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是極具溫馨的字眼。情感，是人們相互聯繫的精神紐帶。親情、友情、愛情，歷來為人稱道。人而無情，豈可為人。

魯迅先生說“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足見魯迅愛子之心。

但人情也有其消極方面。我不是說現在的人情債成為生活之累，這還是小事。人情大於王法的觀念，就不利於法治國家的建設。在中國，我們會犯一些錯誤，往往是受三姑六姨之累，被拖下水的。

在西方，這個問題比較清楚，法律高於人情。可中國不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倫理和人情。孔子曾與人爭論父親偷羊，兒子要不要告發的事。這是涉及法律與倫理關繫的大事。孔子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倫理置於法律之上。這個問題歷來引起爭議。美國哥倫比亞學院哲學教授史蒂芬·T·阿斯瑪出版了名為《反對公平：贊成偏袒》的書，就認為“世間上沒有的公平”，認為親親相隱“並非自私行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都在情感上傾向親情，而非傾向公平。

他說，“在西方，無論是童話寓言、宗教文本，抑或哲學倫理，都鼓勵人們淡化人情紐帶，要求公平地分配各方權重。但我認為孔子的親親相隱原則有著特殊的價值和意義。以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例，例如我開設的一個酒館需要樂隊，即使我哥哥的樂隊的水平比另一支樂隊的水平低，我仍然會優先照顧我哥哥”。作者在這裡混淆了兩個不同的問題。在人們的交往中，肯定有親疏遠近、朋友與路人之分。人們在困難中更自然地指望從親人或朋友那裡得到幫助，而不是從路人那裡得到幫助。因此，毫無疑問，在情感上傾向於前者而不是後者。這裡不存在法律問題，也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公平問題。這是純粹的私人交往，利益上的照顧與否隻涉及照顧者和被照顧者之間的個人關繫，而不涉及法律規定的第三者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人際關繫中就包含主體之間的情感關繫。對親人和朋友不可能沒有情感上的偏愛，一視同仁隻是說說而已。關鍵是情感傾向涉及的問題的性質。撇開問題的性質，抽像地爭論情感因素在人際關繫中是否應該被排除，難以說清。在涉及民族大義、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應該堅持大義滅親的原則，這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

《鍘包勉》久演不衰，成為保留劇目的原因正在於此。包公既依法處置姪子，又安慰勸說嫂子，嚴格執法，又低頭賠情。

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情感偏向當然應該尊重。然而，當問題涉及法律，則是另一性質的問題。例如，名義上公開招標，但暗中卻偏袒親友，這就超出了情感因素的範圍，涉及法律問題。

包括高考、公務員考試等，都應該按規定辦事。事先已為所有人設定共同標準，任何人在這個標準面前都應該平等。如果在標準面前以親情為依據而摒棄共同標準，這種親情偏向就是徇私。

徇私與“隱”不同。徇私是枉法，而“隱”是不主動舉報。當“隱”成為包庇罪犯，則同樣成為法律問題。在法庭上親人可以不舉證、不檢舉，但不能做偽證；可以對判決表示贊成或反對，或者對判決有情感上的期待，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通過各種方式干預審判。

南非殘奧運動員世界冠軍皮斯托瑞斯槍殺女友的事，檢察官以無可辯駁的理由說明是蓄意謀殺，而皮斯托瑞斯堅持是誤殺。當時出庭旁聽的父親、哥哥、姐姐堅信是誤殺。

這種所謂“堅信”，往往是由於情感的原因，而非事實的依據。法律可以不采用，但不能認為他們的“堅信”有罪。

由於中國長期的農業生產方式和以其為基礎的人際關繫，故而中華民族具有人情大於王法的觀念傳統。這不利於法治建設。在情感與法律的相互關繫上，法律應該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在法律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不能因為是名人、要人、親人而徇私枉法。法律強調的是理，個人強調的是情；法律強調的是公平，情感強調的是偏袒。它們分屬於不同的範圍。如果法律以情為依據進行判決，就是徇情枉法；如果對判決的期待不存情感偏向，則是無情。

我遇到過一位農村學生，其就業選擇頗費周折。

按照他自己的志願和條件，到高校比較合適，可父母、親戚都希望他在政府機關工作，尤其是在本省、本市。有些人以為隻要家裡有人在政府工作，就不僅可以抬頭做人，而且會帶來許多方便。如果礙於親情，選擇在政府機關當公務員，首先要弄清人情與王法的關繫。這不僅是個法律問題，也是個哲學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把親友之情置於法律之上。中國至今仍然是人情社會，如果為人情包圍，很容易掉進人情陷阱。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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