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下冊的《審查報告》中說：“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 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繫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

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今天讀陳先生的話，感慨良多。先生所言之義：佛教傳入中國，其教義與中國思想觀念制度無一不相衝突。然印度佛教在近千年的傳播過程中不斷調適， 亦經國人改造接受， 終成中國之佛教。這足以告知我們外來思想與中國本土思想能夠融合、始相反終相成之原因，在於“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當下中

國文化必須“返本開新”。如有其例外者，則是“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蕩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瀋歇絕”。

    我以為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 不應簡單視為文化落後，而是二千多年的農業文明在十八世紀已經無法比肩歐洲工業文明之生產效率與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 由此社會政治、國家管理制度也紕漏叢生。由是而觀當下之中國，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而從五四時代以來的文化批判也需深刻反思。啟蒙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評固然有時代需求，未經理性拷問的傳統文化無法隨時代而重生。 但“五四運動”的先賢們也犯了“理性科學的傲慢”，他們認為舊的都是糟粕，新的都是精華， 對立的思考將傳統與現代對峙而觀，無視傳統文化在代際之間促成了代與代的連續性與同一性，從而形成了一個社會再創造自己的文化基因。美國學者席爾思寫了一部書《論傳統》，他說：傳統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代代相傳的行為方式，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創造性想像的沉澱。因而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排除其傳統，不可能一切從頭開始或完全取而代之以新的傳統，而隻能在舊傳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創造性的改造。此言至矣！傳統與現代不應僅在時間序列上劃分，在文化傳承上可理解為“傳統”是江河之源，而“現代”則是江河之流。 “現代”對“傳統”的理性詮釋，使“傳統”在“現代”得以重生。由此，以“同情的敬意”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是當下中國的應有之義，任何歷史文化的虛無主義都要徹底摒棄。從“五四”先行者到今天的一些

名士，他們對傳統文化進行激烈批判，卻也無法擺脫傳統文化對自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影響。這樣的事實豈可漠視。

    這套《中國文化經緯》叢書是在 1993 年刊行的《神州文化集成》 叢書的基礎上重新選目、 修訂而成。 自那時到今天，持續多年的“文化熱”、“國學熱”，昭示著國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認同還處在進行時。文化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性格，民族性格決定了一個民族的命運。中國文化書院成立至今已有 30 年了，書院同仁矢志不移地秉承著“讓世界文化走進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之宗旨，不負時代的責任與擔當。

此次與中國書籍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期盼能在民族文

化的自覺、自信、自強上有新的貢獻。

致良知

既然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那麼道德修養也就不需要程朱派所說的那麼復雜，格物致知即可簡單地歸結為除去蔽障，明心中之理。陸王派的觀點正是如此。

（一）簡易工夫

朱熹的格物致知，要求在讀書、議論古今人物、應接事物以至研究一草一木中窮究事物之理，以便豁然貫通，與心中之理相證合。但心中之理隻是天地之性，它如何與一草一木之理相證合呢？朱熹在這個問題上難以說清楚。王守仁批評說：“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這一批評的後一句抓住了朱熹格物致知論的漏洞。

陸九淵反對“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的修養方法，引《易·繫辭》的話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之理得矣。”提出了修養工夫應遵循簡易的原則。他提出，由於心即理，理不在心外，因此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的大段工夫，完全可以用明心見性的簡易方法來代替，其具體方法主要是存心、復心和養心，就是對本來自明的本心要保存，對尚被私欲障蔽的本心要恢復，對已經恢復的本心要涵養。

他說：“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他的學生毛剛伯說：“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為主宰，既得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關於存心，他說：“孟子曰：‘存其心。’某舊嘗以‘存’名齋。……隻‘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關於復心，他提出了知非、去私、破邪說、改過、剝落五個內容。他說：“知非則本心即復。”“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他認為復心是關鍵，必須要有“衝破羅網，焚燒荊棘”的精神。本心一旦恢復，便“渙然冰釋，怡然理順”c，“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一正則百正”。關於養心，他提出了收

斂精神、宣氣爽心、寡欲去欲等要點。

陸九淵認為，存心、復心與養心都是自己的事，雖然也需要老師引導，但主要是自我修養。他說：“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步，學人言語。”陸九淵強調自立自重，不必他求，容易使人產生輕視教育的錯誤傾向。朱熹批評說：“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個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隻消恁地便了！”陸九淵強調自立自重，必然反對依傍書本。他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又說：“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而且理在心中，不在書上，因此書本也不可全信。對此，朱熹竭力反對：“來書……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朱熹所以高度重視這個問題，主要是陸九淵動搖了聖賢經典的神聖地位，將使人們的思想失去統一的標準，造成信仰危機和自以為是的混亂局面。他說，若“遽絀古書為不足信”，必然“直任胸臆之所裁”e，認為“隻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必將會帶來可怕的後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