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成先生請我給他的大作《禪說莊子》繫列叢書作序,我是誠惶誠恐,不敢答應的。一方面我不是這行的專家,對中華文化隻是愛好而已。興致來了,茶餘飯後,與學生後輩們侃一侃還行。要為此恢弘大作作序言,實不敢當。另一方面,大凡一本名著,作序者常常是高官名仕,自慚不在其列。而且那些序言常常是官樣文章,洋洋灑灑一大篇,卻不知其意,不僅於書沒有增色,反而給人以互吹互擂之嫌。所以,我一貫不為人作序,自己的書也從不請人作序。
春天的一個早上,細雨霏霏,我坐在香港的家裡看海。馮先生來短信了,提及寫序的事。他說“寫序之事本應在因緣之內,相識相知方可為”。我十分贊同馮先生的話,寫序為因緣之事。想想我對《莊子》的歡喜,對作者的印像,對年輕學子聊聊在現代學習《莊子》的意義,恐怕也不好推辭。這就是我終還是答應馮先生來寫這個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