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道德的本質

2.1更新世的愛

盡管對於我們祖先社會生活的諸多細節，我們仍然所知甚少，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早在幾百萬年前，每個人都在其嬰兒時期得到了照顧。人科動物兩足直立行走，大腦體積較大，這兩個特征加重了嬰兒的無助處境。（現代人有三分之二的神經在嬰兒出生之後生長，因為能通過人類盆腔的大腦體積有限。）因為我們的人類祖先是哺乳動物，嬰兒依靠哺育喂養。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意味著，我們知道至少有一個親屬必須密切地參與到幫助新生兒的任務中，即母親。父親的參與達到什麼程度則可能存有爭議。如果假設猩猩與我們的祖先（500—700萬年前）比較相似，那我們就必須推斷，是母親主要承擔了養育幼兒的負擔，而父親的作用相對而言並不顯著。如果我們進一步假設，現代的狩獵—采集社會體現了離我們更近（例如10萬年前）的祖先的生活組織模式，我們就必須推斷，在某一時期事情發生了變化，“雄性親本的高度投入”成為了化繁殖適應性的更好模式（參見Wright1994）。這個改變可能同由樹棲生活向草原生活的轉變有關。

母親—幼兒聯繫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足以使我們得出幾乎確鑿的結論：親緣選擇在我們遺傳中是一種重要的動力。無數的思想家都意識到，對親屬的偏愛是人性的一部分。休謨寫道：

自然給予所有動物對於後代相類似的偏袒。無助的嬰兒剛一誕生，哪怕在所有旁人眼中，它都隻是個卑劣和可憐的造物，但它的父母都會以深的感情對待它。對於父母來說，任何其他事物，無論多麼完美無瑕，都不能與自己的孩子媲美。這種從人性原初構造中產生的激情本身就把價值賦予不起眼的事物。［（1742）1987：162—163］早在數世紀之前，斯多葛學派就意識到另外一個關鍵點：其他形式的情感可以從父母與子女的密切聯繫中產生。西塞羅寫道：斯多葛學派認為，認識到雙親對他們孩子的愛是自然產生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追溯所有人類社會的發展……自然要是希望我們繁衍生息，就不大可能不關心我們是否愛自己的後代……因此，自然賦予我們對子女的愛的衝動，就像自然賦予我們對痛苦的厭惡一樣明顯……這也是人類自然的、相互的同情心的根源……因此，我們自然地適合形成團體、群落和國家。［（45BC）2001：84—85］

達爾文主義者可以這樣表達這一點：當我們的祖先仍然使用四條腿行走的時候，調節母親—後代聯繫的神經機制就已經在哺乳動物的大腦中出現，因此生物自然選擇就有了基本素材，來讓我們發展更深遠的幫助關繫。親緣選擇理論預測，這些進一步的幫助關繫將出現在家庭成員之間，而許多的研究表明，現代人類的大腦確實為廣泛地幫助家庭成員的傾向提供了支持。

例如，人類所有社會裡都有贈物的行為。如果親緣選擇和互惠是重要的解釋過程，那麼我們可以預期，隻有在估計對方會回報自己的時候，贈禮者纔會把禮物送給非親屬，但給親屬則不需要這樣的前提條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65）對人類學資料的全面回顧揭示的正是這一點：施惠者和受惠者的關繫程度與對回贈的期望之間存在著明確的關繫。蘇珊·埃薩克—維塔萊與邁克爾·麥圭爾（Susan Essock-Vitale and Michael McGuire 1980）考察了大量的人類學田野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目的是為了評估那些研究是否符合下述預測：人們會給予親屬比非親屬更多的非互惠幫助；人們會給予親屬（近親尤甚）比非親屬更多的幫助；友誼關繫是互惠性的；豐厚的和/或長期的禮物贈送現像更多來自親屬；需要大量非互惠幫助的個體會被逐步拋棄，先是被非血緣成員，接著是被遠親，後則是被近親。除了少數的例外，這些預測都得到了證實。馬丁·戴利和馬戈·威爾遜（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1988）有一項著名的研究，他們發現，在不同的文化圈中，有血緣關繫的家族成員間的謀殺率與有姻親關繫的家族成員間的謀殺率都有一定的差別。 拿破侖·沙尼翁和保羅·布戈斯（Napoleon Chagnon and Paul Bugos 1979）的研究顯示，在雅諾瑪人（Yanomam?）的復雜衝突中，通過參與者之間的基因聯繫，人們可以更為準確地預測誰會選擇哪一方。 甚至還有研究表明（ Segal and Hershberger 1999），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更傾向於相互合作（當他們進行囚徒悖論遊戲時）。 要繼續列舉證據，支持“ 人類天生就有強烈的偏袒親屬的傾向” 這個假說，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進一步的討論參見Barrett et al. 2002，第三章）。

如果幫助親屬的傾向提高了人類繁殖的適應性（幫助的程度同關聯的緊密程度成正比），那麼，自然選擇的過程對我們的大腦做了什麼纔能取得這個結果？我認為，部分關鍵答案其實簡單明了而且令人不難贊同：愛。父母對子女的愛，兄弟姐妹之間的愛，叔舅姑姨們對外甥子姪的愛，諸如此類。我們可以沒完沒了地爭論愛是什麼東西，但這裡讓我們先采納一個自然的答案：愛是一種情感（也許同時也是別的東西）。

這裡首先需要澄清一點：也許從親緣選擇中產生的愛，對像非常有限，但這並不意味著愛除了是真摯的、非工具性的和真正以他人為對像的，還要有其他屬性。為了講清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這種情感與性愛做比較。如果艾米是一個普通的異性戀者，她隻會對男人纔會產生某種特定的情感，對女人則不會。即便有此限制，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艾米對男友的愛其實是犯了自我指向的（self-oriented，即心理學意義上的自私）道德錯誤。雖然這樣可能有點啰唆，但還是讓我重申一次之前的觀點：可以從演化的角度解釋愛（比如父親對子女的愛），並不意味著父親的愛是由優化自身總體繁殖適應性的潛意識欲望推動的，也不意味著這種愛“歸根結底是自私的”。一般而言，人類群體中的父親並不比軟體動物群體中的父親擁有更多關於整體繁殖適應性的潛意識動機。不了解你產生愛意的某個原因（比如不了解情感的演化起源），這不等於誤解了你的情感的真正對像，更不等於你在某種意義上是在自欺。

有差別的愛不僅有可能符合心理利他主義的，而且還有很好的理由認為，至少從親緣選擇的角度看，這種心理機制可以讓自然選擇更好地起作用。非利他主義的愛（如果這樣說不自相矛盾的話）是指一個人對她愛的人的關心隻是衍生性的，因為他人的福利可以反過來促進她自己的幸福，而自己的幸福纔是她行為的終動機（一個經濟學家也許會說，被愛者的福利是施愛者的效用函數的一個影響變量）。然而，親緣選擇有趣的一點就在於它可以促使人們為了親屬的福利而損害或犧牲自己的利益，哪怕沒有任何回報。如果愛歸根結底的是基於自身的利益，這樣的動機根本無法支持犧牲行為。以基因的利益為終極目標的愛，倒是有可能支持犧牲行為——設想一下，人類被設計為能夠為自己的整體繁殖適應性而斟酌考慮，還幸運地有能力依據漢密爾頓規則（Hamilton’s Rule）進行計算和行動。但沒有人會真的這樣認為；提議基因這一概念是我們固有的，這顯然非常荒謬。那麼，這件不可思

議的好事是如何演化形成的呢？如果自然選擇想要人們為了基因的利益而行動，並使用愛這種情感作為達到該目標的近因機制，那麼，以基因為導向的愛行不通，而自我導向的愛（盡管這種情感毋庸置疑非常重要）也不會產生化總體繁殖適應性所需要的自我犧牲行為。既然某些重要的基因存在於他人（尤其是親屬）體內，那麼自然的解決方案就是創造一種（有差別的和有條件的）非衍生性的、以他人為導向的愛。（參見Kitcher1998，2005）

所有的經驗證據都表明，人類的行為經常是出於對他人的真誠關心，而非歸結於自私自利（ Pilliavin and Charng 1990； Batson 1991，2000；Ray 1998）。 在這個問題上，有些證據可能出人意料： 人類非常樂意懲罰違規者，寧可付出一定的物質代價——哪怕自己隻是個旁觀者，而且也沒有受到違規行為的影響（ Fehr and Fischbacher 2004； Knutson 2004；Carpenter et al., 2004）。 在我看來（如果這裡容許人身攻擊的話），與此對立的觀點一般來自對人類行為的某種悲觀的犬儒態度，而不是來自於任何真實的經驗根據。 人類這種生物確實時常作奸犯科，以自我為中心，自我欺騙等（對此沒有人否認），但鼓吹以下普遍的心理學觀點，即所有的人類行為都由內心貪圖利益的小人所引導，這是錯誤的。 沒有任何先驗的理由能支持這個主張，也不存在有利於該主張的經驗證據； 事實的情況恰恰與此相反。

有了產生這種利他主義情感和動機的神經機制，生物的自然選擇就可以通過調整這些機制來實現新的目標。 例如，可以利用愛親屬的能力來創造愛某些非親屬的能力。 羅曼蒂克的愛情可能就是這種愛的結果，把夫妻聯結起來，還（這也許是一種更犬儒的觀點）激發了對通奸特殊的憤慨（Griffiths 1997： 119）。 曾經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愛情的觀念在中世紀歐洲纔出現； 一位19世紀的評論家，亨利·芬克（Henry Finck 1887）甚至把愛情出現的日期追溯到1274年5月1日，那天年輕的但丁狂熱地愛上了比阿特麗斯。雖然在中世紀的歐洲，愛情在文化上得到了顯著的表達，但更寬泛意義上的愛情可能在數千年前就已經產生了，這與拉·羅什富科的玩笑相反——他認為人們要是沒讀過有關愛情的書就不會墜入愛河。根據一項目前為止對於愛情詳盡的跨文化研究，89%的社會具有愛情觀念，而研究人員還認為，其餘的社會裡很有可能也有愛情，隻是人們不怎麼談論愛情，所以並未引起人類學家的注意（Jankowiak and Fisher 1992；同時參見Jankowiak 1995）。在自然選擇創造愛情的能力時，很有可能利用了已有的、產生親社會性的動機神經機制。（我已經討論過催產素的作用，參見1.2節）

我為什麼要討論親緣選擇和愛情呢？因為我想要證明（我認為上文的討論已經足夠證明），對於人類為什麼對某些他人懷有“親社會情感”（比如愛情）的問題，親緣選擇提供了一個既便利又簡單，還有經驗證據支持的演化解釋。但是我在這裡真正想強調的是，這個答案還遠遠沒有牽涉對道德的解釋。問題不在於親緣選擇產生的幫助行為偏袒親屬，因為正如前文所述，親緣選擇也可以解釋針對非親屬的利他主義幫助。我們暫且放下親屬/非親屬的問題；關鍵並不在此。假設我們又通過訴諸互利共生和群體選擇，為一繫列的人類親社會性情感（愛，同情，利他主義）提出一個可靠的演化解釋，這些親社會性情感可以廣泛地，甚至普遍地擴展到我們的同胞。不少理論家似乎想下結論說，這樣一來我們就發現了人類道德的起源，因此可以斷定道德是人性的一部分。我想要著重強調的是：這種觀點大錯特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