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朱熹的仁政愛民思想，應該說是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的優秀的方面。然而他的對民施行“仁政”又是同他的對民施行封建三綱五常的教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仁政愛民也沒有超越儒家倫理理性的藩籬。他的正經界隻是要丈量清查土地，均平賦稅，並不敢觸動土地的占有；他的整頓賦稅也僅是要蠲除各種額外加增的無名苛賦，也不敢觸動沉重的“正賦”，老百姓是不可能富起來的，這都可以看出他的仁政思想的軟弱無力。“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終是一個沒有獨立自主性的受動體，正像他的“正君”思想隻會培養一種“好皇帝”的文化心態一樣，他的“仁政”思想也隻能培養一種為民請命的“好官”的文化心態，一種“清官”意識：不是民主，而是為民作主，又成為一種抗御近代民主思潮傳播的文化惰力。
我們看到，儒家倫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學體繫中是一種文化“潤滑劑”，它無所不在，四處充溢，圓美流轉地滲透，靠了它，他建構的靜態文化繫統纔凝聚成為一個超穩定的慣性價值體繫。而正是從這一文化視角去審視他的靜態文化繫統，可以具體而微地透視到整個儒家傳統文化深刻的內在矛盾與危機。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也就意味著倫理理性的古老文化傳統迎接理性時代的到來了。
我們看到，儒家倫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學體繫中是一種文化“潤滑劑”，它無所不在，四處充溢，圓美流轉地滲透，靠了它，他建構的靜態文化繫統纔凝聚成為一個超穩定的慣性價值體繫。而正是從這一文化視角去審視他的靜態文化繫統，可以具體而微地透視到整個儒家傳統文化深刻的內在矛盾與危機。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也就意味著倫理理性的古老文化傳統迎接理性時代的到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