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作為一門繫統研究人類道德活動的人文學科，不僅必須以理論的方式關注和探討現實生活，而且也應該以實踐的方式參與和規範現實生活。這種作為倫理學關注和參與對像的現實生活，既是個人的，也是人類的，但其基點首先是國家和民族的。“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我們是要托庇在這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盡量發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 誠如梁啟超所言，即使擺脫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人，也不能否認公民“要托庇在這國家底下”的必要性，從而也就承認了愛國主義的重要性。由於在當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下，絕大多數個人總是生活於或者歸屬於一個國家和民族，而人類活動的重要“單位”或“組織”也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因此，當代倫理學的關注和參與對像當然包括個人和人類，但其基點畢竟是國家和民族。那麼，當代中國和中華民族生活中的事件是什麼呢？毫無疑問，這就是要在21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而，這一新的歷史方位成為當代中國倫理學體繫構建的主要內容和宏大敘事：實現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偉大的夢想，是中國人必須承先啟後地承擔起的重要歷史使命；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倫理學特別要提高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倫理秩序的自覺，把所有發展倫理學學科的努力都聚焦到這一點上來。有鋻於此，作為本書的《前言》，筆者在此擬圍繞“文化傳統與倫理學”的關繫，首先以“文化自信的學理論證”為核心，從使命、範式和類型三方面，對當代倫理學發展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一初步闡發，以就教於同行學者與相關讀者。一、當代倫理學的民族復興使命
當代倫理學要實現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構建倫理秩序的使命，首先就有必要合理地總結先前倫理學發展的成就和不足，並在此基礎上深入探尋履行這一使命的有效範式。應該肯定，改革開放40餘年來，每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一些學者總會出來回顧倫理學科走過的道路，通過對其經驗和教訓的分析，提出新的學科發展設想，這是倫理學界的一個好傳統。例如，10餘年前，著名倫理學家羅國傑和王小錫、王澤應和高兆明等專家就從各種視角出發對新中國前60餘年倫理學發展的過程和得失作過深刻的總結，其中特別是王小錫等的《中國倫理學60年》 、（包括之後的）《中國倫理學70年》 等書，由於其資料的豐富性和考察的繫統性，至今仍然是學術界進行相關研究的基礎性文本；而從2019年至今，為總結改革開放40周年和新中國近70年的倫理學發展，江暢 、李建華 、樊浩 、孫春晨 、王小錫 、王澤應 、馮書生等專家學者的相關論文，作為倫理學界的針對性概括和探討，更是啟發倫理學人合理地回顧和展望當代倫理學發展的有益參考：“未來的倫理學研究需要走出既成的路徑依賴，從學習模仿西方、整理史料的初級階段走向創新發展的高級階段。”
就學術遺產而言，“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開始學習和從事倫理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的老一代學者，在改革開放40餘年來中國倫理學取得長足進步的過程中，發揮了砥柱中流的作用，湧現了一批領軍人物，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曾經長期擔任中國倫理學會會長的羅國傑（1928-2015）。 數十年來，羅國傑在堅持倫理學發展的正確導向、探索倫理學構建的合理路徑、倡導知行合一德性倫理學方面的努力和創新，展現了一位中國特色倫理學開拓者的傑出形像。羅國傑構建的倫理學體繫，由於堅持了倫理學與社會主義道德生活密切聯繫的立場，盡管現在看起來有些提法可以商榷，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學的發展進程中，畢竟具有奠基性的地位，我們不能隨便放棄，必須予以豐富和發展：推進其基礎理論，適應新時代的挑戰。比較起來，40餘年來出現的其他一些倫理學構想，體現了新一代學者的努力，雖然在學術上有所進展，但主要是倫理學學科中思想史的研究和應用倫理學的突破，在“倫理學原理”領域中的立足國情、聯繫實際方面則往往有所缺失。
從歷史進程上看，王小錫等著的《中國倫理學60年》一書認為，新中國倫理學經歷了1949年至1965年的萌芽期、1966年至1976年“文革”的停滯期、1977年至1991年的形成期，以及1992年至2009年的發展期 ，雖然是一家之言，但其概括比較合理。至於對近10年倫理學發展的定位還需探討，筆者的初步看法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和文化自信觀念的確立，是國家層面倫理思想進步的集中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倫理傳承發展的實踐日益廣泛和深入，可以說是社會和個人層面10年來道德進步的鮮明標志；而倫理學研究與教學在各分支學科範圍內的細化和拓展，則是倫理學學科層面10年來的主要學術成果。但毋庸諱言（或者由於筆者的視野局限），倫理學界雖然已經做出了極大的努力，不過由於經常受到研究觀點、方法、視野等方面的限制，至今還少見能夠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和主題，充分融通“堅持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吸取國外倫理學積極成果”、“立足中華優秀傳統倫理學”三個路徑暨三種資源，積極體現時代精神的典範性論著問世，特別是能夠稱得上體繫性之倫理學論著的問世。
從而，基於倫理學界重任在肩，為突破倫理學當前發展隻有局部深化而缺乏整體創新的“瓶頸”，新一代倫理學人必須進一步明確和理解當代中國倫理學的重要使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倫理秩序，並自覺地承擔起相應的責任。首先，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深深扎根於中國悠久的文化和道德傳統之中。不同於西方人追求自由個性的歷史終目的，中國人則把實現民族生命之可大可久作為人生的理想。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空間上的展開（可大）和時間上的綿延（可久）。作為世界上延續至今的原生性文明，5000多年來，中國從“中國之中國”經“亞洲之中國”成為“世界之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泱泱大國。在經歷了近代的衰落和苦難之後，中華民族現在已經十分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周易·繫辭》）這就是說，要實現民族復興這一“富有”之大業，人們不僅需要有不斷創新的智慧使其永葆活力，而且更離不開齊心協力以建立長久和宏大的功績。顯然，倫理學在此承擔著極為重要的凝聚人心之責任。
其次，實現偉大復興不僅深深扎根於中國人追求民族生命“可大可久”的傳統之中，而且吸取了西方文化和道德中的“自由個性”要素。中國古人追求的美好社會理想，主要突出“社會團結”的要素或方面：“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禮記·禮運》）21世紀的“中國夢”在傳承發展這一優秀傳統的同時，還立足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把它與主要來自西方的“自由個性”要素或方面結合起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的構想，更是為我們規劃了未來社會的遠大理想。正是基於對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在21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努力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三要素或三方面的統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正地惠及人民全體，讓每個人都獲得發展自我和奉獻社會的機會，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顯然，倫理學在此承擔著極為重要的協調關繫之責任。
第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是為國家謀富強、為民族謀振興、為人民謀幸福，而且也是為世界謀進步，在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體的進程中，努力為人類作出中華民族新的更大貢獻。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濃郁的天下情懷：“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強烈的和平意識：“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在先秦時代就確立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全人類和平幸福的社會理想。即使在19與20世紀之交的中國國運艱難的時刻，梁啟超仍然說：“中國人說政治，總以‘天下’為目的，國家不過與家族同為達到這個目的中之一階段。……可以說純屬世界主義。像歐洲近世流行的國家主義，據我們先輩的眼光看來，覺得很褊狹可鄙。” 據此，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今天，面對當前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世界，我們更應該傳承發展這一中華民族及其文明和文化的優秀傳統，更自覺地在為國家謀富強、為民族謀振興、為人民謀幸福的基礎上，把這一切和為世界謀進步結合起來。顯然，倫理學在此承擔著極為重要的拓展胸懷之責任。
二、當代倫理學的文化自信範式
以上簡略地回顧展望了改革開放40餘年倫理學發展的成就與不足，進一步明確了當代倫理學的使命和責任：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倫理秩序的過程中努力凝聚人心、協調關繫和拓展胸懷；在此基礎上，筆者就可以探討倫理學擔當這一使命和責任的合理範式，即當代中國倫理學發展應該采取何種範式的問題了。所謂倫理學的發展範式，指一個時期的倫理學主要依托何種文化層面或社會領域與何種思潮或學科進行體繫建構和發揮社會功能。例如，以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為依托，這種倫理學可稱之為政治鬥爭範式；以經濟建設和經濟學科為依托，這種倫理學可稱之為經濟倫理範式；以文化繁榮和文化學科為依托，這種倫理學可稱之為文化自信範式。當然，這三種範式之間的區分並非截然分割，而是相互滲透的。就當前的實踐基礎而言，這種倫理學發展範式的選擇和確定，與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人們對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中的文化方面特別關注密切相關。例如，就40餘年來的發展進程而言，倫理學先後主要采取了“政治反思”（20世紀80年代）、“經濟倫理”（20世紀90年代）、“社會和諧”（21世紀之初）等範式，而近10以來，則逐步轉變成為實現民族復興而奮鬥的“文化自信”範式。
當代倫理學發展應該采取文化自信的新範式，本書這一核心命題的提出，作為一種學術觀點，雖然是可以討論的，但自有其實踐基礎和理論依據。就文化自信範式的實踐基礎而言，它主要在於，相對於政治和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性進步及其廣泛的社會效應，當前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日益突出，成為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關鍵問題。至於從理論依據上講，這主要是由文化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決定的。現在，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等理念正成為中國學術界和廣大公民的廣泛共識。文化自信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作為自己根基和靈魂的文化之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信心、信念和信仰，是一個有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統的民族和國家實現復興的重要基礎和標志，其關鍵在於強調，如果脫離了中華文明的根柢，脫離了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前提，脫離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個靈魂，那麼就很難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客觀必然、重大貢獻和獨特優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堅定文化自信的實質就是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 當然，為深入理解這一實質，我們還需要從學理上作進一步的論證。
關於“文化自信”、特別是關於“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間關繫”的學理論證，不少學者均發表了有益的意見，深化了相關的認識。例如，曾峻認為：“回答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關繫，需要先澄清……文化自信中的‘文化’指的是什麼。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從社會整體方面來探討文化與道路、理論與制度的關繫，則需立足廣義文化而非狹義文化”。 與此不同，也有一些學者堅持狹義文化觀：“從廣義上來看，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成果的綜合，包括物質、制度、行為和精神等各個方面。……從狹義上來看，文化是指精神生產行為和精神現像，比如語言、文學、藝術以及一切意識形態等精神現像。……我們更傾向於狹義方面的文化”。 從以上引證的情況來看，學術界一般都認可文化可以區分為包括物質、制度和精神的廣義文化即“大文化”與作為經濟、政治反映的“精神”之狹義文化即“小文化”；但是，對於“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則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主張廣義文化，有的主張狹義文化。
在當前關於文化自信的學理論證問題上，出現這種不同的意見以及展開相應的探索與爭鳴，正是思想理論學術界解放和進步的體現，各方參與者應該珍視和促進這一局面，在學術界的切磋琢磨中求得認識的深化和學科的發展。據此，筆者承認，即使單獨以廣義文化或者狹義文化來論證文化自信，在學理上都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堅持隻能在廣義文化或者狹義文化之中二者選一，那麼就會陷入片面性，出現學理上的缺弱或偏執。因此，筆者主張在理解“文化自信”、特別是關於“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間關繫”時，應該以廣義文化為重點，盡可能地把廣義文化與狹義文化、即大文化和小文化結合起來，綜合成為一種更豐富、更全面、更合理的文化觀。因為，關於文化自信命題中的文化概念，從近年來出版的論著來看，實際上大部分采取了廣義文化即大文化觀，把文化理解為包括三個層面——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體性文化（有的還單獨列出了行為文化，但本人認為這一般也屬於精神文化範圍），類似“文明”的概念。作為一種新的思想理論學理活動，這一現像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這麼說的根據在於，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當前，思想理論學術界在討論文化和文化自信問題時，經常引用了現代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提出的觀點前800年之後600餘年的“軸心時代”中，人類文明實現了重大突破，古希臘、古中國、古印度等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不僅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而且一直影響著人類生活。特別是古老的民族和國家，在遭受了近現代的苦難之後，如果要實現復興的夢想，就不僅應該努力吸取首先出自西方的現代性之積極成果，而且更必須在本民族於“軸心時代”形成的傳統中立定根基和尋找智慧。從文化觀的角度來看，這裡對“文化傳統”的理解，采用的實際上是一種廣義文化即大文化觀，它是一種主要主張文化或文明有著不同之民族和國家類型的文化觀，強調精神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觀——是區分各種文化或文明類型的基本標志。在對文化的社會屬性之理解上，它的實質是相對於作為文化或文明本質屬性之一的時代性，更注重突出同樣作為文化或文明本質屬性之一的民族性。
與此不同，在文化問題上，近百年來，我國思想理論學術界實際上更多強調的是文化的時代性，而非文化的民族性；這種狀況的出現，除了深刻的實踐需要之外，還與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影響相關，其學理邏輯則為：文化是人類的精神活動及其產品，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歸根到底是人類物質活動的反映。因此，“對文化作狹義的理解是具有更廣泛性的趨勢，而且從文化理論和文化建設來講，應該使用狹義的理解”。 應該承認，這種認為文化受經濟和政治的制約又反作用於經濟和政治的狹義文化即小文化觀，強調文化的時代性維度，不僅為“五四運動”及其之後的文化革命提供了思想和理論武器，而且在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過程中，也是一個不可放棄的基本理論維度。但毋庸諱言，由於這種狹義文化即小文化觀內在地蘊含著的文化線性進化觀念，在理解和堅持文化的民族性方面有所缺弱，難以對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等論斷作出充分的學理論證。從而，這就提出了把廣義文化與狹義文化、即大文化和小文化結合起來的要求。
三、當代倫理學的德性倫理類型
進一步說，從學理上論證當代倫理學發展應該采取文化自信的新範式，主張以廣義文化為重點，把廣義文化與狹義文化、即大文化和小文化結合起來，其實質就是主張有重點地把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這兩種文化的重要、本質屬性結合起來。由於文化存在於空間和時間之中，因此民族性與時代性是文化的根本屬性。如果說，在實現社會制度變革（救亡圖存）的革命時期，人們必然更注重文化的時代性；那麼，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復興）的建設時期，人們則應該更自覺地立足文化的民族性。從現代文化學的視角來看，說和階段論主張從人們一般的技術能力，特別是基於其生產方式和制度建構方面定義文化，從而注重文化的時代性；說和模式論主張從人們不同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基於其價值觀念和民族精神方面定義文化，注重文化的民族性。在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中心論的說占據主導地位；之後，說日益被世界範圍內的多數人所接受。鋻於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之爭的歷史進程，為發展當代中國倫理學，倫理學人應該把說、階段說、模式論統一起來，在堅持文化時代性的基礎上，更重視文化的民族性，更有意識和更積極地保存、發揚、更新和創造本民族的傳統。倫理學發展之文化自信新範式的提出和確立，就是對當代中國文化繁榮和道德提升的這種必然趨勢和明確要求之自覺回應。
而從嚴格的倫理學科意義上看，采取文化自信的新範式以發展當代倫理學，這樣做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基於，先前我國倫理學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繫的建構，即原先占主導地位的《倫理學》教科書及相關論著都主要建立在狹義文化觀和時代道德觀即小文化觀和小倫理觀的哲學基礎之上。這裡所謂的時代道德觀和小倫理觀，就是把道德理解為一種相對於“物質的社會關繫”的“思想社會關繫”，根據社會（經濟）形態的時代性演變來確定道德和倫理學的發展階段，認為在社會結構中道德是一種相對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式，既強調經濟關繫對道德的決定作用，又肯定道德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社會生活的能動作用。必須承認，這種時代道德觀和小倫理觀對於堅持我國道德生活和倫理學的社會主義性質，具有強大的意識形態和學術論證功能，我們現在仍然應該堅持，絕不能放棄。但是，人們也應該看到，時代道德觀和小倫理觀畢竟強於論證道德和倫理學的時代性、階級性和階段性，而弱於論證道德和倫理學的民族性、國民性和連續性。在救亡圖存和翻身解放的理想已經實現，民族復興成為全體人民直接奮鬥目標的歷史條件下，對於這種時代道德觀和小倫理觀及以其為理論前提的倫理學，就有必要在堅持其意識形態和學術特質的基礎上加以豐富和發展，即在學科、學術、話語體繫的學理論證方面加以豐富和發展。
就發揮社會功能而言，這種以文化自信為基本範式，以廣義文化為重點，綜合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民族道德和時代道德即大文化觀和小文化觀、大倫理觀和小倫理觀為目標的倫理學發展構想，與當前其他各種倫理學構想相比，由於比較合理地理解和處理了文化和道德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關繫，因此就可能不僅比較適應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倫理秩序的實踐需要，發揮凝聚人心、協調關繫和拓展胸懷的積極作用；而且在發展當代中國倫理學的過程中，也有相對的學科、學術和話語優勢。這種優勢在於，它給出了一個構建當代中國倫理學的基本框架：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融通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中華優秀傳統倫理學和國外倫理學積極成果三種資源，實現意識形態與學科邏輯的對立統一，使倫理學在指導思想、文化立場、學科體繫、學術體繫、話語體繫等方面進一步體現中國特色、風格和氣派。此外，這一框架還不僅保障了當代倫理學發展的正確思想和道德導向，而且也奠定了其繫統性和專業性，使其能夠選擇合適的道德生活和倫理學類型來履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倫理秩序的使命和責任。
所謂道德生活和倫理學類型，是一個借鋻了西方道德生活和倫理學理論而形成的概念。相應於西方道德生活從古代和中世紀的倫理“共同體”轉變為近代以來的“契約社會”，西方倫理學的主導類型也發生了從德性論向規範論的轉變，強調倫理學的主要任務是規定制度和行為的道德規則，而不是塑造個人的整個人格和德性，因為在它看來，這屬於個人自由選擇的範圍。從總體上看，這一轉變在西方道德生活和倫理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利弊兼有。對於這一轉變，當代中國的道德生活固然已深受其影響，但不可簡單照搬，而是應該自覺地吸取其合理因素以豐富發展中國悠久的德性道德生活傳統。同樣，倫理學作為一門哲學氣質的人文學科，當然要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關繫的一切問題，追求這些關繫的和諧；但是，毋庸諱言，在當今復雜社會繫統和龐大學科體繫的條件下，越來越多的問題已經由各種專門機構和專門學科來處理，留給倫理學的，或者適合倫理學的，也許就是對人的德性之培育。因此，德性倫理學不僅立足於深遠的、特別是中國的道德生活和倫理思想史傳統，而且符合在現代復雜性社會繫統中、在日益龐大的現代學科體繫中發揮倫理學特殊作用的功能要求，應該說是當代倫理學發展新的主導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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