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爾德：

米歇爾·亨利，既然要談到您的生平，讓我們從開端說起吧：出生在遠東地區，父親在您年幼時離世。這些環境是否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您？

 米歇爾·亨利：

請允許我在這場對話的開頭作一個哲學式的評語。我想說，面對傳記的觀念，我常產生強烈的貧困感。有人認為，真正的自我，每個人的真正自我，是一個非世間的自我，外在於一切客觀的、經驗的規定性，從這類標志出發，從而抵達自我的這種嘗試，其實很成問題。一個人的歷史，以及這個人周邊的環境，都是不同於面具的某種別的東西，這副面具無論多大程度上討人喜歡，都隻是他本人與其他人以某種方式協商一致從而加之於他的面容——而他本人，就其根本而言，並不具有任何一張這樣的面容，難道不是這樣嗎？您注意到，我出生在一個遙遠的國度。這是別人告訴我的。但是，這個國度難道不是“比印度和中國還更遠”嗎？對我來說，我來到這個世上，還沒有任何人在某片大陸上找到生命的源泉。我不認識我的父親——但是，父親，豈不是所有生命的前提？我母親後來向我談起我的父親，他是一位遠洋輪船的船長，我把他視作康拉德或者克洛岱爾筆下的一個人物。實話說來，我對他一無所知。但是，對於一個在那邊度過幼年時光的兒童，我又知道多少呢？我們生活在永恆的當下，永遠無法離開。在當下之外者，與我們相隔萬丈深淵。因為時間是絕對的非實在的一個領域。我分享一下艾克哈特大師的觀點：“昨天發生的一切，如同一萬年前發生的一切，距離我同樣地遙遠。”俄狄浦斯是一位病人發明的寓言中的人物。這個寓言也適用這一說法。

瓦西爾德：

請原諒我的堅持，這正是為了滿足那些閱讀過您著作的人，來到這裡與您相遇，來看到“有血有肉”的您，滿足他們的期待。因此，我要再次開始我的詢問。回到法國之後，您的童年在裡爾度過，在一個充滿藝術氛圍，尤其是充滿音樂氛圍的家庭環境中。這是否培育了您的感性，決定了您在作品和生命中都賦予藝術因素極為重要的地位？

亨利：

差不多是這樣。因為音樂讓人逃離世界。音樂總是吸引著我們。我的母親在結婚之前，正準備開始鋼琴家的職業生涯。她經常為我演奏。我從中體會到的情感從未消失，正是這種情感讓我想到我的母親，想到我愛的所有人，想到藝術本身。如果說康定斯基從音樂出發來理解繪畫，因此讓繪畫獨立於表像世界的這一絕妙觀點讓我深感興趣，也許正是因為這個觀點能關聯到我所體會到的、從未離開過我的這種幸福。

瓦西爾德：出於學業的選擇，您全家來到了巴黎。因此，正是在巴黎上學時，您選擇了哲學。在這一抉擇中，決定性的因素是什麼？遇到了某位大師，某些文本，或者是想要回答某些內在的追問？

亨利：

在亨利四世中學，我的哲學教師是勒內·貝特蘭（Rene Bertrand）。我對他懷有深深的感激。我以哲學為志業，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不僅是因為他的不足，更因為他身上的那些優點。從第一堂課開始，他的課程就是完全抽像的，我們完全聽不懂，大部分學生在下面竊竊私語，玩打仗遊戲，或者提一些荒唐的問題。我坐在第一排，隻能一直聽課，雖然課堂上有些吵鬧。我聽懂了，因此進入一個令人目眩神迷的觀念世界。對哲學的這種欣賞，在預備班的兩年裡，轉變為我唯一的學術興趣，於是在1942—1943年的寒假期間，我在裡爾撰寫了一篇論文，之後我就加入了抵抗組織的遊擊隊。

瓦西爾德：我猜想，參加遊擊隊是一種極為強烈的體驗。首先，這對您關於生命的構想產生了什麼影響？其次，對您關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理解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亨利：

在1939年戰爭宣布開始之際，我的哥哥就已應征入伍。在法國崩潰之後，他馬上去了英國，成為“自由法國”最初的二十個成員之一，其中有三至四個成員又返回了法國。他的示範當然對我十分重要。我的家庭一下子就隻剩兩個人，並且擔心彼此無法再見面。此外，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我們就深深地感到我們是希特勒的反對者。在年輕時，在讀高中期間，我們就十分驚愕地觀察到德國發生的事件，並且對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事情的惡化感到十分憤慨。

抵抗和遊擊隊的經歷，實際上對我的生命概念的理解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這種地下狀態，每一天都強烈地讓我感受到某種匿名狀態（incognito）的意義。在這整個時期，人們都必須隱瞞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行為。歸功於這種持續的偽裝，真正的生命的本質向我揭示出來，也就是說，真正的生命是不可見的。在最糟糕的時刻，盡管世界極為殘酷，我在自我之中體驗到了真正生命，如同一個有待保護的秘密，這一秘密也保護著我。這是比世界的顯現更深刻、更古老的一種顯現，規定著我們的人之為人的條件。將人定義為“政治動物”，這樣是不對的。

也就是說，我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理解，本身也深受這些事件影響。在一定意義上，這些事件將歷史置於第一層面，正是在這個範圍內，我們的生存、我們的饑餓與恐懼、我們的生與死，每時每刻都依賴於這些事件。與此同時，關於社會的神話——在希臘城邦中，每個人得以完成其自身的存在——因此遭到了不可修復的打擊。我們共聚一堂的光亮空間，它本應是我們真正的家園，我們不必從中逃脫逃往一個想像的天堂，卻充斥著武器暴力、告密、黑市交易、虐待，許多人慘死，所有人心懷恐懼。拯救恰恰就在於某種共同體的秘密中，這個共同體已經被縮減到一對夫妻或者一個家庭，最好處於某種地下狀態，卻又始終受到滲透和背叛的威脅。從這個時期開始，我就明白了，個體的拯救不可能來自世界。

於是，在戰爭結束後，一種令人痛苦的分歧，迫使我不得不揮手告別了我的大部分戰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期待著一個高唱凱歌的明天。另一些消息靈通的人，想加入政府的軍事組織。他們預感到，在意識形態的對立之後，某種新的極權主義將會出現。卡夫卡，這位小資產階級作家，始終以自我為中心，而不是加入歷史和社會的宏大運動之中，閱讀卡夫卡是可疑的，並且讓我保持懷疑（“必須燒掉卡夫卡？”），讓我免於陷入幻想。而在這個時期，美國及其令人生畏的體制所帶來的霸權主義的危險，也沒有逃出我的觀察，此外，我也沒有陷入在法國那些急匆匆想要爭權奪利的人的犬儒式投機主義。

瓦西爾德：在戰爭結束之後，雖然方式不同，生活條件還是比較艱苦的，在這個時期，您放棄了一些可以直接進入教育機構的機會，而是選擇了完全地獻身哲學，並且開始撰寫《顯現的本質》一書。在人們的想像中，這段時期既艱苦又充滿活力，您能否談談這段時期？

亨利：

1945年我通過了哲學教師資格考試，實際上我又返回學術研究，並且下定決心，在公共空間之外來尋找我的生命意義。我曾經兩手空空，但是生活條件已經完全地改變了。死亡，持續不斷地對死亡的恐懼，已經不再有了。我明智地在卡薩布蘭卡當老師，我所教的班級有70多位學生，和我一樣經歷了戰爭後纔重返校園，而且大部分比我年長。我撰寫了我的第一本書，是關於身體問題和麥納·德·碧朗（Maine de Biran）的。恰好在這段幸福時光之後，我纔面臨物質上的困難。我放棄了教學，在長達十年的孤獨中撰寫《顯現的本質》——但是，裡爾克不是說過，對於寫作者，“十年算不了什麼”。您說得對：這是孤獨和貧困的經驗——但是，持續不斷地受到寫作的支持和激勵——這種經驗既是困難的，有點類似於遺棄；也是充滿活力的，因為僅僅和最本質的東西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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