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大多數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難免受古今中西各種思想資源的影響與制約，在近代中國學界和政界中位置相對邊緣的餘家菊亦不例外。他生在儒家禮法之家，早年受儒家理學家庭氛圍的影響，對儒家思想情有獨鐘，無論在文化傾向還是政治態度，儒家思想自始至終影響和決定了他的一生。

新文化運動爆發之後，餘家菊開始加入社團活動，積極參與惲代英發起的互助社和仁社及少年中國學會；並與惲代英等籌建進德會，熱情支持武昌愛國學生進步刊物《新聲》半月刊。在響應和傳播新文化運動之際，餘家菊開始萌生教育救國的理念，對中國教育頗為關注，尤其是當時頻臨破產的鄉村教育。在政治層面，餘家菊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力主“有秩序的行動”，他實屬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溫和派。

為了直接了解“德先生”和“賽先生”，他負笈英倫，以心理學為專業，多學西方實驗科學，並以西方教育制度為藍本批評中國當時的教育制度。在政治思想上，他受英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同時感於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又接受了德國費希特等人的國家主義思想，主張用教育和文化來培養和增強中國人的國家觀念。

留學歸國之後，時值北伐戰爭前後，餘家菊以儒家本有的德化主義和西方的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為理據。同時，他與同樣服膺國家主義的青年黨友曾琦等人在思想方面也有一定的歧異，這顯然歸因於其儒家本色和在英國接受的現代自由主義。

抗戰期間，餘家菊在參政議政之餘，潛心於傳統中國文化研究。他認為，要使國民愛國，必須本國先民的成就有其可愛之處；要發揚國民精神，當從中國固有的精神中去尋找思想資源。他以為，中國文化的骨髓隻有到孔門儒家思想言行中去探尋。家菊認為，“仁”為儒家思想的核心，不過，他對“仁”的闡釋，與近代學界各家有所不同，他主要是從“意志”入手，目的顯然在於鼓勵國民抗戰的信心；他指出：盡性、博文、約禮為實現仁的途徑，中庸則為仁者的理想境界。出於對人心世風的長遠考慮，他反對中國傳統的法家和道家，更不滿近代的新法家和抗戰期間的戰國策等學派。此外，他從佛教的修身功能上逐漸開始對宗教的態度有所轉變。

解放戰爭時期，餘家菊對給近代中國造成各種“時代病”的西方文化進行全盤檢討。他認為，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伸張”、“權利”、“現實主義”、“主智主義”、“良心命令”各種傾向結合在一起，導致國民墜入自私、渙散、道義淪喪的境地。在批評西方文化的同時，他卻對西方宗教的態度大變，幾乎全盤肯定宗教的社會價值，尤其重視天主教的功能。此外，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合理性進行了充分挖掘。他的目的是要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價值理念和近代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結合在一起，走一條中西互補的中華文化復興之路。

晚年餘家菊幾乎閉門不出，潛心於中國文化的要義的闡釋和總結。他認為，未來中國在政治方面，主要是通過民主政治建立現代國家。他的現代國家觀念，既有傳統儒家文化國家的固有思路，又有與現代自由主義緊密相關的國家主義因素。他對於民主政治的看法，強調民主與自由、平等與法制的結合，同時又重視傳統與秩序的規範作用。由於以國家為中心，這使他的自由主義帶有一定的保守主義色彩。在文化方面，他對於近代中國以革命與鬥爭的社會風氣大肆批判，本著儒家政教（學）一體的思路，他認為近代中國社會風氣的墮落與陽明學說、今文經學派及西方的進化論的影響有必然的聯繫。

總而言之，文化與政治是餘家菊一生思想歷程中的兩大主要關懷。他在文化上昌明儒學的努力，與政治追求上的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願望，歸根結底是為了建立一個現代中國。就事實來看，在其有生之年，他的各種夢想與願望樣樣落空。然家菊卻未以敗者自居，因在他看來，一名真正的儒家，其苦心孤詣之所在是“不憂道之不行，而憂道之不傳”。

書摘：儒家思想的現代闡釋

在三十年代之前，餘家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更多隻是自小以來的體驗和直覺的感受，加之在英國留學期間對中西兩種文化的觀察，使其對儒家思想具有一種本能的好感和初步的了解，然在學理方面尚未進行繫統地總結和深入探討，更談不上建構完整體繫。三十年代之後，他開始以教育為據點，對儒家思想進行涉獵。他是一個凡事認真不敷衍的人，對於知識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國家主義的學理告訴他，愛國必須要愛護本國文化，那麼，中國文化的可愛之處究竟是什麼呢？

對於傳統法家，餘家菊的態度是完全拒斥。對於道家，他的態度比較溫和，認為道家思想中有若干可取之處。他指出：老子《道德經》中的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名雖有三，精神為一：收斂，發動主於因應，態度尚柔弱，尚知雄守雌，尚不爭。莊子是立足於萬物之外，而又寄寓於萬物之中，不拘不泥，不囿於人類之一隔，不斤斤於人生福利之增進，其積極作用是能使人胸襟曠達、意態恬淡，與人無爭，與物無忤。由於近代中國以革命、鬥爭為主題，大亂不止，故餘家菊覺得道家這種以退為進的思想可以消解時人的爭鬥心理。後來在國共慘烈的內戰時期，他更相信老莊哲學消彌鬥爭的積極作用。在為王凌雲所作的《莊子內篇義疏》序文中他指出：“今日世局混亂，何為而至於此極耶？人謂其原因在是非淆亂而思想無統紀。吾則謂其原因在人各一是非，而又皆以其猛銳之氣，各求其思想之貫徹。夫是非淆亂，思想無統紀，其流弊所屆，不過人心渙散，社會麻木而已。不至於傾軋迫害，乃至肆意屠殺也。今日者，人皆執其所見視為真理，欲救人類，別無他途，亦不許他術並行。於異己者，乃竭力撲滅。於是而勢均力敵者，乃憤而相鬥。鬥爭不已，而辣腕毒策，乃無所不用其極。而生靈塗炭莫知所底矣！故欲挽救混亂，當自提倡尊重他人始，使他人所持，同於我者，固堪欣幸；使他人所持，異於我者，亦當知是亦一是非也，宜寬容而尊重之。能尊重異己，庶幾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鯤鵬一飛萬裡，鷦鷯跳躍不越一枝，莊生謂其同歸自適，無足相笑。今人若明此義，其是己非人之情，必可銳減。不過，在總體上他對道家思想不接受。他認為，道家思想智而不仁，老子非薄仁義，視智力為詐偽之源和澆薄之端，其立言多非中正。他以心理學常識指出，老子視感情欲望盡成心賊，然禁之者，不勝其苦，全無樂趣，反動者，又縱情恣欲，無所不為，其後果不是流為禁欲主義就是淪為縱欲主義；又視生民如刍狗，國破家亡而不知惜，淪為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實為孔子所謂的鄉願德之賊也，這與信仰國家主義思想的餘家菊顯然不投。在他看來，莊子否定生死、是非和知識，但當一切否定後，人生該往何處去？隻好狂妄自是，得過且過。此種思想是虛無主義，是純粹理智的必然結果。

餘家菊認為，老子和莊子都是熟讀歷史、飽經世故的智者，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其思想是純粹理智主義的產物。問題是近代中國事事不如人，如人人恪守這種自私的現實主義，缺乏遠大的理想，則何以救國？他從根子上還是欣賞智而仁的儒家。

他後來回憶說：“多年以來，朋友們每稱我為儒家，我不敢承受，也不敢拒絕。不敢承受，是因為怕自己的言行，有愧儒家之名。不敢拒絕，是因為二十年來自己心中有一大秘密，就是企圖了解中國文化的骨髓，試問除了孔子及孔子徒的思想言行之外，到何處去尋覓中國文化的骨髓”。大致從1930年代開始，餘家菊便開始了自己一生的志業——研究和宣傳中國儒家文化。

與新文化運動中的非國粹主義者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全面批判迥異的是，餘家菊對儒家思想中的主要觀念幾乎都采取了正面肯定的態度。當然，囿於外在時勢和自身學養的變化，他對儒家思想的闡釋當然不同於傳統儒家，顯然是一個新儒家。他對儒家思想的闡釋主要體現在仁、盡性、博文、約禮、中庸五個命題上，其中，仁是總綱，盡性、博文、約禮是實現仁的途徑，中庸是則是仁者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