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朱子語錄

編輯推薦

《朱子語錄》是以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及明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合編而成，《朱子語錄》保存了朱熹講學時的語言原貌，《朱子語錄》是了解和研究朱子思想和古白話的重要文獻。

內容簡介

朱熹弟子多有記錄師說筆記者，晦庵生前已互相傳閱，朱子亦有手定。朱熹歿後，門人弟子和私淑後學搜集傳寫，於是朱子講學筆記逐漸流傳。嘉定八年，李道傳持節池陽，將其所收集的廖明德、輔廣等多家筆記委托朱子及門弟子整理刊誤，編為《朱子語錄》四十三卷，簡稱“池錄”。之後，黃士毅又以《池錄》為底本，將各家所記朱熹語錄按照理氣、鬼神等分為二十六類，編為《朱子語類》一百三十七卷。可見《池錄》是研究朱子學的一部承上啟下的重要文獻。

作者簡介

徐時儀，男，1953年生，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獻學和漢語史，《漢語大詞典》主要編纂人，《古文字詁林》編委。著有《慧琳音義研究》、《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玄應眾經音義研究》、《漢語白話發展史》和《佛經音義研究通論》等，校注有《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
潘牧天，上海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

前言
整理說明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二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二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二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三前言
整理說明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二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二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二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三十八

前言

前言
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朱熹以博學多聞的纔識，結合宋代社會的實際情況，融儒、釋、道於一體，潛心探索道德性命之理，提倡明義理、經世務，論學著述皆以聖賢之道爲宗，修己治人爲要，形成了獨特而嚴密的理學思想體繫，把居中國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朱熹的理學思想體繫宏闊，統治我國思想界達七百多年，不僅對中國文化結構、政治生活、倫理思想、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理想人格等方面都産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而且還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線，遠播海外，在十五世紀影響朝鮮，十六世紀影響日本，對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各國的思想文化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在朝鮮和日本曾被視爲國學。十七世紀又隨東學西漸傳至歐洲，一七一四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朱子全書，漸發展成爲東方文化主流的朱子學。朱子講學語録的內容博大精深，關乎朱子著述的詮釋和朱子的經學、文學、史學、自然學、書院文化以及朱子後學的研究等，既是朱子學研究的重要文獻，也是哲學、文獻學、語言學、辭書學等學科研究的重要文獻。
一、語録體與朱熹講學語録前言
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朱熹以博學多聞的纔識，結合宋代社會的實際情況，融儒、釋、道於一體，潛心探索道德性命之理，提倡明義理、經世務，論學著述皆以聖賢之道爲宗，修己治人爲要，形成了獨特而嚴密的理學思想體繫，把居中國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朱熹的理學思想體繫宏闊，統治我國思想界達七百多年，不僅對中國文化結構、政治生活、倫理思想、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理想人格等方面都産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而且還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線，遠播海外，在十五世紀影響朝鮮，十六世紀影響日本，對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各國的思想文化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在朝鮮和日本曾被視爲國學。十七世紀又隨東學西漸傳至歐洲，一七一四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朱子全書，漸發展成爲東方文化主流的朱子學。朱子講學語録的內容博大精深，關乎朱子著述的詮釋和朱子的經學、文學、史學、自然學、書院文化以及朱子後學的研究等，既是朱子學研究的重要文獻，也是哲學、文獻學、語言學、辭書學等學科研究的重要文獻。
一、語録體與朱熹講學語録
傳統哲學著述的特點是多爲語録體，起源於講學時師生的問答對話。講學必然運用大量的口語，一般語句簡短，多用問答形式，隨事記録，不避俚俗，而隨事問答與辯難則沒有充裕的時間去斟酌措辭，修飾文藻。這就如同考試時筆試與口試的不同，前者須於解答辨析中見出文辭之美及行文佈局之功，後者則重在應對之便捷與精神意藴之領會。語録體常常採取點悟式的話語表達方式，點到即止，不作長篇大論的引申發揮，具有一種精煉簡約、片言百意的表達效果，往往寥寥數語就能刻畫出人物的精神風貌，闡明事理的是非曲直，帶有濃厚的時代氣息。
春秋時，由孔門後學記録整理的孔子講學語録論語是我國歷史上部語録體著作。論語可以説是孔子與其弟子門徒問學論道探討社會人生的真實而傳神的實録，雖然經過整理，但大致與當時口語不會相差太遠。沿至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宋儒不再墨守前人陳説，而敢於標新立異，提出異議，講學之風大盛。宋儒多在書院解説儒家經典，遂有其講學或談話的記録，即宋儒語録。如朱熹輯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程子門人所記程顥和程頤講學答問之詞。又如近思録是南宋朱熹、呂祖謙二人精選北宋理學大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的語録而成的一部理學入門書，又是學習四書的階梯。
儒家承孔子用白話口語講學論道，至朱子語録可謂集大成。朱熹的講學語録內容廣博，自天地萬物之源，至一草一木之微，從自然界到人類本身，無所不及，且皆爲師生間往復詰難、相互研討學問時的隨問隨答，氣氛比較自由，不像著書立説那樣嚴肅鄭重，態度比較真切，往往更注重實情。其中不乏思想火花的即興迸發，評述時事的真情流露，往往揮灑自如，生動活潑，一顰一蹙，纖悉詳現，在朱子之學中猶如畫龍點睛，讀之有破壁飛騰之感。值得指出的是朱熹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的講學內容由來自不同地域的一百多位門生記録，同一內容的表述用詞不盡相同，門人弟子所記又各有側重，或詳或略，有同有異，而同一門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記録同一內容，不同的門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場合記録同一內容，不同的門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記録同一內容，同一門人前後所記或有不同，來自同一地域的不同門人所記也或有不同，來自不同地域的門人更難免有同有異，而朱子語録中往往注明各家所記語録的異同，據其所注內容及各本異文可探具體講學時間，還原出朱子講學內容原貌，知人論世，從中可見朱子的人格人品和門人的人格人品及學習態度，考探其時同門聽講的弟子有哪些和彼此間的交往及朱熹對這些門人的評價，‘聽’到朱子的經國之謀，濟民之政，出處之義，交際之道，‘看’到當時師生問答的鮮活場景，尤黨禁時的人情世態和朱子的心態，可以説更爲真實地反映了一代理學大師朱熹的思想演變脈絡和南宋當時的社會生活及語言使用狀況。
二、文白轉型與朱熹講學語録
漢語的文白轉型深刻廣泛地影響了我們整個民族的思維和演説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正體現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階層的人們使用同一種語言的必然發展趨向，即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雅俗相融互補、既求雅又從俗的價值取向。據我們近年來的研究，漢語的文白演變不僅是一種語言現像，也是一種文化現像，涉及到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價值觀念的更新等諸多方面。一般而言，書面語多崇尚典雅，往往排斥口語，而朱子的講學語録直記當時言語則使一大批昔日難登書面語大雅之堂的口語進入書面語中，保存了大量的方俗口語材料，可以説能反映當時的語言實録。今傳各本朱子語録行文簡潔而不避俚俗，句式靈活而用語多變，根據表達的需要變換文雅語體和白話語體，既有講學時引經注的雅言舊詞與朱熹解説所用白話口語的歷時層次差異和歷代記録修訂的差異，也包含有不同地域、不同階層門生弟子各自慣用方俗詞語的差異，充滿了各種性質和各種層次的言語成分，文白相間，雅俗共存，新舊質素交融，舊義的延續和新義的誕生共存於同一平面，形成了絶對動態演變、相對靜態聚集，多源而一統、同處而異彩的語言淵藪，相當於一個立體的網路，疊置著從歷史上各個時期傳承下來的不同歷史層次的詞語和宋代産生的新詞新義，從整體上看是一種既非純粹口語又非一般文言的文人口語體，介於便俗語體和典雅語體間，具有文白並用和雅俗交語言特色，［一］可以説是書面形式的口語，客觀上如實反映了當時宋以前漢語原有單音詞和唐宋以來新産生的複音詞並存的語言事實和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新舊質素交融的演變概貌，有裨於探討朱熹和門人弟子在課堂討論中所用文言雅詞與通俗白話相融合的價值取向，闡析一些理學詞彙的義理內涵，考察言語與語言間意義生成、制約的互動機制，研究漢語文白新舊質素的興替和演變過程，考索漢語文白演變和典雅的精英文化與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融合的發展趨勢，揭示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在社會交際中趨雅趨俗相融互補、由古典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新舊交替規律。
三、現代文明與朱熹講學語録
偉大的哲學家或思想家是以他思考問題的分量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來定位的，而這問題必然具有歷史的規律與超歷史的意義之雙重性，同時又牽連著當下時代的弊病與難題，關乎人類命運的希望與福祉。在我國歷史上，宋代是儒家學者們覺醒的時期，當時絶大多數的儒學家們都在努力於振興儒學，要使儒家學派的地位重新居於佛道兩家之上，改變長期以來佛道兩家的聲勢都淩駕於儒家之上的狀態。學者們由不信漢唐注疏，進而大膽懷疑古代儒家經典，並且從當時的社會政治需要出發，或明或暗地吸收和汲引釋道兩家的心性義理之學，重新解釋經書，提出新的見解。理學大師朱熹則以其博學多聞的纔識，融儒釋道於一體，在講學中表達了其對傳統文化的價值評估和意義理解，提出了他對當時文化的建構藍圖，深刻地介入了時代的文化繼承和再創造。
任何民族都有維繫社會秩序的精神支柱，即倫理道德。在中國儒學史上，朱熹融合儒、釋、道而集理學之大成，建立起一個貫穿天、地、人的理學思想體繫，涵括了人生、社會、自然等領域，折射著那個時代的人們對民族主體精神的追求和人類文化價值走向的關切，尤其是強調以天下爲己任的歷史自覺性，充分體現了張載所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理想境界。這一理想境界貫穿著儒家的人文精神和理性傳統，適應了近世中國社會的文化需要，確立了那一時期倫理道德的價值規範，而弘揚朱子學倫理價值體繫中的精華，揚棄過時的糟粕，凝聚成中華文明‘人皆可以爲堯舜’的認同，將個人情感和利益等融入群體共同理想和價值，在全社會、全人類培壅出新型的社會良知與生存範式，由此轉變爲巨大的群體動力，導向人文化成的和諧境界，這不僅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邁向現代化的客觀需要，而且對維護社會的安定有序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更有不可忽視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在根治現今道德意識漸趨淡漠的價值取向危機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方面無疑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朱子認爲誠信是人立身處世的根本，誠信也是立國之本和爲政之方。我們不可能奢求人人都成爲彬彬有禮的仁人、義士和智者，但我們卻不能不要求所有社會成員都應具備誠實守信這一爲人處世的基本的品德。近年來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的復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發展成爲世界奇跡，而如果要有可持續的良性發展，那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必須高度重視文化的傳承和復興。我們應該有與時俱進的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新論點新貢獻，我們應該有更高端、更富有文化含量和學術含量的出版物，而不是一大堆鄙陋的八卦與破碎的段子。隻有物質的富裕，是沒有辦法給人們帶來真正幸福的。我們的國民不僅僅能買得起LV箱包等高級奢侈品，而且更應有誠信的品質、良好的舉止、文明的修養，更應有足以與中國文化相匹配的氣質。在某種意義上，文化決定著人們生活的品質與民族的命運。隻想著搞笑搞樂，隻想著惡搞解構，隻想著利潤的化，隻能無奈地以調侃聊以度日，消磨寶貴的時光，這樣的文化，弄不好是文化的萎靡甚至墮落，也是民族的悲哀。
據現代生命科學，人類基因有99%與動物靈長類相同，那麽人類與動物差別何在？即孟子所説‘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可貴的不同隻是1%或再略多一點點，這1%或再略多一點點就在於人類有倫理道德意識，也就是荀子所説‘人之異於禽獸者’。朱熹的倫理思想與道德理論建立在以理制欲和以義導利的基礎上，重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注重修養上的自律和內省，提高人的素質，完善人的品格。朱子學的人文精神表現在：提倡‘心統性情’，強調身體、心知、靈性與情感的融會貫通，用心、性、氣的相互作用來解讀四德五常的社會功能；重視格物致知的功夫，建立道德理性，提出道心與人心、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類的和諧統一；力主重民、貴民、安民、愛民、恤民；敬重古道熱腸，敬祖積善，崇文尚禮，忠厚仁義，中庸和諧，勤儉重農，樂生進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主張把個人價值融入社會價值之中，通過存天理去私慾，達到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英諺雲：寧可失去英倫三島，不可失去莎士比亞。原因在於，莎士比亞代表的英國文化是英國的人心、英國的品性與風格、英國人的驕傲與向心力，而朱子學的這些人文價值可以説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也是文明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爲東亞及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今天電腦的迅速發展已將人類引入了一個全新的信息化社會，宇航技術的發展又使人類的空間視野拓伸至浩淼的星際世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隨著基因的破譯，人類對生命奧秘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新世紀伊始，人類已拉開了克隆和納米時代的序幕。然而，高科技的發展在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迫切地呼喚著精神文明的建設。現代科技帶來的巨大變革不僅給人們提供了新的時空觀和對自然界的新表述，還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衝擊著人文領域中的一些傳統學科。人們在歡呼‘生物學世紀’到來之時也不無憂心忡忡地看到科學技術的雙刃作用，尋求著物我合一回歸自然的化境。隨著人類諸多幻想的美夢成真，生態環境的保護、貧富兩極的分化、轉基因生物的利弊等正引起有識之士極大的關注。衆所周知，和平與發展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也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共同要求。人類面臨著一繫列全球性的共同問題，諸如地球生態破壞、環境污染、人口膨脹、戰爭威脅、家庭倫理破壞等。一九九九年十月，國際聯合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表了二十一世紀倫理的共同架構一文，其內容包括（一）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二）自由施行個人的權利與義務以達成個人的自我實現；（三）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相成相補；（四）通過正義，維持和平。朱熹一生都在從事學術的研討、傳授和著述，講學在朱熹的生涯中佔有重要地位。從朱子語録中的記載可以看到朱熹思想中的精華與國際聯合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二十一世紀倫理的共同架構也有相通之處，對根治現今社會的種種弊病也具有現實意義。朱熹的講學是以修身與窮理並重，主旨在於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在社會交往中仁義誠信，在公幹私誼中履責守義。因而對朱子學及其影響進行現代審視和分析評價，探討朱子學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及其與現代社會發展的關係，闡析朱子學的東方文化意義，有裨於發掘繼承其超越時代的精粹合理成分，回應時代的挑戰，以其深厚的人文傳統來治理現代文明所帶來的一些弊病，爲新時代提供健康文明的啟示。
歷史啟示我們，任何文明的傳承都建立在經典文獻的傳承基礎之上，任何文明的光大也離不開經典文獻的啟迪，而任何經典文獻都需要在一代一代人們的不斷解釋中弘揚其生命價值，從而介入當時的文化傳承和再造，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朱子講學語録的內容涉及自然現像、生産勞動、物質文明、社會關係、日常生活、意識形態、禮儀習俗等各個方面，不僅從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反映了中華文明所倡人際和諧與天人和諧的價值取向，而且對時下抵禦外物誘惑而重振道德良知仍能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當今社會物質相對豐裕，而信仰迷茫也伴之而來，道德約束力下降導致誠信危機。因而以朱子語録爲中心探討朱子集理學之大成的思想演變線索以及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夯實朱熹講學語録的堅實文獻和語言基礎，由朱子語録的研究拓展至朱子學研究的方方面面，以文本可靠的語料和確詁的詞義從哲理層面來探索朱子出佛入儒的思想發展歷程，闡發朱子語録所藴含朱子學倫理價值體繫的豐厚思想文化內涵，鑒古以知今，弘揚朱子學的精華，闡發朱子學中與時俱進且具有永恆生命力的人文精神，從而使今天的讀者能更加深刻地瞭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凝聚成中華文明‘人皆可以爲堯舜’的認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在全社會、全人類培壅出新型的社會良知與生存範式，導向人文化成的和諧境界，形成世文明多向度雅俗交融的發展趨勢和價值取向，這不僅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邁向現代化和進一步完善精神文明建設的客觀需要，而且對維護社會的安定有序和不同文明的共存互補、平等發展也有不可忽視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
四、宋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
朱熹門人弟子從師受學多有記録師説的筆記，朱熹生前已互相傳閲，朱熹且親手改定輔廣所録，並編定（字季通）論學之語爲翁季録。［二］朱熹逝世後，門人弟子和私淑後學搜集傳寫，朱子講學筆記漸漸流傳到社會上，但因黨禁而未能刊印。嘉泰二年弛黨禁，各家語録遂刊行，種類之多也是前所未有。考魏了翁眉州刊朱子語類序雲：‘開禧中，予始識輔漢卿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予，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予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年（1208），予留成都，度周卿請刻本以幸後學。’‘後數年，竟從予乞本，刊諸青衣。彼不過餘所藏十之二三耳。’‘其後，李貫之刊於江東，則已十之六七。’據魏了翁所説，他與輔廣（字漢卿）早整理朱熹講學語録，度正（字周卿）則於嘉定初（1211～1214）率先編刊了朱熹語録。李道傳（字貫之）於嘉定八年（1215）持節池陽，又將其收集到的廖德明、輔廣等三十三位朱熹門人所記筆記委託給朱熹的及門弟子潘時舉和葉賀孫加以整理，削其重複，正其訛誤，編爲朱子語録四十三卷，簡稱池録。［三］池録刊行後，流傳甚廣。嘉定十二年（1219）黃士毅以池録爲底本，又收集了三十八位朱熹弟子記録的筆記，將各家所記的朱熹語録按講學內容分爲理氣、鬼神、性理、學等二十六類，編爲朱子語類一百三十七卷，嘉定十三年（1220）刊於眉州，簡稱蜀類。蜀類刊行後，嘉熙二年（1238）李性傳在其兄道傳所編池録基礎上又於饒州刊印朱子語續録，收録何鎬、程端蒙、周謨、潘柄、魏椿、吳必大、楊若海等人所記録的受學筆記，共分四十六卷，簡稱饒録。［四］淳祐九年（1249），蔡杭也於饒州刊印朱子語後録，［五］收録包揚、楊方、劉炎、劉子寰、邵浩、劉砥、李輝、陳芝、黃灝、黃卓、汪德輔等人所記録的筆記，共分二十六卷，簡稱饒後録。嘉熙、淳祐年間，王佖在徽州刊印有婺録。淳祐九年（1249）至十二年（1252）洪君勳、張文虎和魏克愚又翻刻蜀類，增補饒録九家爲徽類一百三十八卷。淳祐十二年（1252），王佖又在婺録的基礎上增加新獲部分，按黃士毅語類門目於徽州刊印朱子語續類，收録黃士毅等人所記筆記，共分四十卷，簡稱徽續類。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根據黃士毅所訂的類目，糅合諸家刊印的朱熹語録，編爲朱子語類大全年（1265），吳堅在建安刊印朱子語別録二十卷，簡稱建別録。諸家彙編朱熹門人筆記的刊本大致分爲‘語録’和‘語類’兩個繫統，語録是按所記録的人編排，語類是按講學內容的類編排，而在每條之下注明記録者的姓名。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又據建別録修訂其所編的朱子語類大全，綜合了朱熹弟子記録的筆記，削其重複，總諸家刊本之大成，編爲現在的通行本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六］卷首的朱子語録姓氏列舉朱熹門人弟子的姓名，每人名下又注明記録的年代及其在諸家原刊本中的卷數。
一般而言，傳世的文獻語料有同時資料和後時資料之分，現傳存的語料大部分是後時資料，後時資料很有可能經過後人的改動，因而研究朱子語録的首要工作就是文獻語料的鑒別和選擇。文獻語料如果不可靠，研究也就失去了基礎。就朱熹門人所記朱熹講學內容而言，從初各家所記‘語録’到彙編爲‘語類’，其中各本異文錯綜複雜，後世刊印的傳本也多有不同，既有同一版本不同門人記録的異文，又有不同版本同一門人記録的異文，還有不同版本不同門人記録的異文，更有彙編者或後世傳抄刊刻者改動形成的異文。其中有書寫形式的多樣、輾轉傳抄刻寫導致的訛誤、不理解文意而妄改的異文，也有一些有目的有依據的改動、受上下文或行文習慣影響而形成的異文。學界以往研究多依據通行的明成化年間刊刻的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或清人張伯行所輯八卷本朱子語類輯略，而朱子語録的早期傳本尚存有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葉士龍編晦庵先生語録類要、楊與立編朱子語略和黃士毅編朱子語類校正本等數種，尤其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七卷和明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十一卷，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晦庵先生語録大綱領十卷，日本九州大學藏朝鮮古寫寶祐二年再校徽州本朱子語類皆爲孤本，其中有不少內容不見於今通行本，且與朱熹的論著也有異同，從中可見未經刪削改易的大量原始記録，保存了朱熹門人所記講學語録的原貌，而宋至明清各本在編排和內容上的異同又形成互補和參證，可供考察池録和蜀類的編纂體例，探討黃士毅和黎靖德分類彙編所成朱子語類的通例和取捨異同，還原池録和蜀類的原貌，尋究各家所記語録的承傳淵源，考斠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今傳各本編排的異同，考探朱子語録的流傳線索和朱子學在東亞的傳播。
池録收録廖德明、輔廣等三十三人所記語録，［七］共四十三卷，各弟子下以記録時間爲序編排。今存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有卷二十七至三十一、卷三十七、三十八共七卷，分別爲黃義剛、淵、襲蓋卿、廖謙、孫自修、曾祖道、瀋僩所記語録。六冊一函，左右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頁心爲白口雙魚尾。上像鼻有大小不一的數字，下像鼻有不同刻工的名字，依稀可識別的刻工有蔡浩、王辰等人。書中卷首標題下等處鈐有‘金菊子’藏印。每卷卷首有卷數，如‘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卷二十七’；次行空三格題記録者，如‘黃義剛録’；卷數和記録者之下或有記録的時間，如‘甲寅所聞’、‘丁巳所聞’、‘戊午所聞’；有的還記有地點如‘臨安’。該書版框高18.8公分，寬13.9公分。［八］避諱止於光宗，‘玄’、‘畜’、‘殷’、‘恆’、‘貞’、‘慎’、‘徵’、‘匡’都有缺筆或改字。凡正文提及‘高宗’、‘神宗’、‘太宗’、‘孝宗’、‘真宗’、‘本朝’、‘今天子’等字眼，均空兩到四個字的位置以表敬，而不避寧宗以後的宋諱。［九］宋刻本池録兼具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校勘極精，幾未見錯訛。惜僅存七卷，且卷二十七殘破不堪，多有不能辨識處。［一］
今存明抄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有卷二、卷五至六、卷十二至十三、卷二十九至三十三、卷三十八共十一卷，分別爲輔廣、李閎祖、李方子、潘時舉、董銖、襲蓋卿、廖謙、孫自修、潘履孫、湯泳、瀋僩所記語録。［一一］五冊一函，烏絲欄抄本，每頁十行。版框高26.5公分，寬15.7公分。其卷名、語録條目與宋池録的排序幾乎完全一致。明抄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每行字數不定，字體也多不甚工整，其筆跡顯然非出一人，爲多人所抄。如卷十二即有兩種筆跡交替，卷三十八似有七種筆跡交替。［一二］據明抄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所抄注文的錯行，可推知其所據底本與今存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相同。
明抄本池録與宋本池録重複的有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八，可比勘二者的異同；而獨有的卷二（輔廣録）、卷五（李閎祖録）、卷六（李方子録）、卷十二（潘時舉録）、卷十三（董銖録）、卷三十二（潘履孫録）、卷三十三（湯泳録）共一千零一十三條則可補宋本池録之闕。現存兩種池録共計十八卷，三十一萬一千餘字。除去重複的部分，尚存十四家録文，共約二千二百七十五條，二十七萬餘字。一九四年前藏於北平圖書館，抗戰期間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現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閲覽室藏有該書的縮微膠片，［一三］原物則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一四］
據我們比勘，池録保留了較多朱子講學時語境和細節等原初狀態。如記師生問答一般都有‘先生曰’、‘答曰’和門人的姓、名或字，如‘陳安卿’、‘胡叔器’、‘蔡仲默’‘顯道曰’等。又如：
‘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腳，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29.750）
例中‘如何做得事成’，池録作‘如何做得事’；‘先生至此’，池録作‘先生語至此’。其中有許多內容是今傳黎靖德彙編本所沒有的。如：
‘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説底不差。近世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康節説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説，便有病。’
‘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説“震一索而得男”也。’
又如池録卷三十八：‘古語雲：“巫峽多漏天。”老杜雲：“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此條爲瀋僩録，下有注：‘“漏”字今本訛作“滿”。’此注徽州本和成化本皆無。
池録還保留了大量的成段的異文，如：
‘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那陰陽做出來。’（74.1895）
池録此條下有小字：‘甘本注：其體謂之易，此體是個骨子。’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爲道，以下便爲器，這個分別得親切，故明道雲：“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75.1935）
池録作：‘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這個分別得精切。明道説：“隻是這個截得上下分明。”又曰：“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爲道，以下便爲器。這個分別得親切。”故明道雲：“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
值得一提的是，池録還有一些與今傳黎靖德本內容差異較大的異文。如：
‘“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61.1462）
池録作：
‘“有性焉”，是充滿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又如：
‘近思録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跡”，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95.2419）
池録作：
‘近思録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跡”，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不同。’
又如：
‘或問：“致知須要誠。既是誠了，如何又説誠意？致知上本無‘誠’字，如何強安排‘誠’字在上面説？”’（15.294）
池録作：
‘或問：“致知須要誠。既是誠了，如何又説誠意？”先生雲：“致知上本無‘誠’字，如何強安排‘誠’字在上面説？”’
又如：
‘先生令思“仁”字。至第三夜，方説前三條。以後八條，又連三四夜所説。今依次第，不敢移動。’（6.115）
池録作：
‘“自耳之德聰”以下共一十二條，先生令體認“仁”之一字，凡三四夜所説。’
池録以筆録者的姓名排列，與今傳朱子語類各本在編排和內容上的異同形成互補和參證，不僅可據以比勘補正今傳本的訛失，而且可供探討黃士毅所編蜀類和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的成書及各本的傳承淵源。如據日本九州大學藏朝鮮古寫寶祐二年再校徽州本朱子語類的多處闕版的分布排列次序，可推知其所據底本亦與今存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相同。
池録是今傳存的‘語録’，考察池録的編纂體例，探討黃士毅和黎靖德分類彙編所成朱子語類的通例和原則，從今傳朱子語類各本中輯録今存池録中殘存的廖德明和輔廣等所記朱熹講學語録，可大致還原池録四十三卷。
五、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朱子語録）的點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與今傳本朱子語類的編纂體例不同，作爲流傳至今的宋槧朱子語録，可供探討由早期各家所記朱子講學語録到按內容分類所編語類的傳承淵源，且可與今傳本朱子語類中注明源自池録的部分比勘考斠，大致復原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四十三卷。胡適朱子語類的歷史、岡田武彥朱子語類の成立とその版本等皆未論及此書，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朱子語類、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二年聯合出版的朱子全書所收朱子語類也未以此書參校。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朱子著述宋刻集成收録了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資治通鑑綱目、晦庵先生文集、家禮、詩集傳、五朝名臣言行録、三朝名臣言行録、楚辭集注、昌黎先生集考異、四書或問、儀禮經傳通解十二種今存朱熹著作宋刻本，得到學界重視。蓋治版本目録之學者，向以宋版爲重。究其緣由，非唯年代久遠，以希見爲貴，更以宋刻離朱子生活之時代近，其保存朱子著述原貌可能真切，提供了朱子學術文獻初傳播的‘活化石’。可惜的是朱子著述宋刻集成未收録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七卷和明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十一卷，而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作爲宋刻朱子著作也同樣值得學界珍視，其在朱子學形成和發展上的文獻史料價值給予再高的評估恐怕也不爲過。
有鑒於此，我們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和明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兩個殘本合編，進行點校，對校本爲日本九州大學藏朝鮮古寫寶祐二年再校徽州本朱子語類［一五］和臺北正中書局一九八二年以日本內閣文庫藏覆成化本修補國家圖書館藏成化九年陳煒覆刻本的影印本朱子語類，以明萬曆朱吾弼刻本（簡稱萬曆本）和清光緒賀瑞麟刻本（簡稱光緒本）等參校，並參考了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王星賢點校本及學界研究朱子語録的相關論著。限於篇幅，凡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和明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不誤而他本誤者酌情出校勘記，凡屬明顯筆誤和筆畫增減而不涉及辨析文意的俗訛字則酌情徑改。
考慮到朱子門生弟子所記同聞異録甚多，而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所載內容往往不爲今傳徽州本和成化本朱子語類收載，我們比勘了若干內容大致相同的同聞異録，如黃義剛與陳淳所録、瀋僩與黃卓所録、董銖與潘時舉所録朱子語録等，酌情出注附於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相關內容的條末，以裨於學界據此作進一步的考斠和研究。
本書的校注始於二六年，劉傑博士曾花費大量時間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閲覽室據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的縮微膠片逐條抄録和核對，徐時儀在此基礎上作有初步的考斠，劉傑撰有朱子語類文獻語言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二一年承蒙何大安先生惠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和明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的複印本供我們研究參考，又承蒙中裡見敬先生惠助查勘九州大學圖書館所藏朝鮮古寫徽州本，虞萬裡先生惠助核對臺北‘中央研究院’所藏縮微膠片部分內容，並蒙金求鉉先生惠贈退溪李晃和眉巖柳希春注釋的語録解、注解語録總覽，我們得以窮盡性地搜集齊全了現存朱子語録的相關資料，［一六］正式進行此書的整理工作。潘牧天在前已有基礎上逐字逐句爬羅剔抉，張皇幽眇，並撰成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一七］創獲良多，徐時儀作了復核和審定全稿。可以説，本書得以整理出版，也是學界同仁協同努力的結果。又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童力軍、占旭東、王純諸位先生精心審稿，在此謹向所有玉成此書順利問世的學者和同仁們致以由衷的謝意和敬意。
尤其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二一四年十二月潘牧天赴臺參加文獻學學術研討會時，又專程前往臺北‘故宮博物院’申請查核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録原本，經此前多次申請，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獲準一睹原本，得以辨析不少多年來依據複印件無法辨識的內容，破解了一些疑團。
如卷二十七似曾遭水浸漬以致殘損嚴重，字跡多漫漶不清，現據原本版心葉次，可確定全卷本來兩冊連續，首尾完整。
又如該卷百八十三條，縮微膠片和複印件皆幾不可讀，現得以據原本辨讀。其所録爲：
周貴卿説‘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未透。先生曰：‘這四箇物事流轉在這裏，然常靠著靜底做本。若無夜，則晝不分曉；無鼕，則春夏不長茂。且如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卻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卻有甚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説，如雲“禮先而樂後”之類皆是。’貴卿問：‘周子莫也是從上面處先見得否？’先生曰：‘也未見得是恁地，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便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卻從上貫下來。’
檢徽州本未採用黃義剛所録此條，而在卷九十四周子之書太極圖則載有林夔孫的録文：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個靜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鼕，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卻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鼕，隻管一向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説，如雲“禮先而樂後”’。問：‘周子是從上面去見得如此？’先生曰：‘也未見得恁地，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便須是從下面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個學問。須是尋個頂頭，卻從上貫下來。’夔孫。義剛録同。
又檢成化本將此條分爲兩條，分別載於卷九十四周子之書太極圖與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張子：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鼕，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卻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鼕，隻管一向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説，如雲‘禮先而樂後’。義剛。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卻從上貫下來。’夔孫。周子。
據此可知，徽州本條末雖注‘義剛録同’，然實與池録黃義剛所録此條出入甚大，成化本前一條注記録者爲‘義剛’，實則襲用徽州本林夔孫録文，而池録黃義剛所録此條又與該卷第二百五十四條所載內容有關聯。［一八］從這些相關內容的異文不僅可探各本所載語録的傳承線索，亦可略窺朱子講學內容的原貌和不同弟子受學的情況。
知無涯，學無涯。古人雲校書如同掃落葉，旋掃旋生，掃一遍就會發現一些疏失。我們雖力圖達於完善，然限於學識和能力，或有誤點誤校之處，其中甘苦正如禪宗祖師所説，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學無止境，點校古書也同樣無止境，點校後我們纔深感自己學識不足。謹以此校本拋磚引玉，冀有裨於學術界作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後出轉精，更上層樓。
爲醒目及便於流傳，此書定名爲朱子語録；爲明確及保持原貌，卷目標題及行文指稱仍用原名，特此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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