主義）神學式的“靈魂不朽”，他對靈魂論題的論證首先依賴於對於本體論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的刻畫。
可以說，三位哲學家從三種不同的維度對靈魂與自由意志這一議題進行了思考和探討，他們以自己的視域開啟了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的人文主義思潮，也啟發了後世對於相關問題的探索。

彭波那齊（Pietro Pomponazzi，1462—1525），意大利亞裡士多德主義者。他繼承了意大利大學的偉大傳統，反對阿威羅伊主義的統治地位，並將強調個體靈魂的尊嚴與價值的新人文主義引入學術傳統之中。著有《論靈魂不朽》《論命運，自由意志，以及預定》等。
瓦拉（Lorenzo Valla，1405—1457），通常被視為富有獨創性和影響力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之一。著有《<君士坦丁贈禮>偽作考》《論拉丁語的優雅》等。
費奇諾（Marsilio Ficino，1433—1499），15世紀意大利影響力的柏拉圖主義擁護者之一，以拉丁語首度注譯了柏拉圖全集，著有《柏拉圖神學》等。

譯者簡介：
陸浩斌，山東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中文繫博士，比薩高師聯合培養博士。研究興趣為莎士比亞、經典闡釋與現代批評、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政治哲學與思想史、跨學科研究等。譯有《文學事件》《莎士比亞的意義》（合譯）等。
周琦，山東大學英語專業學士，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專業碩士，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專業博士。現為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已發表《民族性的“遮蔽”及其背後——瀋雁冰對格雷戈裡夫人劇本的譯介》等多篇論文。

彭波那齊《論靈魂不朽》導言
論靈魂不朽
瓦拉《關於自由意志的對話》導言
關於自由意志的對話瓦拉
費奇諾《關於心靈的五個問題》導言
關於心靈的五個問題費奇諾
譯後記：意大利文藝復興哲學家的三種面相
人名對照表(296)

曼圖亞的彼得羅·彭波那齊（Pietro Pomponazzi of Mantua，1462—1525年）是意大利亞裡士多德主義者，他繼承了意大利大學的偉大傳統，反對阿威羅伊主義（Averroism）的統治地位，並將強調個體靈魂的尊嚴與價值的新人文主義引入學術傳統之中。他與費奇諾（Ficino）及皮科（Pico）一同反對更舊傳統的那種非個人的集體主義觀點，並致力於與他們一起支持一種更為個人化的人性論觀念。但是，當柏拉圖主義者們通過在自由中抬高個體靈魂的尊嚴以使其高於自然本質時，彭波那齊卻使得靈魂更像是一個在秩序井然的宇宙中自然而然的常住居民。
要想理解彭波那齊的成就，尤其是想要理解他為自身立場辯護時所采用的技術性論證的話，就必須了解一點他正在其中催生一場革命的意大利亞裡士多德主義的漫長傳統。佛羅倫薩圈子和大多數人文主義者並非彼時的學界學者，而是一群懷揣著柏拉圖主義激情而著眼於其他興趣、文學、藝術或專業的人。文藝復興時期各個大學有組織的精神生活仍舊效忠於亞裡士多德傳統。在大多數國家中，15世紀的學校見證了早期哲學的教導與改良——斯多葛主義、奧卡姆主義（Ockhamism）和托馬斯主義——罕有新義。但是，在意大利北部，在帕多瓦、博洛尼亞（Bologna）和帕維亞（Pavia），以及多少也在錫耶納（Siena）、比薩（Pisa），還有在費拉拉（Ferrara）新興的好大學裡，亞裡士多德主義依然是一種欣欣向榮的主要思想。13世紀的巴黎、14世紀的牛津與巴黎、15世紀的帕多瓦都是中心：來自全歐的思想於此集中，並積累成一個有機知識主體。一繫列傑出的教師——威尼斯的保羅（Paul of Venice，1429年）、蒂耶內的卡耶坦（Cajetan of Thiene，1465年），以及尼克萊托•維爾尼亞（Nicolettus Vernias，1499年）——傳播著那種知識，並促使其得以在下個世紀與數學科學中的新興趣喜結連理。
科學的帕多瓦同樣地感受到了在15世紀（quattrocento）後半期激發的佛羅倫薩的那種人文主義衝動與學問的復興。為了回應費奇諾的柏拉圖主義的挑戰，帕多瓦致力於證明亞裡士多德也和柏拉圖一樣說希臘語。至於費奇諾攻擊他們的傳統阿威羅伊主義，連帶著他的宿命論還有那小化一切個人性與個體性的奇怪人性論，帕多瓦學者們的應答並非是接受他的柏拉圖主義式的宗教現代主義，而是重新組織起他們自己的自然主義且科學化的思想，這種思想關於人及其命運的概念更為個人主義化。他們以一種接近亞裡士多德自己的自然主義的亞裡士多德式人文主義來反對佛羅倫薩的柏拉圖式人文主義，並且在他們那突出的科學興致上樂此不疲。在斯賓諾莎與18世紀牛頓主義者們之前，再也沒有出現過任何人像彭波那齊和扎巴瑞拉（Zabarella）那樣設法造就一個居間於人文主義與科學自然主義之間的如此“現代”的混合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