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如果將我國的歷史比較直觀地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段，則上古可以視為儒家的創興時期，中古可以視為儒家的中興時期。創興時期有孔、曾、思、孟，中興時期有周、程、張、朱。任何學說、思想、學派，要想長期發揮它不偏不倚的積極作用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適應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更新。理學便是儒家在中古時期獲得更新之後的一個新形態。在這次成功的更新之後，儒家思想學說便得以恢復其新鮮的活力，從而繼續主導中國乃至整個東  

亞社會在近古時期的發展歷程，並且將社會文明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當然，儒家學說還有其更早的淵源，就是“二帝三王”的王官之學。創興時期，孔子集大成，萃聚“二帝三王”的典籍，成為“六經”；中興時期，朱子再次集大成，萃聚孔、曾、思、孟的著述，成為“四書”；而周、程、張、朱的著述，到了近古時期，流行極廣，幾於人手一冊，這就是《近思錄》。

所以，儒家學派就有“四書”是“六經”之階梯、《近思錄》是“四書”之階梯的說法。也就是說，了解儒家思想學說，為正宗的路徑應當是從《近思錄》上溯“四書”，再由“四書”上溯“六經”。事實上明清時期，《近思錄》是影響、廣的入門

性的學術書，不僅在中國如此，在古代朝鮮、日本、越南，尤其如此。

    朱熹曾經對他的弟子們說：“《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清代江永稱，“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編。……蓋孔、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四庫館臣稱，“宋明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羅氏欽順，莫不服膺是書”“實為後來性理諸書之祖”。

孔、曾、思、孟的主要概念是“仁”，周、程、張、朱的主要概念是“理”。孔子多講“仁”，而孟子多講“義”，“義”是“仁”的一種體現，本質上仍然是“仁”。宋儒講“理”，又講“道”“性”“心”，講“理”是強調天地萬物具有共同的規律性，講“道”是強調道統在人間的傳承，講“性”是確信人類具有向善的本質，講“心”是強調自身的感知是一切學習的起點，因此隻是側重不同，並無實質之別，“道”“性”“心”仍然是“理”。

儒家是永遠的儒家，隻是各個階段的形態展現有所不同。但大致上說，出於歷史的因素，創興時期的儒家具有更多的政治和制度的因素；時隔一千餘年之後，世異事異，事異備變，中興時期的儒家具有更多的抽像性和哲學性，因此也更加靈活，超越時空而具備普世價值。

二

《近思錄》的編訂是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夏天，編訂者是朱熹和呂祖謙。朱熹和呂祖謙相約，在福建建陽的寒泉塢相見，共讀北宋五子之書。由於對內容早已稔熟於心，所以隻用了十天時間，不僅全部條目基本選定，而且條列了卷次，寫定了各卷標題。

編訂之後，二人各有一篇《書〈近思錄〉後》，又稱《近思錄後序》。

朱熹在《後序》中說：“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嘆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

從朱熹的話來看，他的《後序》應當也是同時寫就的。但呂祖謙的《後序》題款寫於淳熙三年（1176）四月，是一年之後寫定的。在書成以後，朱熹和呂祖謙二人為此還有信函往來，相互磋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晦庵集》中有乙未八月與祖謙一書，又有丙申與祖謙一書，戊戌與祖謙一書，皆商榷改定《近思錄》”。《朱子語類》中提到，朱熹曾說：“《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 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由此可以相信，《近思錄》是朱、呂二人精思熟慮的作品。

三

《近思錄》的作者和編纂者共有七人，即被稱為北宋“五子”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和南宋的朱熹、呂祖謙。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實，後改敦頤。道州營道（今湖南永州道縣）人。晚年愛廬山風景，傍溪築室以居，取故鄉“濂溪”命名，世稱濂溪先生。歷官洪州分寧縣主簿、南安軍司理參軍、郴州桂陽與南昌縣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永州通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等，有治績。為宋代理學鼻祖，從政之餘傳道授業，程顥、程頤均從之受業。博學力行，黃庭堅稱其為人“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茕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精於易學， 發明太極之蘊，能“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朱熹盛贊周敦頤“《太極》之旨，周子立像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 絕無毫發可疑”。史稱“兩漢而下……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後人稱道周敦頤“濂溪之學，精愨深密&rdquo定）。“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黃百家）“孔孟而後，千有餘年，聖人之道不傳。道非不傳也，以無傳道之人耳。漢四百年得一董子， 唐三百年得一韓子，皆不足與傳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續其統，後世無異詞焉。”（賀瑞麟）著有《太極圖說》《通書》等，後人編為《周子全書》《周濂溪集公集》《周敦頤集》。

程顥（1032—1085），字伯淳，河南伊川（今河南伊川）人，程頤之兄，世稱明道先生，或稱大程子，與程頤並稱“二程”，其學派被稱為“洛學”。進士及第，歷任鄠縣主簿，晉城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裡行，太常丞，知扶溝縣等職。《宋史·道學傳》稱他：“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著有《識仁篇》《定性書》《陳治法十事》等，後人合編為《程氏遺書》《二程全書》《二程集》。

程頤（1033—1107），字正叔，程顥之弟，世稱伊川先生，或稱小程子，與程顥並稱“二程”。歷官崇政殿說書、管勾西京國子監等職，為洛黨領袖。自年十八上書闕下，遊太學，後經近臣屢薦，入京侍講經筵，黨爭起，竄涪州，移峽州，後以宣義郎致仕。時人稱其

“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有經世濟物之纔，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呂公著）。“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纔，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朱光庭）《宋史·道學傳》稱他：“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著有《易傳》《顏子所好何學論》等，後人合編為《程氏遺書》《二程全書》《二程集》。

     張載（1020—1077），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世稱橫渠先生。講學關中，故其學派被稱作“關學”。史稱張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本跅弛豪縱士”，“又出入於佛老者累年。……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為必可至，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嘗語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朱熹稱贊他“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歷官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知太常禮院。著有《正蒙》《西銘》《東銘》《易說》等， 後人合編為《張子全書》《張載集》。

邵雍（1011—1077），字堯夫，號安樂，謚康節。北宋著名理學家、易學家。祖先為範陽（今河北涿州）人，幼隨父遷共城（今河南輝縣）。先曾隱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故學者又稱百源先生，其學派被稱為“百源學派”。後隱居河南洛陽安樂窩，創立易學像數學派， 屢授官不赴。史載邵雍在蘇門山，“布裘疏食，躬爨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鼕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在洛陽，“蓬荜甕牖，不蔽風雨，而怡然有以自樂，人莫能窺也”；“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任意所適”。評價說“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像數之學顯”。程顥稱之為“振古之豪傑”，又稱之為“內聖外王之道”，朱熹稱其“胸襟中這個學，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著有《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先天圖》《皇極經世》及《伊川擊壤集》。

朱熹（1130—1200晦、仲晦，號晦庵、考亭、紫陽。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僑居建陽武夷山。二程四傳弟子、周敦頤五傳弟子。進士及第，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軍、秘閣修撰等職，“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在官之日雖淺，而政事可觀。“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史稱朱熹“得程氏正傳……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一生著述極富，有《中和說》《觀心說》《仁說》等，並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作章句集注及或問，為

《太極圖說》《通書》《西銘》三書作解，為《周易》作本義及啟蒙， 為《詩經》作集傳，為《楚辭》作集注及辨證，編訂《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又著《孝經刊誤》《小學集注》《通鋻綱目》《宋名臣言行錄》《朱子家禮》《朱子文集》《朱子語類》等，著作共二十五種六百餘卷，後人輯錄有《朱子語類》，今人彙編有《朱子全書》。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華）人，世稱東萊先生。進士及第，歷官太學博士、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著作郎、直秘閣， 主管衝祐觀及明道宮等。屢以聖道、治體進諫宋孝宗。與朱熹、張栻為友，一時齊名，人稱“東南三賢”。年少時性情卞急，一日誦《論語》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遂終身無暴怒。朱熹曾說：“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學以關洛為宗，而長於兼取眾長，舉人之善，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史稱呂祖謙“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著作有《東萊集》《東萊左傳博議》《東萊書說》《呂氏家塾讀書記》，編纂《皇朝文鋻》《古文關鍵》。

所以，《近思錄》既是一部北宋五子的語錄，同時也反映了編選者朱熹、呂祖謙自己的思想，是七名宋儒的共同思想的精華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