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哲學_眾生家園：捍衛大地倫理與生態文明

內容簡介

《眾生家園：捍衛大地倫理與生態文明》（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1989）是J.貝爾德?卡利科特的代表作之一。本著致力於梳理、捍衛和擴展奧爾多?利奧波德的環境哲學核心理念——“大地倫理”（land ethic），其論域覆蓋了當代西方環境哲學的重要話題，反映了北美環境哲學產生的獨特歷史背景，同時預見性地涉及了當代環境哲學的前沿論題，為當代環境倫理的哲學和科學觀念基礎做了有力的論證。

作者簡介

[美]J. 貝爾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
J. 貝爾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當代北美環境哲學、倫理學代表性學者，美國北得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傑出研究教授，已榮退。曾任國際環境倫理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thics）主席、耶魯大學住校生物倫理學家（Bioethicist-in-Residence）。他以利奧波德“大地倫理”（land ethic）的當代傑出倡導者而知名，並據此而拓展出一種關於“地球倫理”（earth ethic）的獨特理論。代表作有：《眾生家園：捍衛大地倫理與生態文明》（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1989）、《全球智慧》(Earth Insights，1994)、《超越大地倫理》（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1999）、《像地球那樣思考》（Thinking Like a Planet：The Land Ethic and the Earth Ethic，2013）。

導論真正的工作
編動物解放與環境倫理學
章動物解放：一項三邊事務
第二章評湯姆·裡甘之《動物權利案例》
第三章動物解放與環境倫理學：重歸於好
第二編一種整體主義環境倫理
第四章環境倫理要素：倫理關注與生物共同體
第五章大地倫理之觀念基礎
第六章生態學之形而上學內涵
第三編環境倫理學之非人類中心主義價值理論
第七章休謨是/應當二分法及生態學與利奧波德大地
倫理之關繫
第八章論非人類物種之內在價值
第九章內在價值、量子理論與環境倫理學導論真正的工作
編動物解放與環境倫理學
章動物解放：一項三邊事務
第二章評湯姆·裡甘之《動物權利案例》
第三章動物解放與環境倫理學：重歸於好
第二編一種整體主義環境倫理
第四章環境倫理要素：倫理關注與生物共同體
第五章大地倫理之觀念基礎
第六章生態學之形而上學內涵
第三編環境倫理學之非人類中心主義價值理論
第七章休謨是/應當二分法及生態學與利奧波德大地
倫理之關繫
第八章論非人類物種之內在價值
第九章內在價值、量子理論與環境倫理學
第四編美洲印第安人之環境倫理學
第十章傳統美洲印第安人與西方歐洲人對自然之態度：
一種概觀
第十一章美洲印第安人之大地智慧？：澄清論題
第五編環境教育、自然美學與外星生命
第十二章作為教育者的奧爾多·利奧波德論教育，及其當代
環境教育語境下之大地倫理
第十三章利奧波德之大地審美
第十四章倫理關注與外星生命

注釋
索引
譯後記
致謝

在線試讀

當1我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一所大學得到我的個職位時，我便滿懷熱情地開始了我的哲學生涯。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特別是在學院與大學的校園裡；那也是一個危險的時代，特別是在美國南部，我在那裡找到自己份真正的工作。對一位理想主義的青年學人而言，當時正有三種嚴重的社會現像，既作為挑戰也作為機遇矗立在人們面前：民權運動、和平運動與環境運動。對我而言，這三者中存在哲學機遇與智慧挑戰的，似乎就是被稱為“安靜的危機”［quiet crisis,此乃斯圖爾特？尤德爾（Stewart Udall）的著名用語］之環境危機。
我被卷入美國南部的民權運動與和平運動，未能得到當時雇主的理解。所以，1969年，我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中部沙縣找到一份新工作。當時我並未意識到，自己已處於正在興起的生態意識（ecological consciousness）與良知(conscience)的精神中心。
環境保護學院（School of Conservation）［即現今之自然資源學院（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為威斯康星州立大學斯蒂文斯點(Wisconsin State University？Stevens Point)［即現今之威斯康星斯蒂文斯點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鑄造了鮮明個性。加盟該校之哲學繫不久，我即建議開發一門全新的、叫“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的課程。它被設想為一門可以吸引大多數森林、野生物管理,及其他相關專業學生的課程，亦可額外允許我拓展如此預感：生態學（ecology）是一個蘊含著許多革命性哲學觀念的寶庫。隨著時間的推移，哲學界少數其他學人也在不同地方推出類似課程。因此，起初，環境哲學僅僅是學院與大學周日課程中的一種相關物，有常任教職的哲學家們在這些學校純屬偶然地被激發開設和教授這門課程。在環境哲學家中沒有或很少有一個共同體，直到尤金？C.哈格羅夫在20世紀70年代2後期創辦了《環境倫理學：環境問題之哲學方面的跨學科期刊》（Environmental Ethic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該刊於1979年創刊）。
自此，我們這些曾相對孤立地在此領域工作的人對於什麼是環境倫理學與環境哲學開始形成一些很不相同的觀念。有些人將它理解為應用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就像生物醫學倫理與企業倫理所做的那樣?D?D這二者也產生於大致相同的氛圍與時期。［2］據此，新的、奇異的技術?D?D像核動力與遺傳工程?D?D已給人類帶來新的、奇怪的環境危險。對此，以前的人類道德哲人未曾想見（或者，當代倫理學家們並不準備屈尊關注）。所以，環境哲學的任務便是將環境哲學家們自己喜歡的標準的道德理論?D?D康德的道義論（deontology）、邊沁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密爾當1我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一所大學得到我的個職位時，我便滿懷熱情地開始了我的哲學生涯。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特別是在學院與大學的校園裡；那也是一個危險的時代，特別是在美國南部，我在那裡找到自己份真正的工作。對一位理想主義的青年學人而言，當時正有三種嚴重的社會現像，既作為挑戰也作為機遇矗立在人們面前：民權運動、和平運動與環境運動。對我而言，這三者中存在哲學機遇與智慧挑戰的，似乎就是被稱為“安靜的危機”［quiet crisis,此乃斯圖爾特？尤德爾（Stewart Udall）的著名用語］之環境危機。
我被卷入美國南部的民權運動與和平運動，未能得到當時雇主的理解。所以，1969年，我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中部沙縣找到一份新工作。當時我並未意識到，自己已處於正在興起的生態意識（ecological consciousness）與良知(conscience)的精神中心。
環境保護學院（School of Conservation）［即現今之自然資源學院（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為威斯康星州立大學斯蒂文斯點(Wisconsin State University？Stevens Point)［即現今之威斯康星斯蒂文斯點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鑄造了鮮明個性。加盟該校之哲學繫不久，我即建議開發一門全新的、叫“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的課程。它被設想為一門可以吸引大多數森林、野生物管理,及其他相關專業學生的課程，亦可額外允許我拓展如此預感：生態學（ecology）是一個蘊含著許多革命性哲學觀念的寶庫。隨著時間的推移，哲學界少數其他學人也在不同地方推出類似課程。因此，起初，環境哲學僅僅是學院與大學周日課程中的一種相關物，有常任教職的哲學家們在這些學校純屬偶然地被激發開設和教授這門課程。在環境哲學家中沒有或很少有一個共同體，直到尤金？C.哈格羅夫在20世紀70年代2後期創辦了《環境倫理學：環境問題之哲學方面的跨學科期刊》（Environmental Ethic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該刊於1979年創刊）。
自此，我們這些曾相對孤立地在此領域工作的人對於什麼是環境倫理學與環境哲學開始形成一些很不相同的觀念。有些人將它理解為應用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就像生物醫學倫理與企業倫理所做的那樣?D?D這二者也產生於大致相同的氛圍與時期。［2］據此，新的、奇異的技術?D?D像核動力與遺傳工程?D?D已給人類帶來新的、奇怪的環境危險。對此，以前的人類道德哲人未曾想見（或者，當代倫理學家們並不準備屈尊關注）。所以，環境哲學的任務便是將環境哲學家們自己喜歡的標準的道德理論?D?D康德的道義論（deontology）、邊沁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密爾
又譯作“穆勒”。?D?D譯者注的功利主義、羅爾斯的正義論等?D?D應用於由新技術所造成的新的倫理困境，這些新技術已如此劇烈、危險地改變了“人類的”環境。由於西方道德哲學已然壓倒性地（若非全部地）屬於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ism），亦即排他性地聚焦於人類的利益與人類的內在價值（或人類的經驗），所以環境進入倫理學（如此視野下的環境倫理學）仍屬於人類相互活動的領地。可以說，環境被如此對待：在人類道德主體與道德客體間，它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向量。
將環境倫理學想像為一種應用倫理學，環境倫理學通常便是問題導向的。比如，學者們可能關注燃煤電器與其他使用或制造煙囪的工業所造成的酸性氣體問題，努力找出誰應當因酸雨問題而受到譴責，以及如何對那些其“自然資源”已然受損的人們做出公正的補償。或者，學者們可能會關注核設施的處所，以及以不公正、不自願的形式將危險強加於一個國家的不同人群所引發的倫理問題。除了顯然的倫理問題，像酸雨與核電站選址之類的議題還涉及復雜的技術問題（如人們對陽光中懸浮物的反應，以及低水平輻射擴散所造成的致癌潛在威脅問題）、復雜的經濟問題（如工廠除塵的成本效益，以及確定旅遊收入的準確增值因素），以及復雜的國際法與公共安全問題。
其他環境哲學家擔心：在人們關注此類困惑時，如規則、平衡、表格、圖表、合法技術，以及有關環境議題的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平等主義等理論的相對倫理優勢，更為深層的哲學問題，諸如自然環境自身的價值，以及我們對自然本身的責任（若有的話），卻被忽略3了。他們覺得，若環境倫理學僅滿足於將西方的規範倫理理論應用於新的、復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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