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

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被公認為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重要的創始人之一。他與卡爾·馬克思和埃米爾·塗爾干被後人並稱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對西方的學術思想貢獻巨大。

著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經濟與社會》等作品。

 譯者簡介

郁喆雋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宗教學繫副主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上海市宗教學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宗教社會學、社會科學的哲學、中國民間宗教等，尤其在對馬克斯·韋伯的研究方面享有盛譽。

他曾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課程曾獲得復旦大學校級精品課程稱號、上海市精品課程稱號，被同學譽為“復旦哲學小王子”。上線國際慕課平臺coursera和中國大學慕課後，至今累計選課人數超過6萬人。

新譯本導讀

引子：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讀這本書？

偶爾路過上海的外灘，瞥一眼黃浦江對岸的那些高聳入雲的地標建築，總會讓人陷入一種魔幻而矛盾的感受之中。依稀記得，那些大樓聳立的地方，在我小時候是一片農田或者雜亂無章的平房，地平線是平的。然而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所有這一切撥地而起，好似夢幻一般。如果站在黃浦江的另一側，從浦東的摩天大樓回望浦西，可能會稍稍多出一絲歷史感來。外灘的建築沒有那麼新，但它們也是在近一個世紀裡纔建起來的。它們背後的整個城市，是在過去僅僅一百五十多年裡崛起的。相對於三千多年的中華文明而言，這一切實在是太短暫了。今天，站在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城市中心，你可能都會產生如此的感慨。

面對這樣的巨變和反差，我們不會僅僅停留在審美和感嘆的階段。人們處在深刻的焦慮之中，這種焦慮包含著個人和整體兩個層面的含義。在個人層面，人生的根本問題在此若隱若現：我輩的同齡人如今基本已經成家立業，不再是當年的青蔥少年。其中不少人獲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美滿的婚姻、聰慧的兒女、體面的工作和一定的財富積累。但收獲中也蘊含了疑惑與彷徨：財富究竟有什麼用？或者更直接地說，我追求財富是為了什麼？工作、職業給我帶來了什麼？我究竟要追求什麼？我的道德底線在哪裡？過去若干年的福利增長能否持續？換言之，我們都在急切地追問，過去的成功依靠的是什麼。倘若無法令人信服地回答這個問題，那麼未來的福祉也將是空中樓閣。

在整體層面，過去40 年，中國在經濟方面發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從人口、家庭、生活方式到倫理、道德和價值觀，都出現了極大的轉型。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在過去40 年所發生的改變，大致相當於歐洲16 ～ 20 世紀的三四百年之間所發生的變化。有些改變是能夠預測的，而絕大多數改變則無法預測。整個社會已經站到了“前無古人”的歷史分岔點上。巨額財富在短時間內湧入，無疑引發了一繫列的困境：例如，人們在價值和道德領域迷失了方向，倫理底線被屢屢突破……在追求和享受財富之外，我們還應當有什麼樣的堅守與追求？

我們不禁要捫心自問：這一切難道都純屬偶然？究竟是應該把社會和經濟的劇變歸功於西方文化的引入和衝擊，還是要感謝中華文化的積澱與更新？人類的歷史、文化和世界觀，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傳統與現代之間，究竟更多是斷裂還是延續？中國無疑不再是穩居天下的“中央帝國”，相信兩千年前的“智慧”可以照搬來應對當下國人的問題，不僅帶有經驗主義的預設，還蘊涵著一種歷史的刻舟求劍。文化究竟是我們繼續前行的動力和資源，還是重擔和障礙？

常言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正是這樣一本書—它是一個處在轉折和彷徨中的靈魂，對一個處在轉折和彷徨中的文明，進行的一次徹底追問。這本書的作者嘗試用學術的方式，來反觀人生、價值、倫理、生活方式、職業、財富等問題。然而，他所采取的徑路連帶著家國、文明、宗教和歷史的深度。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這本書已經不僅僅是“他山之石”，它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幾代人的閱讀經驗乃至反思意識之中。任何真誠的文本都不會承諾一勞永逸地給出答案，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來回答自己的問題，擔當自己的使命。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閱讀，與其說是為了找到答案，不如說是為了尋找一個回答問題的同伴。它所給出的回答嘗試，是一個路標、一面鏡子、一條小徑。

韋伯是誰？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作者是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他和卡爾·馬克思、埃米爾·塗爾干並稱為現代西方社會學的三位奠基人。雖然他稱不上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但對經濟學、國民經濟史、社會學、法學、哲學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等眾多領域都做出了無法磨滅的原創性貢獻。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1864 年4 月21 日，卡爾·埃米爾·馬克斯米利安·韋伯（Karl Emil Maximiliam Weber）出生在德國中部圖林根地區埃爾夫特市（Erfurt）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韋伯的父親老馬克斯·韋伯（1836—1897）是律師和高級公務員，來自德國西部威斯特法利亞地區的一個紡織工業世家，母親海倫娜（1844—1919）出身於一個擁有貴族血統的教育世家，他們屬於當時典型的德國式嚴父慈母。父親屬於典型的“享樂人”，積極追逐現世的各種功名利祿，曾經在普魯士國民議會擔任議員，也不拒斥各種俗世享樂；而母親則具有非常強烈的宗教氣質。整體而言，韋伯的家境殷實，為他提供了很好的成長和教育環境。

韋伯在青少年時代接受了好的文理教育。他喜歡閱讀，尤其對歷史和古典作品感興趣。此外，韋伯父母家中經常舉行各種沙龍，參與的多是當時的社會名流和著名學者。在這種討論環境中，韋伯受益良多，也為他日後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基礎，開闊了視野。18 歲時（1882 年），韋伯進入德國西南部巴登州的海德堡大學求學，大學期間主要修讀的課程是法學、經濟史和哲學。他的求學生涯可謂一帆風順。1889 年，他以《意大利城市家庭和商業團體公共貿易公司中共責和資金獨立原則的發展》獲得博士（Promotion）學位。1891 年，他又以《羅馬的農業歷史和其對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通過了大學授課資格（Habilitation）考試。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嚴苛的博士學位並通過教授資格考試，在當時的德國是十分少見的，也說明了韋伯優秀的天資。

1893 年，韋伯和遠房表妹瑪麗安娜·施尼特格爾（Marianne Schnitger）結婚。瑪麗安娜是德國代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一生致力於女權主義運動。韋伯過世後，她整理了大量的韋伯手稿和著作，還寫作了《馬克斯·韋伯傳》。根據一些學者的考證，韋伯和他夫人的婚姻一直是“無性”狀態，因此沒有留下子嗣。

30 歲時（1894 年），韋伯首先在弗萊堡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的教職，兩年之後（1896 年）他又接受了母校海德堡大學的教職。1897 年，韋伯出現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癥，不再能夠正常進行學術工作。出現嚴重健康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韋伯父母的關繫並不融洽，由於工作的緣故，父親常年不在家。作為長子，韋伯非常能理解母親的苦衷，對父親有所抱怨。1896年夏天，老韋伯在和韋伯發生激烈爭吵之後，離開家庭旅行，途中病逝於裡加。韋伯因為此事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此外，由於對教授工作盡心盡責，韋伯投入了大量的時間來備課和寫作，因為過度疲勞而患上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癥，沒法讀書，不能寫作，甚至不能談話和睡覺。也有人認為，韋伯的病癥可能和他童年時代所患腦膜炎有關。從1898 年到1899 年，海德堡大學準許韋伯全薪休假，但此後韋伯一直備受病痛折磨，無法恢復工作。他在1900 年到1902 年再度獲得兩年的長假，四處旅行。1903 年10 月，韋伯終辭去了海德堡大學的教職。“賦閑”在家的韋伯，並沒有停止思考、閱讀和寫作，而是始終保持著極為敏銳的眼光和獨到的分析能力。《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韋伯在病退間歇期的作品。

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韋伯立刻前往海德堡的預備役醫院服役。但是由於年齡和身體狀況等原因，他隻能在大後方負責管理醫院和培訓官員，這使他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現代官僚體制。但是韋伯對軍隊和整個政府中人員的低效和推諉感到十分失望，於是於1915 年辭職離開了醫院。此後，韋伯將時間和精力轉移到了宗教社會學的研究中，主要撰寫了《諸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的部分。但他一直非常關注戰局和國內動向，曾經公開反對無限制潛艇戰。一戰結束後，韋伯曾作為德國代表團的一員參加凡爾賽和會。他原本想用自己的學術和語言能力來為德國爭取一個較好的戰後條件，但目睹德國的政治人物（例如總參謀長魯登道夫）不願意承擔責任，尋找各種借口棄人民於不顧而隻求自保，他終隻能失望而歸。

一戰後期，韋伯曾經在維也納大學和慕尼黑大學短暫講學。1919 年，韋伯全家搬到了慕尼黑。他原本準備接替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1844—1931）在慕尼黑大學的講座教席，開始自己的第二次學術生涯。不料1920 年6 月，韋伯意外地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於6 月4 日去世。韋伯被安葬在故鄉海德堡的山頂墓地，妻子瑪麗安娜從《浮士德》中，為韋伯選擇兩句作為墓碑銘文：“塵世一切皆寓言，自此吾輩再無君。”（Alles Verg?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Wir finden nimmer seinesgleichen.）

韋伯的精神世界充滿了矛盾與衝突。他的人格似乎是那個時代的寫照。一方面，韋伯終其一生都是一個愛國者。從他早年的研究與演講來看，他甚至曾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青年時代的他曾經真心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夠成為一個主人民族（Herrenvolk），德國能夠迅速崛起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在他研究的國民經濟學和經濟史領域，他一直堅持某種經濟上的國家主義和以德意志民族為中心的帝國主義。但是另一方面，韋伯作為一個學者，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對自由和客觀精神的追求。作為知識分子的韋伯，時刻保持著對德國現實政治走向的批判，同時也心懷歐洲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在一戰之前，他就已經看到了德國從19 世紀中葉以來，發展出現了極不平衡的狀況。雖然伴隨著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成立，德國國內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是，德國內部的階層、文化和宗教裂痕是十分明顯的。作為一個積極參與政治討論的公民，韋伯對德國的國內政治充滿鄙視，也對德皇威廉二世充滿厭惡。他看到，德國的各個政治集團都存在不可彌補的缺陷，政治家也缺乏擔當。因此，韋伯對德國的現實充滿失望。他被稱為“德意志民族的耶利米”，耶利米是《聖經·舊約》中記載的一位先知，他生活在猶太滅國前的黑暗時代。和耶利米一樣，韋伯目光如炬，在一戰前就已經看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問題，而且嘗試在各種場合奔走高呼。但無奈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國人，聽不見或者說聽不進韋伯的聲音。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怎樣一本書？

1997 年，國際社會學協會（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進行了一項針對其成員的調查，讓每個成員寫出5本自認為是20 世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終有455 位社會學家參與了投票。揭曉的排名中，韋伯一人有兩本書列入前十——《經濟與社會》位列（得票20.9%），《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位列第四（得票10.3%）。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初以同名論文的形式，發表在1904 年到1905 年出版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第20 卷和21卷中。1903 年韋伯從海德堡大學離職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逐漸恢復了健康，並重新著手學術研究和寫作。同年，他開始為好友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和雅菲（Jaffé）編輯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撰稿。1904 年9到12 月，韋伯和好友恩斯特·特洛爾奇（Ernst Troltsch）一起前往美國，參加在聖路易斯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其間他們遊歷了不少城市，對新大陸的現代性進行了繫統考察。此外，韋伯還近距離觀察了北美的宗教和商業生活，為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搜集了大量的素材。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雖然運用了大量的神學材料，但這本書並不是一部神學著作。使用神學材料，是論證的題材使然。從該書的實質來看，他討論的核心議題是社會學和哲學的。那麼，韋伯為什麼要從宗教角度切入，來討論經濟問題呢？對於這個問題，可能有如下幾個視角的回答：

首先，從長期來看，新教（Protestantism）無疑是普魯士國家的實際立國之本和核心價值。因此，如何來評價新教對德國社會和歐洲文明的作用，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處理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那個時代“政治正確”的影響。

其次，從短時段的學術背景來看，韋伯的好友社會學家桑巴特的研究，對韋伯也構成了影響。桑巴特在1902 年出版了《近代資本主義》一書。在該書的第三部分中，他討論了資本主義的精神起源問題。桑巴特認為，“獲利欲”是資本主義的根本動力，而且新教乃是資本主義的結果。韋伯從他本人的國民經濟學訓練出發，完全不同意桑巴特的這些結論。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二章）中雖然引用了不少桑巴特的內容，但直接反對他的觀點，認為營利欲並非資本主義誕生的主要動力。

再次，從直接的出發點來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始於一個簡單的統計學和人口學發現：韋伯的學生馬丁·奧芬巴赫（Martin Offenbacher）在他的論文《信仰與社會分層：巴登州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經濟狀況的研究》（Konfession und soziale Schichtung: Eine Studie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Katholiken und Protestanten in Baden, Tübingen und Leipzig,1901）中發現了如下的有趣差異：在德國西南部的巴登州，在外部環境幾乎不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新教徒的人均課稅幾乎是天主教徒的兩倍。而且這一地區雖然天主教占多數（新教占人口比例37%，天主教占61.3%，猶太教1.5%），但在各種學校中，新教徒的比例和天主教徒出現了倒掛。

按照德國學者迪爾克·克斯勒的整理，韋伯一生留下的文本大約有226 個。從20 世紀70 年代開始，德國的Mohr Siebeck 出版社開始陸續整理韋伯的手稿，並在此基礎上出版《韋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目前尚未全部出齊。全集大致分為三個部分：部分：作品和演講（24 卷）；第二部分：信件（11 卷）；第三部分：講課與講課底稿（7 卷）。全集現任主編為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教授沃爾夫岡·施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按照今天的學科分類，韋伯雖然稱不上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式的全纔，但其論域涵蓋面之廣，也頗為驚人——包括了歷史、政治學、法學、宗教學、社會學、經濟史等諸多領域，而且他在這些領域內均對後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除了寫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外，韋伯還留下了不少舉足輕重的學術作品，例如《經濟與社會》《儒教與道教》《學術與政治》。《學術與政治》由兩篇演講稿組成，篇是1917 年12 月在慕尼黑的《以學術為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第二篇是1919 年1 月的《以政治為業》（Politik als Beruf），比較適合初學者閱讀。

毫無疑問，《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知名度的一部作品。它有如下三重含義：首先，它標志著一個轉折，即韋伯從對經濟史和社會狀況的研究轉向了宗教倫理研究；其次，它是一個過渡，即結合了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深層次思考和具體歷史案例的研究；後，它也是一個開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宗教社會學文集》（1—3 卷）中的個案例研究。正因為這個案例受到了德國學界的批判和大量評論，韋伯在一戰爆發前後，展開了“諸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這個龐大的研究計劃，試圖通過多文化、多宗教的比較研究，來處理新教研究中遺留的一些問題。可以說，恰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問題”首次得到了比較明晰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