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生理學家朋友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二戰”期間，他在英國一所鄉村學校裡學習時，作為一名來自德國的難民，他的書卷氣和猶太血統遭到了同學們的冷嘲熱諷，直至變化突然降臨。一天晚上，學生們被帶到鄰近的城鎮，參加一個關於現代世界中的科學的公開講座。在那之後，學生們以一種全新的尊重態度去對待難民同學。在一個小時內，這位使得文化和猶太血統對於他的年輕聽眾來說變得可敬甚至迷人的演講者便是雅各布·布魯諾夫斯基。

我之所以選擇這段軼事是因為它說明了布魯諾夫斯基的多重形像中的一個方面 — 作為教育者，與其說主要表現在課堂上，還不如說是表現在其他各種各樣的場合中。他發表的激動人心的談話，充滿了大量的知識；在學術講座中，如他所述，他總是努力地揭示“多樣性中隱藏的相似性”；後，他在《人之上升》（The Ascent of Man）的巨大成就中走近了廣大觀眾。

布 魯 諾 夫 斯 基 早 期 的 兩 本 著 作《科 學 與 人 類 的 價 值》（Science and Human Values，1956）和《人類的身份》（The Identityof Man，1965）與當前的背景特別相關。正如本書所呈現的一樣，這兩本書都是在當代學術背景下進行的一繫列公開演講的文本。這兩本書都代表著從科學領域到對人類處境核心方面探索的大膽跨越：科學對人類行為有何啟示？人類經驗如何被轉化並融入個體的個性之中，直至成為布魯諾夫斯基所說的人類的“自我”？

在這些書中，布魯諾夫斯基對科學和藝術這兩種創造性活動的結構進行了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概述了一種科學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在知識領域中對這兩項活動的解釋及它們彼此間不可人為分離的性質，是布魯諾夫斯基的教學中始終存在的主題。

這些主題的根源在西利曼學院的講座中更加凸顯。在布魯諾夫斯基看來，知識和想像是智性經驗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富有想像力的瞬間對於科學，如同其對於詩歌或者抽像藝術，具有創造性的核心意義。心靈在創造知識過程中作用於自然界，與它創作一首詩、一幅畫或一首交響樂時作用於人類素一樣。

布魯諾夫斯基希望把想像力的角色界定和闡明為各種智力活動中素。實際上，是作為人類心理學中的素。這間接地導致了西利曼講座現在僅以 1967 年的講稿形式展現於世人面前。他一直希望將這些講座看作是兩本書中的一本，另一本書的主題是藝術事業的本質。但是，這個計劃沒有實現。準備“人之上升”繫列電視節目耗費了他所有的精力。未來計劃也因其去世而化為烏有。

《知識與想像之起源》的結構不同於布魯諾夫斯基的其他著作。講座不僅技術性更強，也更加公開。通過葉芝的一首迷人詩歌引入現像與本質的主題，在一個“欺騙性”的開端後迅速地引出對一些復雜的知識領域的討論，其中學者 —“自然哲學家”，布魯諾夫斯基偏愛以此來稱呼自己 — 開始著手解決涉及人類理解界限本質的認識論問題。我們應該向作為學者和翻譯者的布魯諾夫斯基致敬，他成功地使得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變得便於理解甚至令人著迷。

人類語言的本質和力量在於它是一種創造性工具，它為人類的經驗結構定序與定格；時間的本質和相對性的意義；量子力學解釋的物理測量的極限；在數學的公理結構中固有的知識形式化的界限 — 作者堅持認為它們不僅應被視為科學中的建構，還應被視為人類思維在行動中定義自身的表達。由於作者的這一立場，使以上及其他議題變得容易接近，也更人性化。在整本書中，讀者的興趣是由兩個主題 — 在知識創造與其想像內容上有意識的人類活動 — 的相互作用所激發，這兩個主題幾乎像奏鳴曲中的旋律一樣重復，並賦予文本以智性的統一。

除去他作為數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的許多成就之外，毫無疑問，本書的讀者還會發現（如果他們沒有意識到的話）布魯諾夫斯基是一位傑出的布萊克學者。他是影響

深遠的著作《威廉·布萊克和革命時代》（William Blake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1965）的作者。布萊克，藝術家、畫家、版畫家、詩人，以及政治預言家。當年布萊克想要表達的，與布魯諾夫斯基希望我們從他的演講中學到的東西沒什麼不同：實干家的正直應該與思想家的遠見相匹配，這種遠見既包括觀察者向外投射的東西，也包括他向內接收的東西；無論是工業革命還是社會機械化，在被認為不可阻擋的事件發生之前的消極行為隻會導致奴役；自由必須通過人類智慧與物質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來創造。

和同時代的戈雅一樣，布萊克是一位藝術家，他憑借力量、同情與想像來審視人類的處境。兩位藝術家都將人類的愚蠢描繪成噩夢，而這份愚蠢終被理性之光所驅散。布魯諾夫斯基對人類理性也充滿了信心。他的演講洋溢著樂觀主義，本質上它與啟蒙思想家的樂觀主義並無二致，但通過現代自然觀和現代關於人類思維作用的思考，這種樂觀主義更加嚴肅與精煉。無論人們是否贊同布魯諾夫斯基的樂觀主義，你必須感謝他的提議。如同在 35 年前的一個晚上，他在英格蘭的一個小鎮上演講一樣，布魯諾夫斯基再一次給他的聽眾傳達了人類和諧相處的福音。

1. E. 盧裡亞（S. E. Luria）

馬薩諸塞州劍橋市， 1977 年

至少在過去的100萬年裡，人類社會中的自然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類文化本身的支配，這一事實是一個全新的觀點。我將談論語言和言語，明顯的方式是再次說“視覺”（visual）、“視力”（vision）、“幻想”（visionary）這3個詞。它們明顯具有相同的詞根（這並不是一個笑話，而是為了展示這些視覺類詞彙在人們腦海中所占據的位置），然而在這個過程中，語境和應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人類可以改變語詞的語境與應用，而且，每個人都知道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動物可以做任何類似的事情。目前所知，人類語言的歷史大概不到50萬年我們是如何如此迅速地從黑猩猩發出的那種聲音發展到人類發出的這種聲音的呢？

就“物理設備”而言，這種轉換很容易理解。大約在過去的100萬到50萬年（從進化的歷史尺度來看，這不算很久的時間），人類及其直繫祖先的大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據我們所知，南方古猿是生活在大約100萬年前的人類祖先，其大腦重量在1—1.5磅。按照我們的標準，他們的體型較小（雖然不比我小多少），因此，他們的大腦與體重的比例應該以某種寬容的方式來解釋。如果一個南方古猿有了現代人的體型，他的大腦可能有1.5—2磅重。在座的各位的大腦平均重量是3 磅，當然這裡也有些人的大腦重量超過4磅。然而，腦重量（昨天我聽說它被迷人地稱為“生物量”）其實並不是關鍵。

在這100萬年左右的時間裡，人類大腦的關鍵變化並不是體積增大了3倍，而是3個或4個主要區域的增大。首先，視覺區域顯著增大，與黑猩猩相比，人腦細胞的實際密度至少高出50％。第二個增大的是與手的操作相關的區域，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比猴子和猿更喜歡用手。第三個主要增大的區域發生在顳葉，其中視覺記憶、信息綜合和語言處理區域緊挨在一起。第四個大幅增大的區域發生在額葉，其功能尚且不明（我今天所說的任何內容，在10年後將不再正確），但很明顯，額葉很大程度上要對啟動一項任務、進行任務時保持專注、堅持處理任務的能力負責。

位於顳葉上方的語言區不在其他任何動物中存在。這就把對語言的討論放到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範疇，因為你無法用能給你提供任何關於語言信息的動物做實驗。我們得到的幾乎所有信息都來自對遭受過某種腦損傷的人的研究。當然，這種工作總是非常可疑，因為你永遠看不到一個“正常”的大腦。像加拿大的彭菲爾德和羅伯茨、蘇聯的盧瑞亞，這些人已經處理過數百起病例，但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大腦完整、整合良好的正常人的手術。

因此，必須通過50年前被認為具有高度推測性的方法來研究語言區。這些方法現在變得非常受推崇，因為它們與天體 物理學中使用的推理完全一致。當我們談論語言區的進化時，我們的大部分猜想都類似於關於宇宙是否起源於150億年前大爆炸的猜想。在幾乎所有的右利手中，語言區都位於左邊，對於超過95％的右利手的人來說，情況確實如此。對於絕大多數左利手也是如此，他們的語言區位於右邊。這種人類解剖學特征表明，人類的語言和言語在某種程度上與動物交流不同。

現在我想忘掉解剖和功能，靜下心來思考這是怎麼發生的。對此，有兩種思想流派。有些人認為進化顯然是連續的，因此人的語言區域及語言天賦肯定是動物聲音的一種延續。還有一些人，比如諾姆·喬姆斯基和埃裡克·勒納伯格，認為人類語言是一種完全與動物無關的特殊天賦。我不認為後者是對的。在我看來他們的觀點是一種誤讀，這種誤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人類進化方式的誤解之上。在我看來，後一觀點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類進化已被人類文化本身完全支配。在過去的100萬年裡，人類文化一直是使人成為其自身的重要的選擇性影響。所以，我認為人類語言確實是動物交流的延續。有趣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的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