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拙著《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由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並於2011年11月入選原新聞出版總署第三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使我深受鼓舞的是，這本書得到了不少同志的積極評價，其中有各級人事部門的同行，也有不是同行的歷史專家。還有一家出版機構在國際書展上發現這本書後，正在組織將它翻譯成外文。也許是因為受到了順利出版《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的鼓勵，但更重要的是，在我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也接觸到了古代很多有關用人思想的資料，其論述之精闢，思想之深刻，令人割舍不下，不由得又產生了將古代用人思想加以整理提煉、與讀者共享的想法，於是用了三年時間寫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中國古代用人思想》。用人制度是固化的用人思想，用人思想是用人制度的源泉。若將這兩本書互相對照參閱，會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2014年10月，正當《中國古代用人思想》的寫作進入後兩章時，我在報紙上看到了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作重要講話的報導，其中關於中華傳統文化“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基本的文化基因”的論述，關於總結歷史經驗“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鋻”的論述，都是正式提出的，將我們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偉大作用的認識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毋庸諱言，這給我的寫作也增添了新的動力。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如果能與國家的事業聯繫起來，便會受到莫大鼓舞。我雖是退休之人，但若能在弘揚基因文化、為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借鋻方面略盡綿薄之力，也足以讓我倍感欣慰。
由於是介紹古代的用人思想，當然所用資料都是古言古語。古語雖然簡練，耐人品味，但無疑會給廣大讀者閱讀帶來一定困難。所以，我在寫《中國古代文官制度》時，便采取了“白話敘述、原文入注”的辦法，在正文引用古文資料時皆直接譯為現代漢語（但對少量簡潔易懂的古文仍用原文），而將原文放到注解裡。讀者都反映此種做法使書中內容更加通俗易懂。有一位曾長期在組織人事部門工作、後又到出版部門擔任領導的老朋友，退休後重拾對干部人事制度的研究，為弄清某些制度的來龍去脈，有時需要了解古代制度。他對我說，翻看很多介紹書籍總看不明白，還是看了你的書纔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