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 樓宇烈
對待傳統文化，我們既不能完全拋棄，也不能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而要把文化和傳統之間的關繫處理好。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很多解釋應該是古為今用的，所以對傳統文化的選擇的主動權在我們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發揚傳統文化的優秀方面，這個責任也在我們自己。中國文化的內容都是相通的，在學習時我們一定要融會貫通。
（一）
文化的發展與經濟、政治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一個生命不僅僅是肉體，還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對肉體是起支配作用的。一個國家也是這樣，經濟是基礎，但經濟要健康發展，就需要文化起作用。在近代這100多年來，西方國家憑借他們強大的物質文明來侵犯東方國家，整個亞洲地區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後淪為了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二十世紀尤其是二戰以後，東方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先後擺脫了西方的殖民統治，取得了民族的獨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後，這些國家在經濟上謀求自主和發展。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亞洲一些國家在經濟上也紛紛發展起來，取得了自主，八十年代後開始振興。隨著經濟的振興，這些國家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傳統。在這之前，這些亞洲國家因為曾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對自己的文化傳統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種否定自己文化傳統的傾向。可是當政治和經濟恢復以後，這些國家在文化上就開始有一種自覺。這是非常正常的，因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政治與這些東方國家原有的文化傳統有許多的不同。怎麼調整、處理這些不同，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原來這些國家都想向西方學習，甚至想甩掉自己的傳統，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傳統總是和現代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辯證地思考問題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強烈，但我們傳統的許多東西還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說，“父債子還”這個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如果不認同，就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因為整個中國的文化氛圍就是這樣的。為什麼在我們接受了這麼多的西方文化後，整個社會氛圍還認同這一點？這源於一個基本的認同，就是生命是怎麼來的。
在這個問題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認識。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個個體，無論是肉體還是靈魂都是上帝賦予的，所以每個個體都跟上帝發生關繫。雖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賦予他父母的一種責任，他和父母一樣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兒子跟父母是兄弟姐妹，上帝給父母養育下一代的責任，父母有義務把孩子養大成人。每個個體生命沒有一個的責任，而是大家共同對上帝負責，上帝為大家，人人為上帝，一個人的生命隻有貢獻給上帝纔有意義。所以，生時增加上帝的榮譽，死後靈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輩子都做有損於上帝榮譽的事，死後靈魂就要下地獄。因此，西方文化中個人的價值是被突出強調的，個人之間不直接發生關繫。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種生命觀以印度文化為代表。印度文化也強調人的生命是一個個體，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輪回的。這種輪回都是由神決定的，像婆羅門教認為是由梵天決定的。後來，佛教興起後就批判婆羅門教由梵天決定人的命運的思想，強調個體生命輪回的決定因素是個人的行為，即佛教術語中的“業”，包括身、口、意三業。身，就是身體，也可以說是行動；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論；意，就是思想。所以一個生命的生成以及這個生命的輪回都是由身、口、意三業決定的。如果他的“業”沒有消掉的話，他的生命就永遠輪回。這樣的生命觀是個體自身的，和其他人無關，隻不過是他自己的“業”沒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來，而跟他的父母也沒有直接的關繫。
在這兩種生命觀中，生命都是個體，和其他個體沒有直接的關繫，因此其他個體的問題要由其他個體自己解決，跟“我”這個個體沒有關繫。但是中國文化的生命觀是一個族類的生命觀念，每個個體隻是族類生命鎖鏈中的一環。中國人講生命的延續，但不是個體生命的延續，而是族類生命的延續。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續。所以中國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說，因為“無後”就不能延續生命了。中國人罵人厲害的一句話就是“斷子絕孫”，斷子絕孫意味著他的生命就徹底結束了。因此在中國，子女跟父母之間是血濃於水的血緣關繫，而且他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父母遺留給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遺留。在這種生命觀念中，“父債子還”就順理成章了。
有很多傳統觀念是深入我們血液中的，永遠去不掉。所以，對待傳統文化，我們既不能完全拋棄，也不能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其實這兩者是事實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們就要把文化和傳統之間的關繫處理好。國家、民族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會落實到文化上，而不僅僅是落實在經濟上。所以，文化的繼承發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沒有文化，一個民族的特性就沒有了，這個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們常講愛國主義，要愛國，就要認同這個國家的歷史，歷史又落實在文化上，因為文化是歷史的載體，認同歷史也就是認同這個文化傳統。龔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要滅掉一個國家，首先要滅掉這個國家的歷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對這個國家還有什麼感情呢？從這個方面講，對於歷史、文化傳統的認同不是一個一般的問題，而是一個事關我們國家、民族生存的根本問題，而且從文化方面來講，它也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幾年我一直在講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樹立文化的主體意識。在現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從我們自己國家的文化發展歷史來看也是這樣。中華文化是由許許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體。我們知道先秦有諸子百家，這個局面到了戰國時期已經開始相互交流、影響。通過這樣的交流，到了漢初，一些學派開始壯大了，也有一些開始衰落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介紹了當時儒、道、墨、名、法、陰陽六學派的思想，百家變成了六家。這六家經過漢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後又有一些被淘汰了，後形成了儒、道兩大家。這兩家之所以能夠延續下來，就是靠保持了他們自己的主體性。一種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體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發展。後來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了中國，開始作為一個外來的文化加入，對於當時的儒、道兩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衝擊。儒、道兩家同時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時期，通過這樣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經滲透到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別是滲透到了中國民間的一些習俗中。一種思想隻有落實到生活習俗中去，它的生命力纔是強大的，否則就隻是一些空洞的理論和認識。
我們現在講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很大的衝擊，從中國近代的歷史進程看可以分為這麼幾個階段：個階段是認為中國原有的精神文化還是很有意義的，也是很強大的，中國弱就弱在物質文化方面，所以要趕上西方隻要在物質文明上積極學習和發展就可以了，這就是洋務運動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但搞了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建立起了當時非常強大的北洋水師，卻在一場甲午戰爭中就被打敗了。於是我們開始思考體制、機制的問題，思考制度文明的問題。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進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們兩種榜樣，一種就是像英國、荷蘭那樣走君主立憲的道路，把國王架空，實權放到議會當中，這就是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可是戊戌變法也沒有成功。在隨後的第二個階段中，孫中山像法國大革命那樣，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為雖然把皇帝拉下了馬，但是舊軍閥勢力又非常強大。於是人們開始思考精神文明層面的因素。新文化運動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當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對儒家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但這些實際上還是停留在社會政治層面，對於一般世俗生活中傳統的東西並沒有多大衝擊。後到了“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鏟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東西，很多生活習俗消失了。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們的傳統割斷了，所以現在很多人對於基本的家庭倫常觀念不是很清楚，有些人甚至根本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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