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 樓宇烈
對待傳統文化,我們既不能完全拋棄,也不能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而要把文化和傳統之間的關繫處理好。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很多解釋應該是古為今用的,所以對傳統文化的選擇的主動權在我們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發揚傳統文化的優秀方面,這個責任也在我們自己。中國文化的內容都是相通的,在學習時我們一定要融會貫通。
(一)
文化的發展與經濟、政治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一個生命不僅僅是肉體,還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對肉體是起支配作用的。一個國家也是這樣,經濟是基礎,但經濟要健康發展,就需要文化起作用。在近代這100多年來,西方國家憑借他們強大的物質文明來侵犯東方國家,整個亞洲地區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後淪為了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二十世紀尤其是二戰以後,東方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先後擺脫了西方的殖民統治,取得了民族的獨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後,這些國家在經濟上謀求自主和發展。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亞洲一些國家在經濟上也紛紛發展起來,取得了自主,八十年代後開始振興。隨著經濟的振興,這些國家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傳統。在這之前,這些亞洲國家因為曾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對自己的文化傳統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種否定自己文化傳統的傾向。可是當政治和經濟恢復以後,這些國家在文化上就開始有一種自覺。這是非常正常的,因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政治與這些東方國家原有的文化傳統有許多的不同。怎麼調整、處理這些不同,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原來這些國家都想向西方學習,甚至想甩掉自己的傳統,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傳統總是和現代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辯證地思考問題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強烈,但我們傳統的許多東西還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說,“父債子還”這個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如果不認同,就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因為整個中國的文化氛圍就是這樣的。為什麼在我們接受了這麼多的西方文化後,整個社會氛圍還認同這一點?這源於一個基本的認同,就是生命是怎麼來的。
在這個問題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認識。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個個體,無論是肉體還是靈魂都是上帝賦予的,所以每個個體都跟上帝發生關繫。雖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賦予他父母的一種責任,他和父母一樣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兒子跟父母是兄弟姐妹,上帝給父母養育下一代的責任,父母有義務把孩子養大成人。每個個體生命沒有一個的責任,而是大家共同對上帝負責,上帝為大家,人人為上帝,一個人的生命隻有貢獻給上帝纔有意義。所以,生時增加上帝的榮譽,死後靈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輩子都做有損於上帝榮譽的事,死後靈魂就要下地獄。因此,西方文化中個人的價值是被突出強調的,個人之間不直接發生關繫。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種生命觀以印度文化為代表。印度文化也強調人的生命是一個個體,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輪回的。這種輪回都是由神決定的,像婆羅門教認為是由梵天決定的。後來,佛教興起後就批判婆羅門教由梵天決定人的命運的思想,強調個體生命輪回的決定因素是個人的行為,即佛教術語中的“業”,包括身、口、意三業。身,就是身體,也可以說是行動;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論;意,就是思想。所以一個生命的生成以及這個生命的輪回都是由身、口、意三業決定的。如果他的“業”沒有消掉的話,他的生命就永遠輪回。這樣的生命觀是個體自身的,和其他人無關,隻不過是他自己的“業”沒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來,而跟他的父母也沒有直接的關繫。
在這兩種生命觀中,生命都是個體,和其他個體沒有直接的關繫,因此其他個體的問題要由其他個體自己解決,跟“我”這個個體沒有關繫。但是中國文化的生命觀是一個族類的生命觀念,每個個體隻是族類生命鎖鏈中的一環。中國人講生命的延續,但不是個體生命的延續,而是族類生命的延續。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續。所以中國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說,因為“無後”就不能延續生命了。中國人罵人厲害的一句話就是“斷子絕孫”,斷子絕孫意味著他的生命就徹底結束了。因此在中國,子女跟父母之間是血濃於水的血緣關繫,而且他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父母遺留給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遺留。在這種生命觀念中,“父債子還”就順理成章了。
有很多傳統觀念是深入我們血液中的,永遠去不掉。所以,對待傳統文化,我們既不能完全拋棄,也不能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其實這兩者是事實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們就要把文化和傳統之間的關繫處理好。國家、民族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會落實到文化上,而不僅僅是落實在經濟上。所以,文化的繼承發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沒有文化,一個民族的特性就沒有了,這個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們常講愛國主義,要愛國,就要認同這個國家的歷史,歷史又落實在文化上,因為文化是歷史的載體,認同歷史也就是認同這個文化傳統。龔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要滅掉一個國家,首先要滅掉這個國家的歷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對這個國家還有什麼感情呢?從這個方面講,對於歷史、文化傳統的認同不是一個一般的問題,而是一個事關我們國家、民族生存的根本問題,而且從文化方面來講,它也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幾年我一直在講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樹立文化的主體意識。在現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從我們自己國家的文化發展歷史來看也是這樣。中華文化是由許許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體。我們知道先秦有諸子百家,這個局面到了戰國時期已經開始相互交流、影響。通過這樣的交流,到了漢初,一些學派開始壯大了,也有一些開始衰落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介紹了當時儒、道、墨、名、法、陰陽六學派的思想,百家變成了六家。這六家經過漢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後又有一些被淘汰了,後形成了儒、道兩大家。這兩家之所以能夠延續下來,就是靠保持了他們自己的主體性。一種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體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發展。後來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了中國,開始作為一個外來的文化加入,對於當時的儒、道兩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衝擊。儒、道兩家同時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時期,通過這樣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經滲透到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別是滲透到了中國民間的一些習俗中。一種思想隻有落實到生活習俗中去,它的生命力纔是強大的,否則就隻是一些空洞的理論和認識。
我們現在講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很大的衝擊,從中國近代的歷史進程看可以分為這麼幾個階段:個階段是認為中國原有的精神文化還是很有意義的,也是很強大的,中國弱就弱在物質文化方面,所以要趕上西方隻要在物質文明上積極學習和發展就可以了,這就是洋務運動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但搞了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建立起了當時非常強大的北洋水師,卻在一場甲午戰爭中就被打敗了。於是我們開始思考體制、機制的問題,思考制度文明的問題。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進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們兩種榜樣,一種就是像英國、荷蘭那樣走君主立憲的道路,把國王架空,實權放到議會當中,這就是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可是戊戌變法也沒有成功。在隨後的第二個階段中,孫中山像法國大革命那樣,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為雖然把皇帝拉下了馬,但是舊軍閥勢力又非常強大。於是人們開始思考精神文明層面的因素。新文化運動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當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對儒家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但這些實際上還是停留在社會政治層面,對於一般世俗生活中傳統的東西並沒有多大衝擊。後到了“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鏟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東西,很多生活習俗消失了。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們的傳統割斷了,所以現在很多人對於基本的家庭倫常觀念不是很清楚,有些人甚至根本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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