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見識城邦·中信國學大典管子

內容簡介

《管子》絕非隻講利益，而是認為人隻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纔有能力開啟精神、道德上的追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要為人類的“義”和“利”建立次序，主張先現實後理想。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別於儒家舍利取義的一套理論。
“中信國學大典”之《管子》，學者趙善軒等在撰寫導讀，並對精彩段落、經典語句加以賞析與點評。因此，這是一個版本權威、評點精準、特色鮮明的《管子》新注，尤其適合普通國學愛好者閱讀。

作者簡介

趙善軒，現任香港明愛專上學院通識教育及語文學繫助理教授，曾任新亞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兼有電臺主持、專欄作家等多重身份。著有《清朝乾嘉之後國勢衰頹的經濟原因》、《政治與經濟之間：中國經濟史專題》、《鹽鐵經濟論》等十三部專著，並於《二十一世紀》、《新亞學報》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研究領域為中國文化史、經濟思想史、中國經濟史。

《管子》導讀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幼官第八
宙合第十一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法法第十六《管子》導讀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幼官第八
宙合第十一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法法第十六
問第二十四
侈靡第三十五
輕重甲第八十
名句索引

媒體評論

許多人認為管仲是現實主義者，《管子》一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隻講利益，而是認為人隻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纔有能力開啟精神、道德上的追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要為人類的“義”和“利”建立次序，主張先現實後理想。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別於儒家舍利取義的一套理論。
趙善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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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導讀
趙善軒
現代人對道德價值的追求日趨淡漠，一些家長生兒育女時就已考慮子女他日的回報，某些父母從小就栽培女兒嫁入豪門，許多學生選科以前途作考慮而忽略個人志趣。套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術語，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慮，即以事件能帶來利益多寡為衡量標準。反之，傳統文化被視為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原因是我們從小所接觸的傳統文化乃以正統儒家為主，孔子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堅持生與義有矛盾時，“舍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這種傾向的傳統價值理性思維，在當下社會重視追求利益的風氣下顯得格格不入。
傳統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視為根本的考慮，這近於工具理性主義，惟法家進一步認為隻要能達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為了國家穩定，可以打壓少數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書》說：“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威權管治乃基於人民愚昧之設，古今如一，幾乎沒有一個高教育水平的國家，專政機器能夠長期運作。專政者假設百姓無知，故須由“賢人”領導，稱呼上級為領導人，就是設定了人民需要被領導，而無權參與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當低落。《管子》一書載有“賢人”一詞共二十三次，並屢次提到賢人管治的好處，“賢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蘊，其另一稱呼是“臣屬文化”，即人民樂於臣服於威權者之下，中國千年來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對這一理論的建構有著不可或缺的貢獻。
近年來，知識界、文藝界仍然不乏人為這種思想重新造勢，試圖制造威權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過強大的宣傳機器，漸漸成了一種主流聲音。文學、影視作品為這樣的歷史人物塑造偉大的歷史形像，秦始皇、漢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車行》裡的負面人物，而成了一代偉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兇殘成性的歷史形像，成了用心良苦的國家領導人，為了社會利益而不計較個人名聲。至於擇善固執又講價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視為不識大體、阻礙社會發展，例如竟有電視劇把嶽飛、文天祥說成妨礙民族融合的障礙。這些人往往重視效果，卻輕視手段，譬如不問子女考試的方法，隻關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績；認為工作性質不重要，能養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員如何得居大位，隻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顯。這種片面強調發展經濟，而忽略人文關懷纔是人類的核心價值的結果，就會導致慢慢地由“向前看”變成“向錢看”，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一、主要思想內容
（一）義利之辨《管子》導讀
趙善軒
現代人對道德價值的追求日趨淡漠，一些家長生兒育女時就已考慮子女他日的回報，某些父母從小就栽培女兒嫁入豪門，許多學生選科以前途作考慮而忽略個人志趣。套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術語，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慮，即以事件能帶來利益多寡為衡量標準。反之，傳統文化被視為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原因是我們從小所接觸的傳統文化乃以正統儒家為主，孔子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堅持生與義有矛盾時，“舍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這種傾向的傳統價值理性思維，在當下社會重視追求利益的風氣下顯得格格不入。
傳統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視為根本的考慮，這近於工具理性主義，惟法家進一步認為隻要能達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為了國家穩定，可以打壓少數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書》說：“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威權管治乃基於人民愚昧之設，古今如一，幾乎沒有一個高教育水平的國家，專政機器能夠長期運作。專政者假設百姓無知，故須由“賢人”領導，稱呼上級為領導人，就是設定了人民需要被領導，而無權參與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當低落。《管子》一書載有“賢人”一詞共二十三次，並屢次提到賢人管治的好處，“賢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蘊，其另一稱呼是“臣屬文化”，即人民樂於臣服於威權者之下，中國千年來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對這一理論的建構有著不可或缺的貢獻。
近年來，知識界、文藝界仍然不乏人為這種思想重新造勢，試圖制造威權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過強大的宣傳機器，漸漸成了一種主流聲音。文學、影視作品為這樣的歷史人物塑造偉大的歷史形像，秦始皇、漢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車行》裡的負面人物，而成了一代偉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兇殘成性的歷史形像，成了用心良苦的國家領導人，為了社會利益而不計較個人名聲。至於擇善固執又講價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視為不識大體、阻礙社會發展，例如竟有電視劇把嶽飛、文天祥說成妨礙民族融合的障礙。這些人往往重視效果，卻輕視手段，譬如不問子女考試的方法，隻關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績；認為工作性質不重要，能養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員如何得居大位，隻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顯。這種片面強調發展經濟，而忽略人文關懷纔是人類的核心價值的結果，就會導致慢慢地由“向前看”變成“向錢看”，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一、主要思想內容
（一）義利之辨
歷史學家趙靖指出，先秦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認可求利是人類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確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張，即富人大量消費以造就貧民、工匠、女工的就業機會，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討論的重點是討論“義利”之關繫，屬於倫理學層面的闡述。《史記管晏列傳》亦有相類的記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其實，《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義利觀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彈性，它不像儒家般視道德價值凌駕於生命之上，動輒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餓死於首陽山”，而是試圖把傾向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類近於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為一，破除非黑即對立的邏輯謬誤，有意建構成兩者並重的思考繫統。
許多人以為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隻講利益，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當代哲學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義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活文化層和價值層。人類需要拾級而上，充實基本需要後升華至道德理想的層次，人生纔活得有意義。《管子牧民篇》也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為“義利觀”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實質利益，又看重抽像概念，主張先現實後理想。如此不但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滿足生活文化層後，必須發展道德倫理一層，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觀，有別於儒家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實，這種思想正是現代人的明燈，人們既渴望生活安穩，又想為社會出一份力，他們既不喜空談理想，認為過高的目標猶如空中樓閣，但又希望在道德實踐上有一番作為，衣食足而知榮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標。順帶一提，法國大革命時西方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說法，世稱“孟德斯鳩命題”，認為當經濟發展起來，擺脫野蠻階段，人們纔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在道德淪喪，幾乎無所不假的社會裡，在路見不平撥足而走的當代社會，較容易引起向來不關注道德的人們的反思，提升現代人的德性。
（二）經濟思想
《管子》一書所提出的治國思想最為可觀，歷代學人多有引用，尤其體現在經濟方面。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兩大路徑，一是自由放任主義，以黃老思想為代表，司馬遷的“善者因之”是為佼佼者；二是干預主義，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濫觴。趙靖指出，《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干涉，此方面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面的首倡者。對此，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士何事”條對此亦有所分析，其謂：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之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遊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遊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遊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
《國語齊語》亦記載了管仲與桓公的對話：“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言，其事易。”《管子》一書與此條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書都反對四民雜處，此乃出於政府管治的考慮，其認為易於控制各階層，以及堵塞社會流動，實大大有利於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而國家穩定是其學說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徑是以司馬遷為首的自由主義，其主張“善者因之”，認為市場放任是最好的辦法，反對政府直接干預，此與《管子》提出的輕重理論大相徑庭，輕重論提倡由政府設置機構，監管市場經濟。數十年來，中國奉行干預主義，造成了極嚴重的社會問題；西方諸國大講“新自由主義”，最後令各國債臺高築，引發經濟危機。可見物極必反、過猶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漢初年行黃老之術，然漢興七十餘年後因放任不管，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富懸殊，民不聊生。漢武帝時積極改革，卻因與民爭利而令人民生活無依，此即歷史發展的規律。觀乎歷史，當人心思變以後，又會人心思安，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轉向社會主義；反之，社會主義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來，就是不斷遊走在左派與右派之間，政權不斷更替，政局長期不穩，就是不明白中國哲學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書
眾所周知，《管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於管仲之手，而是後人集體編輯而成。部分內容是後人托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節與管仲其人沒有直接關繫。據陳鼓應的研究，《管子》一書的部分篇章，是戰國晚期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與管仲其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致，書中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道家取向，並且主張道法結合，由老莊的理想主義走入現實社會，對後來的黃老思想有深遠影響。
由此觀之，《管子》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集成，是眾多學者共同書寫的百科全書，涉及治國、經濟、軍事、社會、哲學、人口、農業等領域，觸及法、儒、道、農、兵、陰陽諸子學說。
據現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書最早被《韓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記》也有詳細記載，此書可能是司馬遷的手邊讀物。到了晉代，學者傅玄對《管子》的作者提出異議，他說：“管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為，輕重諸篇尤鄙俗。”傅玄對托名篇章的評價不高，認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曰：此傳大略》雲：“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葉適《水心集》說：“《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四庫全書總目》說：“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當代學者一般認為，書中出現戰國或後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內容非春秋時代的作品，此已成學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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