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技術而加速的全球化進程，正在“去遠”文化空間，由此產生的“切近”創造了豐富的文化生活實踐和表達形式。全球化進程起到了積累和集聚的作用，異質的文化內容簇擁到一起。不同文化空間相互疊加，相互滲透。時間同樣失去邊界。簇擁起來的林林總總，不僅讓不同地域，也讓不同時段失去了遙遠性。更準確地反映當今文化之空間性的，不是感知上的跨、間、多，而是超。文化發生了內爆，也就是說，文化被去除了遙遠性，成為超文化。

超文化性產生了一種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處，實際上，他居住在此處與彼處成對稱關繫的空間裡，他就在這兒，“內在空間就是他的家”。在景觀的超空間裡衝浪或瀏覽，與朝聖者以及浪漫主義的旅行者的行進方式都截然不同。超文化旅行者從一個此處去往另一個此處，超文化因而是一種關於此在的文化。

超文化旅行者在向文化觀光敞開大門的事件的超空間中旅行，因此，超文化旅行者對文化（Kultur）的體驗就是文化—旅行（Kul-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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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炳哲作品（第2輯）
《山寨：中國式解構》（2023年1月出版）
Shanzhai. Dekonstruktion auf Chinesisch.
《超文化：文化與全球化》（2023年1月出版）
Hyperkulturalität. Kultur und Globalisierung.
《妥協社會：今日之痛》（2023年1月出版）
Palliativgesellschaft. Schmerz heute.
《不在場：東亞文化與哲學》（2023年3月即將出版）
Abwesen. Zur Kultur und Philosophie des Fernen Ostens.
《禪宗哲學》（2023年3月即將出版）
Philosophie des Zen-Buddhismus.
《什麼是權力》（2023年3月即將出版）
Was ist Macht？
《儀式的消失：當下的世界》（2023年3月即將出版）
Vom Verschwinden der Rituale.Eine Topologie der Gegenwart.
《資本主義與死亡驅力》（2023年5月即將出版）
Kapitalismus und Todestrieb.
《大地頌歌：園藝之旅》（2023年5月即將出版）
Lob der Erde. Eine Reise in den Garten.
《沉思的生活，或無所事事》（2023年5月即將出版）
Vita contemplativa.oder von der Untätigkeit.
《時間的香氣：逗留的藝術》（2023年5月即將出版）
Duft der Zeit. Ein philosophischer Essay zur Kunst des Verweilens.

穿夏威夷衫的遊客 1
文化為家 3
超文本和超文化 9
聯網的愛欲 15
融合食物 19
雜交文化 23
文化的連字符化 31
比照的時代 37
文化的去光暈化 41
朝聖者與旅行者 47
窗口與單子 53
奧德拉岱克 57
超文化身份 61
文化間文化性和跨文化性 65
據為己有 71
論長期和平 75
友善的文化 81
超日志 87
漫遊者 91
門檻 93
注釋 101
附錄 韓炳哲著作年譜 113

韓炳哲屬於這一類哲學家，在他們之前，沒有人尋求改變世界之道，甚至沒有人充分意識到這種改變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內部參考》（Inside Higher Ed）
韓炳哲創造了一種他個人獨有的思想傳統。
——《周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
韓炳哲用他的作品開闢了一條橫穿當代文學之林的甬道。他不求你我點贊，隻求警醒世人。
——德國廣播電臺（Deutschlandfunk）
閱讀韓炳哲的書，意味著不斷地被鞭策、喚醒。……他的社會批判雖然不諳體恤之情，但是他仍然熱情地擁抱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
——《雜志》（Das Magazin）
超文化這一概念是對全球化、賽博空間和大數據時代文化現像的一種令人振奮的探索。
——《晨星報》（Morning Star）

精彩句段

當文化概念消失後，新人類能被稱為“遊客”嗎？還是我們終於得以生活在一種給我們自由、讓我們以快樂遊客的身份奔向大千世界的文化之中？我們又該如何描述這種新文化呢？（P1)
因新技術而加速的全球化進程，正在“去遠”（ent-fernen）文化空間。由此產生的“切近”（Nähe）創造了豐富的文化生活實踐和表達形式。全球化進程起到了積累和集聚的作用，異質的文化內容簇擁到一起。不同文化空間相互疊加，相互滲透。時間同樣失去邊界。簇擁起來的林林總總，不僅讓不同地域，也讓不同時段失去了遙遠性。更準確地反映當今文化之空間性的，不是感知上的跨（Trans-）、間（Inter-）、多（Multi-），而是超（Hyper-）。文化發生了內爆，也就是說，文化被去除了遙遠性，成為超文化。（P11）
超文化旅行者是經過去實事化的此在的另一名稱。他不必親身上路就能成為一名旅行者。他在自我處（bei sich selbst）即可身居異地，或踏上行程。這不是說一個人作為旅行者離開家，以便之後作為當地人回到自我處。超文化旅行者在自我處已然是一名旅行者。他在此處即已在彼處，而他終到達的卻是無處（Nirgends）。（P17）
在某種程度上，初的旅行者仍有朝聖者的步態。他們前往的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反世界（Gegenwelt），一個原始的或自然的地方。他們曾想從此處逃往彼處。但他們已不再是外來者，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漫遊者（拉丁語：viator）。他們在此處有房，有家。（P49）
超文化性產生了一種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處，實際上，他居住在此處與彼處成對稱關繫的空間裡，他就在這兒，“內在空間就是他的家”。在景觀的超空間裡衝浪或瀏覽，與朝聖者以及浪漫主義的旅行者的行進方式都截然不同。在超文化空間中，彼處隻是另一種此處，二者對稱，不存在不對稱的痛苦。超文化旅行者從一個此處去往另一個此處，超文化因而是一種關於此在的文化。（P49）
全球化並不僅僅意味著彼處與此處的聯網。相反，它去除了彼處的遙遠性和居處性，從而讓一個全球性的此處得以產生。無論文化間性、多文化性還是跨文化性，都無法成為這個全球性的此處的標識。超文化旅行者在向文化觀光敞開大門的事件（Ereignisse，又譯“緣構發生”）的超空間中旅行，因此，超文化旅行者對文化（Kulture）的體驗就是文化—旅行（Kul-Tour）。（P51）
超文化不會帶來統一的文化料（Kulturmasse），即單色的統一文化。相反，它激發了越來越多的個性化。人們按照自己的偏好，從構建起超文化的多種生活方式和實踐中拼湊出自己的同一性，拼湊式結構和身份由此出現。這種多姿多彩預示著一種新自由實踐即將到來，它由生活世界的超文化性去實事化所產生。（P63）
與禮貌相比，友善顯得無拘無束。正是友善的這種無規性（Regellosigkeit），纔使其能夠產生廣泛的影響。它以小的關聯性創造了的凝聚力。當共同視域瓦解成多樣化的同一性和表像時，友善創造了一種單獨（singulär）的參與、一個不連續的連續統（Kontinuum von Diskontinuitäten）。在超文化的馬賽克宇宙中，友善發揮著調解的作用，使不同者（das Verschiedene）並置的空間變得宜居。反諷和禮貌都不會產生切近。友善因為具有遠遠超出寬容的開放性而有能力實現窗口化，發揮打開和聯結的作用。萊布尼茨的上帝幫助沒有窗口的單子和諧共存，也許友善可以取代萊布尼茨的上帝，為單子打開一扇窗。（P84-85）
當海洋變成超賣場時，黑格爾認為可以用來克服無邊海洋的深淵和不確定性的“內在的精神之星”也會消逝。與海洋之間的關繫發生改變，反映了今天另一種對存在的理解。新的海洋景觀既不知精神，也不識真正意義上的邏各斯。邏各斯被超日志取代，而超日志不是對話或多日志（Polylog）的簡單延續。相反，它離開了對話和多日志依然堅守的舊邏各斯本身的秩序。超日志是超文化的新秩序。在這一秩序中，可以從超日志那裡聽到的不是邏各斯（Logos），而是登錄（Log-in），或者圖標（Logo），以及圖標集合（Logo-s）。（P88-89）
盡管尼采忠實於塵世，但他始終是個朝聖者。他還不知道那種超文化的此在（Hiersein）。他的道路是一條“苦路”，由於他不需要上帝，這條路隻會變得更加艱辛，更加痛苦。（P92）
此外，海德格爾的世界出奇地沉寂、寧靜，沒有嘈雜的聲音。這種寧靜加深了人們對世界秩序單一性的印像。單子一般的物默默地將世界映現到自己面前。它們沒有彼此交談，互相張望。它們雖有鏡子，卻無窗戶。窗口化或交互性對海德格爾的物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在海德格爾看來，它們隻不過是渙散和衰敗的代名詞。（P98）

朝聖者與旅行者
Pilger und Tourist

終於，我又在夢裡成了朝聖者：其中的一切都是徒勞的，痛苦又令人警醒。早上醒來的時候，我想讓這個鼕天永遠持續下去。
——彼得·漢德克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將朝聖者樹立為現代人的形像。鮑曼認為，現代性賦予朝聖者“極富前景的新轉變”[52]。作為朝聖者的現代人在荒漠般的世界中遊蕩，賦無形以有形，予片段以連貫，以碎片塑整體。[53] 現代朝聖是一種項目性生活（Leben-auf-Projekte-hin），它“定向、連續、堅定”[54]。由於其項目性，朝聖者的世界必須“有序、確定、可預測且可靠”，必須是“一個永遠留有腳印，以便保存和收藏過去旅程痕跡和記錄的世界”[55]。
現代人真的是朝聖者嗎？朝聖者的生存形式是否真的與現代性相符？在朝聖經歷中不可或缺的是對這個世界保持陌生，朝聖者就是“陌生人”（peregrinus）。此處不太會成為他的家，他因而走在去往一個特殊的彼處的路上。恰恰是現代性克服了此處與彼處的不對稱性，從而形成了朝聖的生存形式。不過，與其說去往彼處，不如說前行到更好的此處。荒漠、朝聖者的流浪也意味著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因為有走入歧途的可能。然而，現代性卻以為自己走的是一條筆直的路。
朝聖是前現代形像。因此，像海德格爾這樣的再神學化思想家會使用朝聖這一前現代性形像。“迷途”是“存在”的一種形式。[56] 海德格爾的“在路上”具有朝聖的結構，他內心有一種對“終抵達”、對“家園”的渴望，這與那個在可見的、可達的此處面前自行隱匿的源始有關。海德格爾的《田間路》曾是一條朝聖之路。朝聖的特點也是“緊迫、黑暗綿延、等待光明”[57]。朝聖之路“充滿艱辛，雖越來越簡單、純粹、直通向前，卻朝著一個進不去、到不了的地方”[58]。恰恰是這種隱匿（Entzug）使“地方”再光暈化和再神學化。
在某種程度上，初的旅行者仍有朝聖者的步態。他們前往的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反世界（Gegenwelt），一個原始的或自然的地方。他們曾想從此處逃往彼處。但他們已不再是外來者，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漫遊者（拉丁語：viator）。他們在此處有房，有家。
超文化性產生了一種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處，實際上，他居住在此處與彼處成對稱關繫的空間裡，他就在這兒，“內在空間就是他的家”。在景觀的超空間裡衝浪或瀏覽，與朝聖者以及浪漫主義的旅行者的行進方式都截然不同。在超文化空間中，彼處隻是另一種此處，二者對稱，不存在不對稱的痛苦。超文化旅行者從一個此處去往另一個此處，超文化因而是一種關於此在的文化。由於超文化旅行者並不追求終的抵達，他們所到之處都不是居處，不是特指的“此處”（Hier）。這裡的“此處”應該首字母小寫，即寫成hier，或者劃掉（Hier）。與海德格爾為了再光暈化、再神學化而打上叉的“存在”不同，直接劃掉的Hier則是對存在進行的去光暈化和去神學化，使之喪失了光暈的深度。
齊格蒙特·鮑曼雖然說過，對今天的旅行者來說，“越來越不清楚哪個造訪的地方纔是家，哪個地方隻是落腳點”，但他仍然堅持“在家”的形像：“‘此處我來做客，彼處纔是我家’的對比仍然像以前一樣清晰，但要說彼處在哪裡，則不容易。彼處逐漸被剝奪一切本質特征；它所蘊涵的家非想像所能及（任何想像出來的形像都會顯得太具體、太局限），它是既定的，既定擁有一個家，但不是一個具體的建築、街道、景觀或社群……思鄉是夢想著可以有所歸屬—至少不僅曾身處某處，亦要從那兒而來。……家在思鄉中的價值恰恰在於其永遠保持‘將來時’的態勢，不失去魔力和誘惑力，就不會進入‘現在時’……”鮑曼的旅行者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旅行者，他假定了一個反世界。他仍然是朝聖者，正在去往故鄉的路上，去往彼處，而這個彼處卻進入了將來時。鮑曼雖然談到思鄉之情並不是“旅行者的感受”，旅行者也“恐懼被束縛在家鄉”，即“恐懼被束縛在一處”[59]。 然而，他對另一種旅行者的形式—超文化旅行者的生存形式缺乏感知。與朝聖旅行者相比，超文化旅行者不了解此處和彼處的差異，因此不會生活在“將來時”或“第二將來時”1中，他們完全生活在現在時中，或處於此在中。對鮑曼來說，旅行者仍然屬於在對彼處的渴望與恐懼之間糾結的朝聖者，而超文化旅行者既沒有渴望，也沒有恐懼。
全球化並不僅僅意味著彼處與此處的聯網。相反，它去除了彼處的遙遠性和居處性，從而讓一個全球性的此處得以產生。無論文化間性、多文化性還是跨文化性，都無法成為這個全球性的此處的標識。超文化旅行者在向文化觀光敞開大門的事件（Ereignisse，又譯“緣構發生”）的超空間中旅行，因此，超文化旅行者對文化（Kultur）的體驗就是文化—旅行（Kul-Tour）。

友善的文化
Kultur der Freundlichkeit

超文化聯網創造了生活方式和感知形式的深層多樣性。它不允許存在普遍的，即所有人共有的經驗視域，也不允許存在普遍有效的行為規則。因此，為了成功實現共在（Mitsein）而進行的必要調整須經由另一路徑。
面對多樣化的信念，或如理查德·羅蒂所說的“終極語彙”，可以采取的一種態度是反諷。羅蒂所說的“反諷者”“對自己正在使用的終極語彙抱有徹底的、無休的質疑”，她不認為“她的語彙比其他語彙更接近現實，也不認為她的語彙接觸到了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86]羅蒂認為，反諷者們“永遠生活在對自己的終極語彙，也就是對她們自身所具有的偶然性和脆弱性的清醒認識之中”[87]。她們不會把語彙化，而總是願意對其進行校訂。[88]
然而，羅蒂式諷刺的道德品質在“避免羞辱他人”中消耗殆盡。 羅蒂認為：“對於面對羞辱人人都會受傷的認知，是我們需要的社會紐帶。”[89] 鋻於此，他的反諷者需要“盡可能富有想像力地熟悉其他終極語彙，這不是為了自己的教化，而是為了理解人們所遭受的真實的和可能的羞辱”[90]。
與自我語彙保持反諷距離，無疑使人們有可能在不相互羞辱的情況下共存。這種反諷距離會催生一個高貴的自我，這個自我不會冒犯其他的自我。但反諷不具有聯網效應，並不創造聯結或聯盟，它隻是讓一個考慮周全的單子集合體得以產生。這些單子擁有“富有想像力的同理心”，一種“想像他人真實的和可能的羞辱的能力”。[91] 反諷單子即使擁有敏感的觸角，但也不是“網絡體”（Netz-Wesen）。反諷文化仍然是一種單子自我的文化。它擁有很強的內在性，因此無法理解文化語彙缺乏內在性的混雜。也可以這樣說：香料和氣味的超文化混雜、疊增並不具有諷刺意味。到底還有沒有一種諷刺的味覺？換言之，文化從深層講並不具有反諷性。
羅蒂的反諷文化並沒有理解當今世界的超文化狀態。例如，對偶然性和脆弱性的意識，或許是反諷的特點，但反映不出多重的“超”體驗。這也許是現代或後現代的意識，但不是超現代的意識。因概念根源而無法被反諷克服的消極性，並不存在於超文化中。超文化包含了一種反諷無法接納的肯定。無盡無際（etwas Unendliches）是超文化的靈魂所在。
鋻於今天生活方式和信化，“得體”（Takt）無疑格外重要。伽達默爾認為，在“我們不了解一般原則”[92] 的情況下，得體具有導向作用。“得體無法論證”，其功能在於“做出正確的決定，並為常規即康德的倫理法則的應用提供一種約束，這是理性無法做到的”[93]。雖然對特殊者（das Besondere）表現出憂慮，但得體並不是常規或理性的完全他者，而是常規的補充。它規範的是常規無法理解的東西。通過這種方式，得體賦予體繫以可塑性和靈活性。盡管得體對特殊者有感覺，但它隻在常規和同一（Identische）適用的背景下纔發揮作用。
禮貌也通過為相互展示自我提供空間，從而實現形式上的外在適應。這是一種交際技巧，確保人們不會對彼此出言不遜，或者發生口角衝突。然而，禮貌的開放程度很低，它常常被用來將與“他者”及其“他性”的接觸降到。禮貌使他人保持距離。此外，它還受到文化代碼的約束，在不同編碼的文化相遇時，它的效力就會發生減損。
寬容也顯示出極低的開放性。對待他人或陌生者的態度隻有容忍。獲得寬容的，是與規範體繫所產生期望的偏離。寬容對恆定的規則體繫有穩定作用。對他者無規則的任意開放，既不寬容也不禮貌，同樣也不是諷刺的基本特征。所以，它們都是不友善的。
與禮貌相比，友善顯得無拘無束。正是友善的這種無規性（Regellosigkeit），纔使其能夠產生廣泛的影響。
它以小的關聯性創造了的凝聚力。當共同視域瓦解成多樣化的同一性和表像時，友善創造了一種單獨（singulär）的參與、一個不連續的連續統（Kontinuum von Diskontinuitäten）。在超文化的馬賽克宇宙中，友善發揮著調解的作用，使不同者（das Verschiedene）並置的空間變得宜居。反諷和禮貌都不會產生切近。友善因為具有遠遠超出寬容的開放性而有能力實現窗口化，發揮打開和聯結的作用。萊布尼茨的上帝幫助沒有窗口的單子和諧共存，也許友善可以取代萊布尼茨的上帝，為單子打開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