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這些年，講述《論語》有些時髦。我嚴肅地詢問自己，是在追趕時髦嗎？對於人到中年的我來說，追趕時髦其實是毫無意義的。

二十年前，我帶著對政治法律理論的高昂熱情，去讀當代新儒家的著述，結果被那些“形而上學”的高頭講章搞得一頭霧水，但我熟悉了《論語》中的好多語句，於是干脆拋開那些據說很重要的理論問題，直接像“蒙學”一樣背誦起《論語》來了。在我後來的生活中，《論語》中的好多章句如同曼妙的音樂小品，時常帶給我真誠的歡愉、感動和慰藉。


我正是帶著這種生命的感動和人生的慰藉講述《論語》的，我希望向年輕的朋友們傳遞生活的歡愉，但絕非兜售廉價而快樂的“心靈雞湯”。


因為，我努力回溯至《論語》記述的孔子的生活世界，去感受、體察那個時代的各色人物、諸多事件和各種對話場景，藉此走進孔子真實的思想世界。“真實的”，意味著拒絕抽像的邏輯演繹，拒絕現代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慣用的各種標簽，孔子的思想世界是鮮活而靈動的理智世界、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孔子，有時率真可親，有時嚴肅可畏，有時樂不可支，有時怒不可遏，但沒有絲毫矯飾做作，全是生命的真情本色的自然流露。這纔讓人感動，帶給人慰藉，使人在感動和慰藉中獲得生活的歡愉。


孔子的人生終超凡入聖，但絕非“聖人忘情”，而是“情之所鐘”；他拒絕隱逸避世，始終直面“禮崩樂壞”的人世，既不願“逍遙遊”，也不願蠅營狗苟，他選擇了“擔道”的人生，無所畏懼地走向孤寂的曠野，成了流浪的君子。


於是，在講述《論語》的過程中，我越來越堅信，自己找到了“如何在塵世安頓人生”的答案。

一 孤獨者的身影



1.1

司馬遷懷著崇敬之情，以悲劇性的筆調，在《史記》中為孔子作了傳，叫“孔子世家”。

孔子是春秋末期魯國人，名丘，字仲尼，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前551年），於魯哀公十六前479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孔子的先祖是宋國貴族，殷商王室的後裔，後因避禍而逃至魯國。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個武士，六十多歲“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家境可謂清貧，對此，他記憶深刻，後來對弟子們回憶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成年後的孔子身材魁偉，氣像不凡，身高“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孔子自幼好學，尤其熱衷於對禮俗的鑽研，因為博學，年輕的時候就遠近有名了。孔子十七歲的時候，魯國大夫孟孫氏病危，諄諄告誡自己的兒子：“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因為學問好，大概三十歲時，孔子開始授徒講學了；他是中國歷史上個開辦私學的人，他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孔子一生杏壇揮鞭，“弟子三千，賢徒七十二人”。


不過，孔子的人生願望還是去從政，他不僅懷抱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且具有將理想付諸實踐的政治纔干，他拒絕空想。不過，從政願望的實現並非易事，直到五十一歲時，他纔步入魯國政界，先是擔任中都宰，政績不錯，後為司空，很快又升為魯國大司寇，算是高官要職了。


孔子從政，為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挽救“禮崩樂壞”的混亂時局。然而，孔子並沒有能夠在魯國成功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五十五歲的時候，孔子帶著弟子們，離開了魯國，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周遊列國”，成了名副其實的“流浪的君子”。顛沛流離，一路下來，就理想的實踐而言，一無所成。


孔子結束流浪的生活狀態而重返故國時，已經六十八歲了，垂垂老矣！他不再考慮從政的問題了。在人生的後五年，他專心致志於典籍的整理和編修，魯國人尊稱他為“國老”。


1.2

司馬遷的孔子傳勾畫了中華文明史上一個偉大的孤獨者形像。

孔子去世的時候，魯國國君魯哀公還年輕，二十來歲，他親自為孔子寫了祭文：“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餘一人在位，茕茕餘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魯哀公呼天搶地，怨恨上天為何不願大發慈悲，讓國老長壽更長壽，以護佑他穩居君位；孔子的去世，使得自己孤苦伶仃，承受孤寂無助的煎熬。魯哀公深情地哭訴：尼父啊，失去了你，我怎消心中的憂愁！


魯哀公是國君，孔子是他的臣子，國君稱臣子為“尼父”，可見他是何等地尊敬孔子！

問題在於，魯哀公何以要在祭文中表達自己內心世界那種巨大的孤獨和寂寞的感受？他或許相信，隻有孔子能夠體會他內心的孤獨和寂寞。因為孔子本人，盡管杏壇揮鞭，“弟子三千”，桃李滿天下；即便在年過半百之後，無可奈何地離開故國，周遊列國，一路上也還是受到好多國君、大夫們的禮遇和尊重，但他仍然難以排解自己內心世界的孤獨感。


孤獨者的知音必定也是孤獨者。司馬遷能夠領會魯哀公傾瀉的孤寂情緒，更能深切地體察孔子內心世界孤獨感的精神意蘊和力量，因為他也是孤獨者。司馬遷為李陵投降匈奴事件辯白真相，而激怒了漢武大帝，而下獄且遭宮刑之辱，仍在痛苦而悲涼的心境中忍辱著書；在《報任安書》中，他以無堅不摧的氣魄，向朋友傾訴了支撐自己著史的偉大力量源泉：“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說，孔子周遊列國，在途徑鄭國的時候，“與弟子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坦然承認自己的無家可歸，就像喪家之狗一樣。這是內心世界強烈孤獨感的表達。


就在孔子去世前，弟子子貢去看望他，師徒一見面，孔子淚流滿面，悲嘆而歌：“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然後，他對子貢說：“天下無道久已，莫能宗予。”孔子後一次思量這個世界，他相當的絕望，不報什麼希望了！


可以肯定地說，在內心世界，孔子比魯哀公更為孤獨！

1.3

國君和臣子都陷入了難以化解的內心世界的孤獨，這一定是一個混亂的時代。

中國古代歷史上所謂的“先秦”，指的是大秦帝國建立之前的夏、商、周三個王朝。周朝包括“西周”和“東周”兩個階段；“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通行的意見是，“春秋”時期開前770年，結前477年。也就是說，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孔前479年去世，他去世兩年後，中國歷史就進入戰國時期了。戰國時期結前221年，這一年秦王嬴政統一了中國，開創了大秦帝國。


顧名思義，“戰國”時期是一個戰爭的時代，是一個刀光劍影的時代，是一個血雨腥風的時代，是一個混亂不堪、民不聊生的時代。戰爭是殘酷的。可戰國時期不是突然來臨的，戰爭的禍根就埋藏在春秋時期。


史家對於春秋時期的總體判斷是“禮崩樂壞”。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過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而建構的禮樂文明秩序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這纔終釀成曠日持久的戰爭災難。


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周天子權威喪失，窩窩囊囊；各諸侯國彼此征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大夫專權，君位難保；家臣亂政，士子流離失所；黎民百姓就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孔子批評那個時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切都亂了，沒了章法。


所以，孔子說：“天下無道久矣！”

司馬遷傲立歷史之巔，深切洞明孤獨者孔子的崇高精神意義，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坦言：“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這意思是說，孔子生逢亂世，其思想道路的選擇、政治理想的追求、精神信念的堅守注定了孤獨者的悲劇性氣質、性格和命運。

1.4

魯國本是西周初年“制禮作樂”的周公的兒子伯禽的封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可到了春秋時期，魯國長期以來是“三家”大夫專權，國君早已是苟且度日。孔子升任魯國大司寇後，試圖消弱大夫的權勢，還政於魯君，但無力回天，以失敗而告終，被迫“周遊列國”。


因而，魯哀公在給孔子的祭文中表達自己內心的孤獨和寂寞，不是作秀，他知道孔子地下有知，是一定能夠理解他的內心世界的。

魯哀公能夠理解孔子嗎？這無論如何都是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魯哀公之所以敬稱孔子為“尼父”，是因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孔子超凡的智慧和偉大的人格力量，孔子能夠帶給他心靈世界以溫暖和慰藉，盡管他很可能對孔子深邃的思想世界無可名狀，說不清、道不明。


其實，何止魯哀公如此，那個時代的人們又何嘗不是如此！

《論語?子罕》中記載，顏回面對老師博大而深邃的思想世界，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纔，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論語?子張》中還記載，叔孫武叔在公開場合誇贊子貢比他的老師孔子還要賢明。子服景伯把這個意見轉告給子貢。子貢聽說後，打了個比方以鄭重回應：“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子貢知道，能夠理解孔子的人實在太少了，連知道走進孔子思想世界路徑的人都微乎其微，那些不得其門而入的人如何可能正確評價孔子！


顏回、子貢是孔子的高足，他們崇敬孔子；而且，他們深知，孔子的孤獨絕非常人的孤獨！他的孤獨是先知的孤獨，是聖人的孤獨，是亙古未有的曠世孤獨，也因此是聖潔而偉大的孤獨。


當然，孔子在世的時候，還是從弟子們那裡感受到了溫暖與慰藉，弟子們視先生為先知和聖人，在心靈深處敬仰先生，盡管孔子自己從不敢以先知和聖人自居，《論語?述而》中記載了他的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雲爾已矣。”弟子公西華感嘆地說道：“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弟子們達不到先生的高度和境界，但深知捍衛先生尊嚴的意義。當時，挖空心思詆毀孔子的人不少，《論語?子張》中就記載，那位誇贊子貢的叔孫武叔公開詆毀孔子，子貢憤怒了，簡直就是作“河東獅子吼”：“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孔子去世後，弟子們為他守孝三年。

子貢把家搬到孔子墳墓旁邊，為先生守墓長達六年。

司馬遷在其孔子傳的結尾寫道：“《詩》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1.5

孔子的孤獨和絕望滲透著一股強大而神奇的力量，侵潤著人們的心田，感召著人們的心靈，啟迪著人們的思想。孔子去世後，他創立的儒家學派繼續壯大，儒生們對先師思想世界的理解、闡釋和爭論從未停止過。


《韓非子?顯學》中有言：“自孔子死後，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這就是“孔子而後，儒分為八”的著名論斷，其實，先秦儒家內部派別林立，遠不止這八派。


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派也因此逐步滲透、融合於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孔子不再是一個孤獨者，“吾道不孤”；孟子稱贊先師為“聖之時者”，認為孔子是一個能與時俱進而通權達變的聖人，絕不是一個泥古不化的迂夫子。秦始皇在完成統一六國而開創帝國政治世界秩序的同時，孔子傳承並開新的心靈世界秩序也在越來越強勁地生長起來；而且，兩個世界終必定走向統一。因為，沒有靈魂的政治是短命的。


孔子去世後300多年，漢武大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希望能夠通過弘揚孔子儒家的思想而凝聚起大漢民族的精神之魂。


漢武帝之後，歷朝歷代尊孔祭孔，加封孔子，孔子獲得了很多謚號，比如唐玄宗給孔子的謚號是“文宣武宗給孔子的謚號是“大成至聖文宣王”。到了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後確定孔子的謚號為“至聖先師”。


孔子在生命垂危之際悲嘆道：“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他或許沒有想到，自己去世後能夠被中華民族尊奉為“萬世師表”。“萬世師表”是清康熙皇帝為孔廟大成殿的題詞，是對兩千多年來人們對孔子敬仰和稱頌的總結。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其歷史哲學中，提出了著名的“軸心時代”說。他指出前800前200年的幾個世紀裡，在中國、印度和希臘等幾大主要文明區域裡，幾乎同時出現了自己的文化“先知”，他們在相互隔絕、彼此沒有信息交流的背景下，差不多同時完成了一次意義深遠的精神轉變：“那是些完成了飛躍的民族，這種飛躍是他們自己過去的直接繼續。對他們來說，這一次飛躍如同是第二次誕生。通過它，他們奠定了人類精神存在的基礎，以及所謂的真正的人類歷史。”


孔子作為“軸心時期”中華民族的偉大先知和聖人，他直面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明確地把生命的尊嚴和人性的升華作為頭等重大的思想主題加以深思；他追問重建政治、社會、人生秩序的“大道”；他堅信人不僅僅是動物式的活著，還要思索活的價值和意義問題、活的質量問題、活的信念問題。中華民族的精神生命因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而不斷地得以延續和提升。孔子是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精神導師，他求“道”、體“道”、言“道”、傳“道”、證“道”、護“道”，終其一生，鍥而不舍，他宣稱“朝聞道，夕死可矣”。


當代學人韋政通先生說：“相對於神之子，孔子可以說是大地之子，這不隻是因為他關懷的是今生今世的人格、文化、社會、政治等問題，而是由於他的生命、他的精神，徹徹底底是植根於大地之上的。”


在中華文明史上，孔子有兩種基本形像：一是教師形像，二是立法者形像。“至聖先師”的謚號是對這兩種形像合二為一的表達：一是內在心靈秩序的立法者，一是外在生活秩序的立法者，都是“立法者”。


這個意義上的立法者無疑是大學問家，是大思想家，是大哲人。孔子正是以孤獨者的生存勇氣、擔道者的高蹈情懷和哲人的慧心睿智，實現了中華文明在“軸心時代”的“精神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