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話

“不正常的人”的譜繫

從1971 年到1984 年， 除了1977 年休假， 福柯在法蘭西學院進行了十三次講課。教席的名稱是：思想體繫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這十三次演講將由瑟依和伽利瑪出版社根據錄音和其他資料整理出版。法國在1997 年至2001 年分別出版了《必須保衛社會》、《不正常的人》和《主體性與真相》，可能還需要數年的時間纔能全部出齊，中國的譯本也將緊跟法國的出版步伐。我們期待著福柯的演講集全部出齊以後，對於這位20 世紀法國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世界學術界和思想界，包括中國會有更加深刻的研究和認 識。

1975 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為我們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譜繫。“不正常的人”這個概念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他到底從何而來，他在歷史上的祖先是誰？我們依據什麼判斷人的不正常呢？正常和不正常的標準來自何處？福柯在演講中提出了這些問題，並且給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福柯認為“不正常的人”有三個源頭，他們由歷史上的三種人轉變而來：“畸形人”（monstre）、“需要改造的個人”（individu à corriger） 和“手淫的兒童”（enfant masturbateur）。這三種人本身出現的時間是不一樣的，畸形人的歷史為悠久，在古羅馬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與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福柯眼中，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個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學或醫學的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離出來，當作單獨的一個範疇，是因為他對法律提出了挑戰，構成了法律的障礙。福柯是這樣解釋其觀點的：我們，包括古代人不認為有某些殘疾的人是畸形，例如瘸子、聾子或瞎子，雖然他們在生理上或形體上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和正常人不一樣，但他們不是畸形。為什麼？因為他們在法律上都有確定的地位，他們雖然不符合自然的規律，但是法律預見到了這種現像，法律在處理他們的時候沒有根本的困難。然而，畸形則“是法律的極限”，畸形在法律之外，是法律所沒有預見到的， 因此這個自然的混亂引起了法律的混亂。一個雙體人，或者陰陽同體的人嚴重地違背了法律，法律無法容納這些罕見的現像，“然而，雖然是違法（可以說是原始天然狀態下的違法）， 但它在法律那一邊卻沒有引起法律的回應……它即使完全違反了法律，也使法律悄然無息”。畸形對法律提出了許多令人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對宗教法來說，“是否應當為一個有人的身體和動物的腦袋，或者有動物的身體和人的腦袋的個體進行洗禮”，這類問題在教會中引起許多沒有任何終結果的爭論。對世俗法律來說，畸形同樣使法律陷入困境，曾經有兩個連體兄弟，其中一個犯了罪，問題是如果處死一個，另一個也會死掉，如果讓那個無辜的活著，就必須讓另一個也活著。這樣，畸形人就被當作對社會的某種威脅分離成一個單獨的範疇。後來人們對畸形生理的關注變成對畸形行為的關注，精神病學把這種行為編碼為社會的危險。

第二種人，“需要改造的人”出現在17 世紀和18 世紀。如果說畸形人的參照範圍是自然和社會這樣宏觀的背景，那麼需要改造的人的參照背景則小得多，他出現在權力的紀律裝置發揮作用的地方：家庭、車間、街道、教堂、警察局等。當17 世紀和18 世紀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時候，人們需要用紀律對個人從肉體、行為和能力上加以訓練，以使他們符合經濟的需要，這時，某些桀驁不馴的人顯現出來，他們不服從管教，拒絕紀律的要求。後，他們被紀律或改造機關宣布為“不可改造的人”（individu incorrigeable），然而，面對不可改造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進行改造，這個悖論使權力機關把“不可改造的人”或“需要改造的人”納入不正常的人的範疇。但是福柯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深入地繼續研究下去，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三種人，“手淫的兒童”，這是福柯另一個重點分析的對像。對兒童手淫的重視出現得很晚，但是其前史卻很長。隨著基督教懺悔技術的不斷變化以及神學院的出現，手淫的問題逐漸顯現出來。在18 世紀，反手淫的運動從英國發端，接著是德國，然後在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發展起來，而且這場運動所針對的兒童都是資產階級或者說中上層社會家庭中的兒童。對於當時的社會和醫學來說，兒童的手淫並不是一個道德問題， 而主要是一個生理學和醫學的問題。兒童的手淫會導致一繫列的疾病：癆病、衰竭、腦炎、陽痿，直至死亡。換一種說法， 如果一個人在童年時曾經手淫，那麼他在成年以後所得的一切疾病都可能是童年時手淫的結果。手淫成了對兒童自己、對家庭、對社會的威脅，危及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於是， 反手淫的運動通過社會運動在家庭中展開，並且通過醫學的介入，使家庭完成了一個醫學化過程。從此，醫學知識和權力開始把家庭作為自己運轉的領地。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對來自馬爾庫塞的壓抑理論進行了批評，根據壓抑理論，人的身體本來是快樂的器官（organe de plaisir），社會為了工業化生產的需要對人的快樂的身體進行壓抑，從而把他訓練成為性能的工具（instrument de performance）。針對這種理論，福柯提出了兩點反駁。，為什麼對性的壓抑僅僅隻針對兒童的手淫，而不是針對真正有勞動力的成人的性呢？第二，為什麼僅僅針對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而不是針對所有的兒童呢？其實，福柯在下一年度名為《必須保衛社會》的課程中，提出了對整個性壓抑假說的經濟學理論的批評，如果說對性的壓抑可以提高工人的勞動力，符合經濟利益的要求，那麼同樣，宣揚性、鼓勵性，會導致更多廉價勞動力的產生，降低生產成本。因此，福柯反對這種推理性的整體理論，而要在權力具體的運行中尋找歷史的真實面目。

實際上，福柯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兒童的性，而是對兒童的性進行干預的權力繫統，這個繫統制造出兒童手淫的神話， 通過這個神話對兒童的身體和家庭的組織進行投資和干預。也就是說，在建構手淫兒童的危險的時候，真正的賭注不是兒童的身體，而是家庭的組織，是家庭的醫學化，是醫學和精神病學的權力和知識在家庭中的運轉。在這一過程中，醫學和精神病學都擴張了它們的勢力範圍，獲取了新的對像和新的知 識。這三種人在19 世紀終於合流了，他們被建構為“不正常的人”，這種人是法律、教育、醫學，尤其是精神病學的知識和權力的對像，這些機構共同承擔起保衛社會的責任，對付來自不正常的人的危險。這是一種新種族主義，與傳統的種族主義不同，受歧視和隔離的對像不是在血統上被貶低的人，而是在精神上、在生理上被貶低的人。而納粹主義所做的不過是把這兩種種族主義結合起來。所以我們看到，在20 世紀3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德國，受到歧視和虐待的不僅僅是猶太人，還有各式各樣不正常的人：畸形人、同性戀者、殘疾人、精神病人，等等。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貫之的批判精神，對現存秩序和知識體繫的質疑。實際上，不正常的人並沒有因為納粹的失敗而銷聲匿跡，他仍然是一繫列權力技術和知識的對像。當精神病醫生出現在法庭上做鋻定時，在細致入微的分析之中，歷史發展中的動力和各方面的戰略就逐漸清晰地還原在我們面前。福柯所要做的，與其說是建立學科史的體繫，不如說是制造“譜繫學的碎片”。a 因此，我們看到， 福柯方法的特點不是雄心勃勃地建立一種分析歷史的新方法，而是一種小心翼翼的自我控制、自我約束。這種自律使他與建構性的、體繫化的思想保持距離，從而能夠盡可能地站在“邊緣”對“中心”發動批判。

然而，福柯的思想也並不總是無懈可擊，其分析有時候也會讓人產生疑慮。比如說，關於權力的控制，福柯提出了兩種模式，即“麻風病模式”和“鼠疫模式”，前者是排斥的模式，後者則是容納的模式。在中世紀，人們把麻風病人驅逐出生活的共同體，對於他們的基本反應是排斥。在17 世紀以前對乞丐、流浪漢、遊手好閑的人，當時所采取的措施同樣也是驅逐和排斥。然而，對付鼠疫的方法則完全不同，人們並不進行驅逐和排斥，而是對鼠疫流行的城市進行嚴格的分區控制， 一個龐大的金字塔形的權力結構把監視的目光落到每一個人的頭上，這種權力運作模式基本上是18 世紀以後西方社會權力運作的基本模式。福柯在提出和分析這兩種模式的時候，竭力不提及采用這兩種權力模式的原因，盡可能把它們當作偶然的現像，當作權力發展史中的一次斷裂，但是，如果仔細看一看麻風病和鼠疫這兩種傳染病的根本不同，我們也許就可以弄明白為什麼針對它們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不同。實際上，麻風病是一種慢性傳染病，得病的人通常還有相當長的壽命，而鼠疫是一種烈性的傳染病，得病的人會馬上死掉，而且鼠疫傳染具有暴發性和時間持續短的特征。因此我們看到，至少針對麻風病人來說，進行分區控制是根本不可能的，幾十年上百年的分區控制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性；而對於鼠疫來說，排斥則毫無意義，染上鼠疫基本上就意味著死亡，自然本身這時已經在染鼠疫的人和沒有染上的人之間進行了的劃分。我們看到，被福柯加以對照的兩種模式其實是不對稱的，在對麻風病的控制中，被驅逐和排斥的是麻風病人，而在對鼠疫的控制中，被監視的重點是健康人或者說是有可能染病的健康人，實際上，一旦發現染病的人，那麼就必須介入，也就是說把病人和健康人隔離。因此，我們看到這兩種權力運作模式不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樣，是一種截然對立的根本的斷裂。相反，我們可以在疾病本身中尋找到某種原因。當然，福柯可以辯解說，他所堅持的方法就是外部分析，不理睬任何內部的邏輯。雖然如此，這麼一個如此簡單就能找到的原因，被福柯有意地忽略，不能不削弱其分析的說服力。

總的來說，福柯對權力的理解和我們原來的理解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權力是自在自為的，它並不為了什麼，也不是另一種利益的工具，權力，它就在那裡，作用在你的身體之上。我們隻有充分地理解權力，纔能盡可能地擺脫它的桎梏，獲得自由和解放。

錢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