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一詞通常是指一種當代文化形式，而術語後現代性暗指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後現代性是一種思想風格，它懷疑關於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觀性的經典概念，懷疑關於普遍進步和解放的觀念，懷疑單一體繫、大敘事或者解釋的終根據。與這些啟蒙主義規範相對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沒有根據的、多樣的、易變的和不確定的，是一繫列分離的文化或者釋義，這些文化或者釋義孕育了對於真理、歷史和規範的客觀性，天性的規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懷疑。某些人主張的這種觀察方法有其現實的物質條件：它源自西方向著一種新形式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向著技術應用、消費主義和文化產業的短暫的、無中心化的世界的轉變，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服務、金融和信息產業壓倒了傳統制造業，經典階級政治學讓位於一種“身份政治學”的分布擴散。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文化風格，它以一種無深度的、無中心的、無根據的、自我反思的、遊戲的、模擬的、折衷主義主義的藝術反映這個時代性變化的某些方面，這種藝術模糊了“高雅”和“大眾”文化之間，以及藝術和日常經驗之間的界限。這種文化具有多大的支配性或者流行性——它是一直發展下去，還是僅僅表現為當代生活中的一個特殊領域——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對我來說，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性之間的這個區別似乎是有用的，但它不是我在這本書中所特別注重的。我傾向於堅持使用較常用的術語“後現代主義”來概括這樣兩種事物，因為它們顯然是密切相關的。但在這裡，我的興趣更多地是在思想而不是在藝術文化方面，這就是為什麼沒有對個別藝術作品進行討論的原因。也沒有對個別理論家進行很多討論，某些人可能會對此感到奇怪。但是，我的注意力不是在於後現代哲學較為陳腐的公式，而是在於作為整體的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或者背景或者甚至是敏感性。我所考慮的不是關於這個主題的較為純哲學的發揮，而是今天特殊類型的學者很可能會信奉什麼；雖然我認為他們信奉的東西很多都是虛假的，但我還是試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論述，即把他們當作原先從來沒有信奉過它一樣來說服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我譴責後現代主義時不時地假設它對手的立場或者把它對手的立場加以漫畫處理，這是一個能夠反過來用於我自己論述上的指責。但這部分是因為在我視野中的正是這種“流行”品牌的後現代思想，部分是因為後現代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混合現像，以至於你所主張的作為這個現像一個組成部分的任何東西，對於另外一個組成部分來說幾乎注定都是不真實的。因此，我歸之於一般後現代主義觀點中的某些說法，很可能與個別理論家的著作符合，或者也可能甚至針鋒相對；但是它們構成了這樣一種被廣泛接受的觀點，在這個範圍內，我不認為自己犯有過分歪曲的罪過。相反，雖然我在這個論題上的評論一般說來是否定的，但是，我已經盡我所能，給予後現代主義以它應該得到的東西，在注意到它的弱點的同時注意到它的力量。雖然按照我的觀點，這不隻是一個是前——或者反——後現代的問題，而更多地是一個反對它而不是贊成它的問題。正如“後現代主義者”本身不隻意味著你已經把現代主義決定性地留在了身後，而且意味著你已經從中開闢出一條道路，到達了一個仍然明確以它為標志的地方，這樣還可能有一種前一後現代主義，它從後現代主義中開闢出一條道路，來到了大約是它出發的那個地方，這種前一後現代主義絕不是根本沒有變動的同一個東西。
後現代主義的力量部分是它存在著這一事實，而今天的社會主義是否如此還是更有爭議的。請黑格爾原諒，似乎目前現實的東西是不合理的，而合理的東西是不現實的。通過這一研究，我已經從一種寬泛的社會主義觀點對後現代主義進行了評價；但這當然不應該被看作是意味著社會主義沒有它自己的問題。相反，它現在也許是比它動蕩生涯的任何階段更加讓人討厭和不切實際的一種觀念。假裝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一種鮮活的政治現實，或者假裝社會主義改造的前景，至少對於現在，絕非極其遙遠，都是一種理智的欺騙。在這樣的環境裡，放棄對一個正義社會的想像，要比欺騙壞得多，默許當代世界這驚人的混亂局面也是如此。那麼，我不是說我們手頭已經擁有代替後現代主義的完全成熟的東西，而隻是說我們能夠做得更好；人們不必是一個堅信的社會主義者，更不用說是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會同意這一點。
後，有一句話可以給予我的對手以安慰。我已經試圖從一種政治和理論的觀點，而不是以某種平庸的常識性反應的風格，來對後現代主義進行批判。但是，也許不可避免地，我所主張的某些東西將受到保守分子的支持，他們出於我自己認為是所有可恥的理由而對後現代主義進行攻擊。畢竟，激進分子和保守分子必然會共享某些相同立場，如果他們不是這樣，那麼他們不是相互衝突，而是不可比較。

這就是為什麼把後現代主義看作是現代性的否定性真理的觀念是一種必要的策略，因為它允許人們否定現代性，而無需說明自己是從歷史發展的某種高傲的優越地位來這樣做的，否則當然也就成了現代性自己的範疇的犧牲品。後現代主義的確有關於它是如何與這個世界友好相處的某種意識，如果能夠這樣聲稱，比如說，黑格爾在很多方面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但是，它如何與這個世界友好相處的觀念似乎屬於一個破舊的啟蒙運動合理性。關於這一困境的機智的解決辦法是尼采式的：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這一問題並沒有什麼特別，因此，現代主義的毛病就是，它認為存在著一個關於它的全部的內在形態。後現代主義沒有提出另外一個關於歷史的敘事，隻是否認歷史是在任何意義上的描述形態的。換句話說，這一反對意見不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概念上給歷史穿緊身衣，而是全部在概念上給歷史穿緊身衣——更確切地說，就像米歇爾·福科不是基於道德立場來反對權力的特殊統治的——從他的理論中出來的這些標準是用於何處？——而是僅僅根據它們是統治方式這一理由，這從某種含糊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來看，就是內在地約束性的（然而，福柯的更悲觀主義的方面會使人清醒，不會贊同他自己對多數性的瘋狂夢想）。
但是，這種針對概念上穿緊身衣的反對意見存在問題。首先，很難看出我們如何纔能知道歷史決不是特殊的。我們肯定得占據一個奧林匹亞山神的優越地位纔能搞清這類事情。再者，上述事例有形式主義的嫌疑：每一種將歷史納入一種特殊模式的企圖都和其他任何一種同樣有害嗎？公民人道主義也和法西斯主義一樣有害嗎？這似乎難以置信：人看來需要某種進行辨別的差別精細的根據，但是還不清楚它們來自哪裡。也許它們源自這一途徑，即從一個形式上的觀點召喚出一個道德內容：世界本身隻是一出差異與非同一性的無盡戲劇，殘酷地壓制所有這一切的東西，無論是什麼，都是應該受到指摘的東西。所以，人們可以保留自己的本體論，而不必為假裝在歌德和戈培爾之間無可選擇而感到尷尬。
但是這樣解決一個問題隻會產生另一個。如果差異和非同一性正是事物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說根本沒有確定的方式，如果這是一個我們可以掌握的真理，如果隻有我們纔能剝去我們均質化的概念和平語言，那麼我們不會回到某種版本的自然主義謬見嗎，這種謬見認為，存在著一種從事物存在的方式轉向我們應該生活的方式的途徑，從描繪躍向規定？後現代主義相信，從政治上說，我們應該贊美差性、我們文化的斑駁陸離的性質，其中某些辨別出了一種“本體論的”立場，根據這種立場，這個世界決無特殊。然後，這種本體論提供了你的倫理學或者政治學的基礎，方法是假定我們應該按照這個世界存在的方式生活，這是一種無法給予自己基礎的倫理學規則。為什麼假定在現實中不存在著整體性或者同一性的這一事實應該與我們的所作所為有著某些關聯呢？為什麼事實——確切地說，不存在任何完全可靠事實的這一事實應該是有價值的呢？後，存在著大量這樣的道德家，他們相信，我們應該背著他們認為的世界存在方式的特質去行動。
那麼，後現代主義對大寫的歷史十分謹慎，而對關於歷史的一切十分熱情。進行歷史化是一種積極行動，而大寫的歷史隻是個障礙。如果後現代主義理論的確相信根據事實本身進行歷史化是激進的，那麼它肯定錯了。它假定歷史化主要屬於左派，情況決非如此。你無須告訴這個世界上的埃德蒙·柏克們、米歇爾·歐克肖特們和漢斯一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們說，事件隻能在其歷史語境中纔能加以理解。對於所有自由主義的或者右翼的思想家來說，與歷史語境、與自我的文化塑造、與傳統的潛意識的聲音和局部或者個人癖性的力量這些東西的敏感的協調，就是推翻被他們看作是激進分子貧血的非歷史合理性的東西的一種方法。柏克對慣例、古老風俗和遠古遺產的訴諸，在這個意義上，是與當代實用主義對我們公認的社會實踐的訴諸幾乎完全相同的，雖然前者所想的是上議院，而後者所想的是棒球和自由企業。對於這兩種思想流派來說，歷史——它已經敗落成這樣一種東西，“我們踫巧用來做事和相當長時間以來一直這樣做事的方式”——是合理性本身的一種形式，無可比較地優於像普遍自由或者正義這樣一些枯燥無味的概念。應該清楚，存在著一種更激進品牌的後現代的歷史主義，它將制度文本化並揭露壓迫性的權力；但是下述觀點並非獨創性的，即認為在這種歷史主義對抽像理論的害怕、它對反復無常、背離常規和不落俗套的喜愛以及它對大敘事的懷疑，與更為保守的史學著作的平庸方法之間，在在著大量使人為難的共同立場。把歷史化想像為內在激進的，就是把所有自由主義或者保守主義都想像為反歷史主義的形式主義的，這既是不真實的，又是一個方便的草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