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孔子文化獎頒獎辭
中華文明的探源者、守望者——李學勤
他是當代中國傑出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與古文獻學家。
他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有極深造詣。針對宋代以來低估中國古代文明的思潮，他高瞻遠矚，提出“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繼往開來，以地下出土古文字、古器物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引領人們追尋中華文明的源頭，揭開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真相，打開了中國早期文明世界的大門，展示了先民創造的經驗、成就與智慧。
他深知儒學植根於中華文明的沃土，將孔子儒學置於中國古代文明的廣闊背景中，論證了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和“集大成”特征，闡發了儒學地位。他結合出土資料，研究孔子與六經的關繫，認定由孔子整理傳世的六經是儒家思想理論的源頭活水。
他正本清源，論證古書成書的過程與傳流。他的研究深入淺出，信而有征，不僅對傳統認識補偏救弊，而且開拓了孔子研究的新視野。
他利用三十多年來考古發現的大量簡帛文獻，對古代經典和早期學術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研究，碩果累累、成就卓著。
他目光敏銳，見微知著，次揭示了漢代以後孔子後裔世守家學而自成一個學派的事實，勾勒了漢魏孔氏家學傳承的線索，充實了儒學研究的內容，豐富並加深了人們對於孔子世家的認識。
他堅信中華文明有著輝煌的歷史，也一定有著更加美好的未來。他對中華文明有著堅定而充足的自信，他是中華文明的探源者、守望者。
獲獎感言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我能夠在孔子和儒學的故鄉曲阜，承受這樣的榮譽和獎勵，是我有生以來重要的一大幸事。我生於1933年，1952年開始從事學術工作，如大家所了解，幾十年間有種種曲折經歷，當然有不少值得紀念的事情，然而在今天獲得的榮譽，卻是我未曾預料到的。
我大膽地認為，我今天的獲獎，是大家對我幾十年來所做點滴工作的高度肯定。會上對我的介紹，有許多溢美之處，是我實在不敢接受的。近來我在幾次不同的場合都說過，我這個人在過去的大半生，所學甚淺，工作很雜，實是乏善可陳，不足為訓。這不是故作謙虛的客套話。我本來是清華大學哲學繫的學生，老師有金嶽霖、馮友蘭等先生，可是1952年我到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做殷墟甲骨的整理。1953年底，又轉到歷史研究所，擔當侯外廬先生的助手，參加《中國思想通史》的寫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期，又轉去整理新出土的簡牘帛書，回到考古和古文字學的行當。幾經轉折，稱為“雜學”是合宜的。
不過，在多年的“雜學”涵泳中，我逐漸形成了一個認識、一個想望。這個認識就是我們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被低估被矮化了，而我的想望就是通過客觀的論證、正確的評價，使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闡揚。因此，我在1981年提出要“重新估價中國的古代文明”，以期對國家的文化建設有益。
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即現在大家說的“國學”，我的體會是“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仔細思考，儒學、經學的開創者，自然是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孔子，是孔子總結了唐虞三代的文化傳統，創立了儒學，特別是其經學，成為傳統優秀文化的中心和像征。我多年以來所期望、所追求的，多年以來所致力、所工作的，如果在闡揚民族優秀文化方面有一點效用，我便感到深深滿足了。這也正是我對能在曲阜獲獎感到特別榮幸、特別激動的原因。
我的努力還要繼續下去，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點和教導。請允許我對大會、對各位表示衷心的、熱誠的感謝！
謝謝大家！
李學勤
2013年9月
弁言
2013年11月26日，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值得永遠記取的日子。這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來到孔子故裡，在孔子研究院召開座談會，發出了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信息。這裡，正是歷屆世界儒學大會的舉辦地。
習近平主席視察孔子研究院並作重要講話，這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中國由此進一步堅定而自信地立足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快了構建時代新文化的步伐。
在視察曲阜之後，習近平主席又多次就傳統文化發表講話，並站在世界文明與國際關繫的高度，深刻論述了“思想”對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意義，他指出，中國傳統的愛好和平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國處理國際關繫的基本理念。習近平主席不止一次地談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石碑上的那句話：“戰爭起源於人之思想，故務需於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之屏障。”此言正深度契合孔子儒學思想的精髓。
中國先人早就看到“人心惟危”，人不能“好惡無節”，要明理修身，推衍親情，放大善性，“允執厥中”。孔子說：“凡夫之為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又說：“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既然“有度”與“無度”全在“人之思想”，那麼，中華文明“以禮制中”的意義便不言而喻。
中國儒學是在繼承孔子以前數千年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產生的，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氣質與特征。春秋時期就有人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儒家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主張，雖不苟同，但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世界文明多姿多樣，不同文明之間應當平等與相互尊重、互鋻而相互包容，隻有這樣，人類文明纔能不斷發展和進步，也隻有這樣纔有可能參透其他文明的奧妙，進而求同存異，互相涵攝，和諧相處，共同前行。所以，大力宣傳孔子儒學，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不僅是中國建立民眾共同價值信仰體繫的需要，而且正符合世界的需要與時代主題。如果能將孔子儒學精髓更好地傳承下去進而傳播出去，這將是中國獻給世界的偉大禮物。
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中國儒學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先秦時期，即通常所謂“原始儒學階段”，這是儒學創立時期；二是秦漢以來至近代以前，這是“帝制中國時代”，是儒學與社會歷史文化密切結合的時期，可概略稱為“儒學發展階段”；三是近代以來，尤其甲午中日戰爭以來，這可稱為“儒學反思階段”或者“儒學反省階段”。
對中國儒學進行這樣的劃分，有助於對儒學價值的認識。作為思想文化，孔子儒學的影響之大可以說罕有匹敵，而對其價值認識的分歧之大竟然也無與倫比。這已被視為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景觀”。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言，因為有了孔子的學說，“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這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時間雖然過去兩千多年，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人們仍然必須立足於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那些價值觀念。
人們之所以對儒學認識存在分歧，原因很多。近代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變動，促使人們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時代，孔子被尊崇到極高地位，儒學是統治學說，新文化運動的矛頭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學和傳統文化。這種“全盤性反傳統主義”運動，其思維方式上存在著偏頗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這場“思想啟蒙運動”以鮮明的反傳統形式出現，但仍然有人看到孔子與後儒的不同，明確指出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和傳統，主張分清“真”“假”孔子。如李大釗說：“餘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靈魂也。”
隨著學術的進步，人們對儒學的變化看得更清楚了。在儒學“創立”時期，儒家思想帶有明顯的“德性色彩”，早期儒家強調“正名”，主張“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漢代以後則有不同，適應專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漸強調君權、父權和夫權，儒學慢慢蛻變，染上了顯著的“威權色彩”，呈現出為後世所詬病的“缺乏平等意識和自由理念”，也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
了解這一點十分重要！原來，強烈“保守”傳統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學的真精神，而對孔子儒學持“激進”立場的人則更多看到了作為“專制政治靈魂”的那個“偶像的權威”。難怪“新啟蒙運動時期”有學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們確實更應該關注原始儒學，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誤解，明辨是非，正確對待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我們應當感謝世界儒學大會，感謝“孔子文化獎”的設立，她對於推動孔子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起到了積極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自2007年舉辦發起國際會議以來，世界儒學大會已成功舉辦了六屆七次。先後有27個國家和地區的近110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800餘篇，出版了六部學術論文集。經過八年多的建設，世界儒學大會在國內、國際上都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影響，成為彙聚海內外儒學研究權威機構、知名學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球性儒學盛會，搭建了跨地域、跨學科、跨行業的國際儒學研究與文化交流的高端平臺，並成長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載體。
從2009年開始，每屆世界儒學大會期間，還有一個重要的盛典，這就是頒發“孔子文化獎”。該獎項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山東省人民政府共同設立的我國儒學研究和推廣領域的獎，旨在表彰鼓勵世界各地為儒學研究和孔子文化傳播做出貢獻的團體、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獲得“孔子文化獎”的學者和機構，2009年度為杜維明先生和孔子基金會，2010年度為龐樸先生和國際儒學聯合會，2011年度為湯一介先生和湯恩佳先生，2012年度為牟鐘鋻先生和韓國成均館，2013年度為李學勤先生和安樂哲先生。
為保證“孔子文化獎”的公正性、神聖性，“孔子文化獎”組織委員會制定了科學嚴密的推選程序。從推選委員會的專家組成，到具體的推選實施方案；從推選委員獨立匿名提名，到彙總後再次提請推選委員進行選舉，都十分嚴謹、公正、細致，這是對“孔子文化獎”的尊重，更是對“孔子文化”的敬重。因此，每一次“孔子文化獎”頒獎，都成為人們討論熱烈的話題，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認可，受到社會的廣泛贊同。
可以說，每一位“孔子文化獎”獲獎學者都立足於學術前沿，深刻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問題。在他們之中，有的著力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有的致力於解讀中華文化密碼，闡發中華智慧；有的用心考察儒、釋、道三家，以獨到的見解豐富深化儒學認知；有的篤行儒道，胸懷天下，在弘揚孔子文化和推廣儒道上不遺餘力；有的探源古代文明，解讀早期中華文化的高度與深度，彰顯孔子思想與儒家學說形成的廣闊舞臺；也有畢生鐘情於中國文化的西方儒者，以比較的視野闡發儒學的價值，向全世界介紹儒家學說。這些獲獎學者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們獲得孔子文化獎乃眾望所歸。
為了更好地展示“孔子文化獎”獲獎學者的風采與成就，回顧和宣傳他們的學術貢獻，在孔子文化獎組織委員會的領導下，世界儒學大會秘書處組織選編了這套“孔子文化獎學術精粹叢書”，這同時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儒學大會，了解“孔子文化獎”。
本次出版的是前五屆獲獎學者的學術文粹。以後隨著世界儒學大會的繼續舉行，隨著新的“孔子文化獎”獲獎者的產生，該“文粹”還會繼續編輯下去。
世界儒學大會執行秘書長
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
2015年8月5日
自序
2013年，在第六屆世界儒學大會上，我獲得了孔子文化獎，當時我在“獲獎感言”中說，我能夠在孔子和儒學的故鄉曲阜，領受這樣的榮譽與獎勵，是我沒齒難忘的一大幸事。我廁身學術工作幾十年來，有種種曲折經歷，自然有不少值得憶念的事情，但是這次蒙受的榮譽，實是從來沒有預料到的。這番話，表達了我衷心的感激。更出乎我意外的是，現在又有一件重要的幸事，就是我這本以孔子和儒學為主題的小集的編成出版，我真曾認為這是不大可能實現的事。在這裡，我要特別向主持和參預小集的輯錄、印行等事務的各位先生，表達我衷心的感謝。
我常說自己屬於“雜學”，所學駁而不純，學識能力尤其有限，哪裡敢講對孔子和儒學有多少認識心得？然而既在專業方面涉足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便不可能繞開孔子和儒學。孔子在歷史上影響之大，是世所公認的。手頭有美國漢學家白牧之、白妙子的《論語辨》（E. Bruce Brooks and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5），書的包封上就說：“沒有任何人對中國人的生活影響更為深遠。他的教誨成為兩千多年中國倫理與社會制度的基礎，中國的一切都不能離開他的遺教。”我的一些不夠繫統成熟的見解，隻能說是管窺蠡測了。
這本集子收錄的文字，摘自我歷年所寫所講，成文的時期不同，發表的場合更是多樣，內容難免有彼此差異甚至矛盾的地方，這隻有懇請讀者鋻諒。不過關於孔子和儒學，我近年有幾點比較一貫的想法，見於小集各部分之中，為了便於讀者看這本書，這裡想集中說一下，向大家請教。
我在幾次講演中都提到，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國學是指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三教九流，博大宏深，然而占據主要地位的是孔子及所開創的儒學。這樣講，沒有貶低其他流派的意思，隻是描述歷史的實際，所以我強調這是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下面所說，也是如此。這是我想說的點。
其次，我主張孔子在學術文化史上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適當的形容，就是“集大成”者。孔子之所以為“集大成”，很關鍵的一層原因是他繼承、總結和發展了前世賢哲的思想成就。80年前，郭沫若先生的《青銅時代》一書問世，其中已詳細論述了商周之際天道觀的變革，周人怎樣有鋻於夏商兩朝覆亡的歷史經驗，建立了民本德政的價值觀念，這方面正為孔子及其儒學所承續。《淮南子·要略》雲：“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這段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孔子儒學的淵源。
這種天道觀的變革，不僅見於周初傳世文獻，也在近些年新發現的出土材料中間有充分的體現。例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近公布的一篇《厚父》，重點論述了“民心惟本，其作惟葉”，是周武王與夏人後裔厚父的對話，孟子引用時明稱之為《書》。孔子與其弟子傳習詩書禮樂，正表明他們傳承前世賢哲的統緒。
第三，接著上面所說，孔子集前世賢哲之大成，從而開創儒學的新局面，他對弟子的施教，自然重在詩書禮樂的傳習。“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怎樣做了整理的工作，以教弟子，《史記·孔子世家》有概要的記述，同時還特別講到他與《易》《春秋》的關繫。因此，我們要全面了解孔子，一定不能離開與之有密切關繫的六經。
不少年來，有學者認為六經與孔子無關，其結果是研究孔子隻能依靠《論語》，而且由於《論語》相當一部分在他們看來也不可信，所能依據的惟有《論語》的一些內容。這樣要想正確客觀地評述孔子和儒學，恐怕是不可能的。
關於孔子與六經的關繫，前些年發現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詩論》，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詩論》從體裁看，是孔門弟子記錄的孔子論《詩》大義，並且由之不難推論，當時講授的《詩》，經文內容和結構都與現在傳世的本子沒有根本不同。應當指出，《詩論》作為孔子講授的性質，與其他若干傳世文獻是大致類似的，比如《易傳》，同樣可理解為對孔子所講的記述整理。關於《易傳》成書的時間不能太晚，過去我在《周易溯源》裡已反復論證過了。
這就是我想到的第三點，如果這樣說，孔子本人也可以說是經學家，是傳統經學的創始人。所謂“經學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是可以提前的。
第四，後我還想說，孔子和他開創的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作為主流，已經傳承了兩千多年，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不多見的。我在世界儒學大會上說過。大家常引用張載的四句，講“為往聖繼絕學”，這確實是我們需要做的。實際在儒學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已經有過幾次“為往聖繼絕學”的事例，每次都不是簡單的承繼，即過去的回復，而是擷取前賢之菁華，做出面向未來的創新。在今天的大時代，學者更應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讀者於此如有賜教，何幸如之。
李學勤
2015年7月14日於暑熱中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