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章句[1]上
1.1孟子見梁惠王[2]。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日利？亦[3]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4]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5]，弒[6]其君者，必千乘之家[7]；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8]，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9]。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日仁義而已矣，何必日利？” 【注釋】
[1]《梁惠王章句》是《孟子》七篇篇的篇名。東漢趙岐為《孟子》作注時，摘取每篇章開頭的兩三個字作為篇名。章句，是漢代經學家、訓詁學家常用的字眼，用來分析古書章節句讀的方式，常用作訓解古書的題名。
[2]梁惠王：即戰國時魏國國君魏惠王，名罃，惠是他的謚號。因被秦國戰前361年，魏惠王從安邑(今山西夏縣北)遷都到大梁(今河南開封西北)，所以魏又稱作“梁”。
[3]亦：隻、僅。
[4]交征：相互追逐。
[5]萬乘(sheng)之國：指擁有一萬輛兵車的諸侯國。古代的兵車一輛稱作“一乘”。古代常用兵車的多少來衡量、比較諸侯國的強弱。
[6]弒(shi)：古時以下殺上、以卑殺尊、以子殺父、以臣殺君稱作“弒”。
[7]家：古代卿大夫的采地。
[8]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指卿大夫從擁有一萬輛兵車的諸侯國中獲取一千輛兵車的產業和利益，從擁有一千輛兵車的諸侯國中獲取一百輛兵車的產業和利益。
[9]不奪不饜(yan)：指卿大夫不把國君的產業、權勢完全奪取歸己是不會滿足的。
【品讀】
本章闡明了先仁義而後利的義利觀。
魏國是戰國七雄(秦、齊、楚、魏、韓、趙、燕)
之一。戰國初年，魏國首先成為強盛的國家。戰國中期，魏國接連被齊國、秦國、楚國戰敗，割讓了大片國土，失去了昔日強盛的局面。梁惠王為重振旗鼓，收復失地，於是用謙卑的禮節和豐厚的財物招納天下的賢士，希望他們為魏國的強盛出謀劃策。
“您為什麼開口就講利呢？”他向梁惠王宣傳了國君治理國家要依靠仁義的主張，並從反面分析了國君、大夫、士、百姓舍棄仁義而上下互相追逐私利就會使國家陷入危險的境地。他認為，在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裡，殺死國君的人必定是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夫；在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裡，殺死國君的人必定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大夫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中擁有兵車一千輛，在一千輛兵車的國家中擁有兵車一百輛，他們獲得的產業和利益不能不說是很多了。但如果他們先追逐利益而後取義，那麼，不把國君的產業和利益完全奪歸自己，他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孟子通過上面的分析得出結論說：“從沒有講求仁愛的人遺棄自己的父母的，也沒有講求義的人怠慢自己的君主的。大王隻講仁義就行了，為什麼隻講利呢？”
孟子所說的仁義和利的具體含義是什麼呢？在孟子那裡，仁是指親愛父母和愛人；義是指尊敬上級和長輩，上下級之間要有適宜的禮節。這樣，義就是指思想行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準則和規範，處理問題要合理、適宜，恰到好處；利是指利益和功利。孟子強調仁義，反對“後義而先利”，顯然，他主張先仁義而後利。這就涉及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延續兩千多年的
“義利之辨”。
“義利之辨”，是關於道德行為與功利關繫問題的爭論。學術界有人認為梁惠王所問的“利”是指狹義的利益，孟子所說的“王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隻講仁義而不講利，把仁義與利對立起來。事實上，孟子並不是不講利，隻是告訴梁惠王，縱使魏國國富兵強，不過都是小利而已；隻有遵循仁義這一根本去做，把仁義當作治理國家的原則，纔是根本上的大利。
這樣理解，在《孟子》一書中我們可以找到有力的旁證。《孟子·告子上》第十六章記載孟子的話說：在天地中有的爵位，在社會生活中有社會爵位。仁義忠信，不知疲倦地喜好、追求善，這是的爵位；公卿大夫這些官職俸祿，是社會爵位。古代的人修養仁義忠信，社會爵位也隨之而來。現在的人修養仁義忠信，用來追求社會爵位；已經得到了社會爵位，便放棄了仁義忠信，那真是太糊塗了，終連社會爵位也會喪失掉。聯繫孟子的這段話，我們將看到：孟子贊賞的是古人的做法，反對的是今人的做法。
這說明，孟子主張首先堅持仁義忠信“天爵”，公卿大夫“人爵”便會隨之而來，不能修養“天爵”以追求“人爵”和有了“人爵”便放棄“天爵”。也就是說，應先“天爵”後“人爵”，用“天爵”制約“人爵”。隻有這樣理解，纔能與孟子的先仁義而後利的主張保持一致。
由此，我們認為，孟子繼承了《易·乾·文言》關於義和利是統一的，一定的道德行為必然給人帶來利益的主張，並發展了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①、“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主張，認為仁義與利是有先後、主次之分的統一體，強調用仁義制約利，利要符合仁義，主張符合仁義的富貴利祿就接受它，違背仁義的富貴利祿就拋棄它。
在這裡，耐人尋味的是，孟子遊說諸侯的順序是先齊後梁。趙岐為《孟子》作注時，認為孟子崇尚堯舜的仁義之道，所以把這一章放在《孟子》七篇的開始，這是有他的深刻用意的。我們認為，孟子的先義後利、以義制利的主張，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線，它貫串孟子思想的始終。
孟子的先義後利的義利觀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引起了許多思想家的重視和爭論。戰國末期的苟子也主張先義後利，認為堅持先義後利的人就能得到榮耀，而堅持先利後義的人就會遭受屈辱。西漢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強調義與功利不能並存。宋代以後，“義利之辨”更為突出。程顥、程頤、朱熹等人認為道義與功利是互相排斥的。陳亮、葉適則反對程、朱的觀點，認為道義與功利並不矛盾，功利體現在道義之中，離開功利就無所謂道義。清繼承並發展了孟子的思想，認為義、利不能偏廢，應該使二者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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