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奧·施特勞斯，德裔美籍哲學家，20世紀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主要作品有《自然權利與歷史》《古今自由主義》《人與城邦》《柏拉圖式政治哲學》《霍布斯的政治哲學》《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等。



譯者簡介：

葉然，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繫（珠海）特聘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希臘詩學和德國美學研究。

劉振，揚州大學哲學繫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學研究。

林志猛，浙江大學哲學繫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古希臘哲學、法哲學等研究。

羅曉穎，重慶大學高研院古典學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從事西方古典學、古希臘羅馬哲學與文學、古典政治哲學研究。

王承教，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維吉爾研究以及古羅馬文學、宗教研究。

曹聰，任教於揚州大學哲學教研室，主要從事古希臘哲學、政治哲學研究，現為倫敦大學學院（UCL）希臘和拉丁繫訪問學者。

李永晶，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繫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現代社會理論、古典政治思想、近代國際關繫史研究。

中譯本說明 /1

序 /1

前言 /1



一 什麼是自由教育？ /1

二 自由教育與責任 /10

三 古典政治哲學的自由主義 /34

四 論《米諾斯》 /83

五 盧克萊修簡注 /97

六 如何著手研讀《迷途指津》 /177

七 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 /236

八 後記一則 /258

九 《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前言 /289

十 關於好社會的諸視角 /346



鳴謝 /366

人名索引 /368

什麼是自由教育？

葉然 譯

［3］自由教育是以文化為內容或以文化為目的的教育。自由教育的終產物是文化人。“文化”（cultura）的原初含義是耕地（agriculture）：按照土壤的本性，培育土壤及其產物，照料土壤，改善土壤。“文化”的衍生含義——也是如今的主要含義——就是：按照心智（mind）的本性，培育心智，照料並改善心智與生俱來的（native）諸品質。正如土壤需要土壤培育者，心智也需要老師。但老師不像農夫那樣容易產生。老師自己也是學生，且必須是學生。但我們不能無限地回溯上去：終必須有些老師不是學生。這些並非學生的老師就是偉大的心智，或曰偉大的心智，［後一種叫法］是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出現任何含混。這樣一些人極其罕見。我們不大可能（not likely）在任何課堂上遇到他們中任何一位。我們不大可能在任何地方遇到他們中任何一位。哪怕隻有一個這樣的人生活在我們的時代，我們也算交了好運。出於所有實踐意圖，學生無論手藝多麼精湛，要想接近並非學生的老師，要想接近偉大的心智，都隻能憑靠偉大的書。所以，自由教育將是，以適宜的悉心，去學習偉大的心智留下的偉大的書——在這種學習中，更有經驗的學生將幫助更沒經驗的學生，包括初學者。

這絕非易事，尤其當我們思考我剛剛提出的這個定義時。這個定義需要一番長長的疏解（commentary）。許多生命已然且仍會耗費於書寫這樣的疏解。例如，應該“以適宜的悉心”去學習偉大的書，這個說法意味著什麼？此刻，我隻提及一個對你們每個人來說都明擺著的難題：在重要的一些主題上，並非所有偉大的心智都告訴我們同樣的東西；［4］紛爭（discord），甚至多種多樣的紛爭，撕裂了偉大心智的共同體。無論這會導致什麼進一步的後果，這無疑導致了如下［直接］後果：自由教育不能隻是學說的灌輸。我還要提及另一個難題。“自由教育是以文化為內容的教育。”什麼文化？我們的回答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可西方文化隻是眾多文化中的一種。通過把自己局限於西方文化，我們不就使自由教育陷入了一種褊狹主義（parochialism）嗎？褊狹主義不是無法兼容於自由教育的自由主義、寬容、心智開通（openmindedness）嗎？我們的自由教育觀念似乎不適合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意識到，不存在的（the）人類心智的的文化，隻存在多種多樣的文化。顯然，文化如果可以用作復數，則相當不同於作為一種singulare tantum［單數之物］的文化，後者隻能用作單數。正如人們所說，文化現在不再是一種之物，而是變成了一種相對之物。人們不容易說清楚，可以用作復數的文化意味著什麼。正因有此含混，人們直接或間接地表示，文化就是任何一群人共有的任何行為模式。所以，我們毫不猶豫便談論郊區文化，或者少年幫派文化，包括不違法的和違法的。換言之，精神病院之外的每個人都是文化人，因為他參與了一種文化。前沿研究已經開始追問：精神病院裡的病友們就沒有各種文化嗎？如果我們對比“文化”的當今用法和它的原初含義，那麼，似乎有人會說，培育一個菜園，［如今］成了放任這個菜園裡扔滿空罐頭盒子、威士忌酒瓶，還有任意飄散的各色廢紙。我們想到這一點之後，便會認識到，出於某種原因，我們已經走錯了路。因此，我們還是重新開始吧，為此我們需要追問：自由教育在此時此地能意味著什麼？

自由教育是某種識字（literate）教育：某種以文字為內容或以文字為途徑的教育。不必［在此］論證識字能力有多重要，［因為］每一位選民都知道，現代民主制端賴識字能力。為了理解［識字能力］何以必要，我們必須反思現代民主制。什麼是現代民主制？有人曾說，民主制是端賴美德的政制：在這種政制中，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都有美德；又由於美德似乎需要智慧，故在這種政制中，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都既有美德又有智慧；或者說，在這種社會中，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都高度發展了他們的理性；又或者說，這種社會是的理性社會。一句話，此人用民主制來指一種已經擴大為一種普遍賢良政制的賢良政制。在現代民主制出現之前，有些人曾懷疑，得到如此理解的民主制是否可能。正如民主理論家之中兩個偉大的心智之一所說：“如果一群人由神構成，這群人就會［5］民主地統治自己。如此完美的一種統治形式（government）不適合人類。”這個平靜而輕柔的聲音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功率喇叭。

有一門完整的科學，我是宣稱傳授這門科學的成千上萬的人之一，這門科學就是政治科學，可以說它的主題就是對比民主制的原初概念——或人們所謂民主制的理想——和實際上的民主制（democracy as it is）。依據一種觀點，即［政治科學］這個行當裡的支配性觀點，民主制的理想隻是一個純粹的幻想，重要的是各種民主制的行為，以及各種民主制中各種人的行為。現代民主制——它已如此遠離普遍的賢良政制——會是大眾（mass）統治，如果不存在如下事實：大眾無法統治，而隻能為精英所統治，精英就是處於頂層或有公平（fair）機會登上頂層的幾群人，不管他們［抵達頂層］是出於什麼原因；民主制平穩運行所需要的重要的美德之一，就大眾而言，據說是不關心選舉，即缺乏公共精神；那些除了體育和娛樂新聞外什麼都不讀的市民們（citizens），正是現代民主制之鹽，卻實在不是大地之鹽。因此，民主制實在不是大眾統治，而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這樣一種文化，它能為那些平庸的能力所占有，這種占有無需任何理智和道德的努力，而隻需支付相當低的價錢。可是，甚至大眾文化也需要——而且恰恰大眾文化纔需要——［有人］源源不斷提供所謂新觀念，即所謂創造性心智的產品：如果廣告曲不隨時變花樣，連它們也會失去吸引力。可是，就算民主制隻被當作一個堅硬的外殼，以保護柔弱的大眾文化，但從長遠來看，民主制也需要具備一些完全不同類型的品質：奉獻、專注、廣博、深刻。由此，我們可以輕易地理解，自由教育在此時此地意味著什麼。自由教育是一劑抗毒劑（counterpoison），用來醫治大眾文化，醫治大眾文化的腐蝕性影響，醫治大眾文化的固有傾向，即傾向於僅僅生產“缺乏精神或眼界的專家和缺乏熱心的享樂者”。自由教育是一種階梯，我們用它來試著從大眾民主制上升到原初意義上的民主制。自由教育是一種必要的努力，即努力建立一種內在於民主大眾社會的賢良政制。對於大眾民主制那些有耳能聽的成員，自由教育令他們記起屬人的偉大。

有人可能會說，這種自由教育觀念是純粹政治性的，它教條化地預設了現代民主制是好的。難道我們不能拒斥現代社會嗎？難道我們不能回歸自然，回歸文字產生之前的部落生活嗎？難道成堆的印刷品，即那麼多美麗而雄偉的森林的墳墓，沒有令我們破碎、作嘔、退化（degraded）嗎？說這隻是浪漫主義，說我們如今不可能回歸自然，還不夠：難道未來幾代人，在一場人為的大災難之後，不會被迫生活在無文字的部落中嗎？難道我們［6］關於熱核戰爭的思考沒有受如此前景的影響嗎？無疑，大眾文化種種令人憎惡的現像（包括由導遊帶隊觀光整個自然界［guided tours to integer nature］），讓那種回歸自然的渴望變得可以理解。無文字的社會在好的狀態下是這樣一個社會，統治它的是古老的習俗，它把這種習俗追溯到［它的］原初建立者們、諸神、諸神的兒子或諸神的弟子；由於這樣一個社會裡沒有文字，所以晚出的後裔與原初建立者之間不可能有直接聯繫；這些後裔不可能知道，父輩或祖輩是否未嘗偏離原初建立者的意圖，或是否未嘗以僅僅屬人的增刪來篡改屬神的啟示（message）；因此，一個無文字的社會不可能一貫地按照“好即古”這條原則行事。唯有建立者傳下來的文字，纔使建立者有可能直接對晚的後裔說話。所以，希望回歸無文字狀態，是自相矛盾。我們被迫與書生活在一起。可生命太短暫，以至於隻能選擇與偉大的書生活在一起。在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我們好從偉大的心智中挑出一位，作為我們的榜樣，他因具有常識而可以成為我們和偉大的心智之間的中間人（mediator）。蘇格拉底從不寫書，但他讀書。蘇格拉底有一番話說出了有關我們主題的幾乎一切必須說的東西，而且說的時候帶著古人高貴的質樸和寧靜的偉大，我要在此引用這番話：



就像其他人因為好馬、好狗、好鳥而感到快樂，我自己則因為好朋友而感到甚至更大的快樂。……古代的智慧之人把他們的寶藏寫進書裡，傳諸後世，我則與我的朋友一道打開並檢閱這些書；我們若發現什麼好東西，就把它挑出來；我們若因為它而變成了彼此的益友，就把它當作一個大收獲。



記載這番話的人評論道：



當我聽到這番話時，在我看來，不僅蘇格拉底有福，而且他把那些傾聽他的人引向了完美的賢人品格（gentlemanship）。



當然，這番記載仍有缺陷，因為它壓根兒沒有告訴我們，蘇格拉底如何對待古代智慧之人的書中那些他不知其好壞的篇章。從另一番記載中，我們得知，歐裡庇得斯有一次把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送給蘇格拉底，問他對這部著作的意見。蘇格拉底說：



我理解了的部分十分偉大而高貴，我相信我沒理解的部分同樣如此；可一個人要想理解這部著作，肯定需要某種特定的潛水員。



作為完美賢人品格的教育，作為屬人卓越性的教育，自由教育就是讓一個人自己記起屬人的卓越、屬人的偉大。那麼，在什麼意義上，又通過什麼途徑，自由教育讓我們記起屬人的偉大？我們無法足夠高超地思考，自由教育意味著什麼。我們聽說過，柏拉圖認為，意義上的教育就是哲學。哲學就是探索智慧，或探索有關重要、、普遍的事物的知識；他［柏拉圖］認為，這樣的知識就是美德，就是幸福。［7］但人類無法獲得智慧，故美德和幸福將永遠不完美。盡管如此，［柏拉圖］仍宣稱，哲人——其本身並非有智慧——是真正的王者；［柏拉圖］還宣稱，哲人在程度上擁有人類心智能夠擁有的一切卓越。由此我們必須總結道，我們不可能成為哲人——我們不可能獲得形式的教育。我們見過許多人自稱哲人，可我們不應該為這種狀況所欺騙。因為那些［自稱哲人的］人不過使用了一個寬泛表達，這個表達也許因為便於管理而有其必要。但他們的意思通常隻是，他們是哲學繫的成員。期望哲學繫的成員成為哲人，正如期望藝術繫的成員成為藝術家一樣荒謬。我們不可能成為哲人，但我們能夠熱愛哲學；我們能夠試著搞哲學。這樣搞哲學，在任何意義上都首先是，且在某種意義上主要是，傾聽偉大哲人之間的交談，或更籠統也更謹慎地說，傾聽偉大心智之間的交談，因此這樣搞哲學也是學習偉大的書。我們應該傾聽的偉大的心智，絕不隻是西方偉大的心智。阻礙我們傾聽印度和中國偉大心智的，隻是一種不幸的被迫（necessity）：我們不懂他們的語文，而且我們不可能學習所有語文。

我重申一下：自由教育是傾聽偉大心智之間的交談。但此刻我們面臨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沒有我們的幫助，這種交談就不會發生——事實上我們必須引發這種交談。偉大的心智隻會獨白。我們必須把他們的獨白轉化成對話，把他們的“肩並肩”轉化成“面對面”。甚至在寫作對話時，偉大的心智仍在獨白。看柏拉圖對話時，我們發現，等級的心智之間絕無對話：所有柏拉圖對話都是一個更高的人與一些比他更低的人之間的對話。柏拉圖似乎感到，一個人不可能寫出兩個等級的人之間的對話。所以，我們必須去做偉大的心智沒有能力做的事。讓我們直面這個困難吧——這個困難如此之大，以至於它似乎把自由教育判定為一件荒謬的事。既然偉大的心智在重要的事上相互矛盾，故他們迫使我們來評判他們的獨白；我們不能對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話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注意到，我們無法勝任評判者的工作。

大量輕易浮現的幻覺，對我們隱藏了這種事態。出於某種原因，我們相信，我們的觀點更高超，即高於偉大心智的觀點——要麼因為我們的觀點是我們時代的觀點，而我們的時代晚於偉大心智的時代，從而能夠被預設為高於他們的時代；要麼因為我們相信，每個偉大的心智從他自己的觀點出發都是正確的，但並非像他聲稱的那樣［8］正確：我們知道，不可能存在真實的實質性觀點，而隻可能存在一個真實的形式性觀點；這個形式性觀點就是如下洞見，即每個普遍性觀點都與一個特定視角（perspective）相關，或者說，所有普遍性觀點都相互排斥，其中任何一個都不可能真實。



種種輕易浮現的幻覺對我們隱藏我們的真實處境，這些幻覺全都等於聲稱：我們已然或能夠比往昔智慧的人更智慧。這引導我們不去充當專注而溫順的傾聽者，而去充當樂團指揮或馴獅員。可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的可怕處境，造成這種處境的是這樣一種被迫：我們試圖不隻做專注而溫順的傾聽者，換言之，我們試圖做評判者，但我們又無法勝任評判者的工作。在我看來，這種處境產生的原因是，我們失去了我們曾經可以深信不疑的所有權威的傳統，失去了為我們提供權威指引的nomos［禮法］，因為我們直接的老師以及老師的老師相信，一個理性的社會有其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被迫以自己的力量尋找方向，不管這些方向可能如何有缺陷。

在這項活動中，除了它固有的安慰，我們不能獲得任何其他安慰。我們已經得知，哲學必須提防那種想要施行啟蒙的願望（the wish to be edifying）——哲學隻能是內在啟蒙。除非時不時理解某些重要事物，否則我們不可能發揮自己的理解力；這種理解活動會伴隨著對我們的理解的意識，伴隨著對理解的理解，伴隨著noesis noeseos［對思考的思考］，而且這是如此高超、如此純粹、如此高貴的一種經驗，以至於亞裡士多德會把它歸於他的神。這種經驗完全不取決於我們初理解的東西令人快樂還是令人不快，美麗還是丑陋。這種經驗引導我們認識到，如果［對惡］必須要有理解的話，所有的惡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必然的。這種經驗使我們有能力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去接受所有落到我們身上的惡，而且是很可能令我們心碎的惡。通過意識到心智的尊嚴，我們認識到人類尊嚴的真正基礎，隨之也認識到這個世界的善；無論我們把這個世界理解成被造的抑或不是被造的，它都是人類的家園，因為它是人類心智的家園。

作為與偉大心智之間持久的交流，自由教育是對形式的自制（modesty）——即便不說謙虛（humility）——的訓練。同時，自由教育也是對大膽的訓練：它要求我們徹底脫離知識分子及其敵人的名利場上的吵吵嚷嚷、行色匆匆、缺乏思考、膚淺低級（cheapness）。它要求我們大膽，這種大膽蘊含在一種決心裡面，也就是決心把所接受的觀點僅僅當作意見，或者說決心把普通意見當作意見，意見至少有可能出錯，就像陌生或不大眾化的意見一樣。自由教育就是擺脫平庸（vulgarity）而獲得自由。古希臘人有一個很美的詞表示“平庸”，他們稱“平庸”為apeirokalia，即對美的事物缺乏經驗。自由教育正好為我們提供對美的事物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