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北京大學科技史與科技哲學叢書》總序吳國盛/1
前言1
序言柯南特/1

章古代的兩球宇宙
第二章行星問題
第三章亞裡士多德思想中的兩球宇宙
第四章重鑄傳統：從亞裡士多德到哥白尼時代
第五章哥白尼的革新
第六章哥白尼天文學的同化接受
第七章新的宇宙

技術性附錄
參考文獻

文獻注解
索引
人名譯名對照表
譯後記

前言

哥白尼革命的故事從前被講過許多次了，但就我所知，從未有本書這裡所計劃的範圍和目標。盡管革命的名字是一個，但事件卻是多個。其核心是數理天文學的一個轉型，但包含著宇宙學、物理學、哲學和宗教方面的概念變革。革命的方方面面已被反復考察，沒有那些個研究，本書也許就寫不出來。革性，超出了靠原始文獻進行研究的單個學者的能力範圍。但是，對它們進行摹寫的種種專門研究和基礎工作，都不可避免地忽視了此次革命的基本和迷人的特征：革命本性。

正是因性，哥白尼革命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機會，以發現多個不同領域的概念如何被編織成一個單一的思想織品，以及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哥白尼本人是一個專家，一個關注修正用於計算行星位置表的高深技術的數理天文學家。但他的研究方向經常被天文學之外的發展所決定。這其中有中世紀對於石頭下落的分析方面的變化；有文藝復興時期對一種古代神秘哲學的復興，這種哲學把太陽視為上帝的影像；有大西洋的遠航，開闊了文藝復興時代人的大地視野。就是在哥白尼的著作出版之後的時期，不同思想領域也出現過更強的同源關繫。盡管他的《天球運行論》主要由數學公式、圖表組成，但它隻可能被那些有能力創造新的物理學、新的空間概念和人與上帝之關繫的新觀念的人們所吸收。像這樣創造性的學科交叉的紐帶，在哥白尼革命中扮演了多種多樣的角色。人們在考察這些紐帶的性質以及它們影響人類知識增長時所采用的目標和方法，共同阻礙了專業化的解釋。

因此，本書對於哥白尼革命的敘述是要去顯示這場革性意義，並且這個目標可能是本書為重要的新穎之處。然而，對這個目標的追求需要第二種創新。本書一再地突破將“科學”聽眾與“歷史”或“哲學”聽眾隔離開來的制度化的界線。也許它可以被看成兩本書，一本是論述科學的，另一本是有關思想史的。

然而，科學和思想史的結合在處理哥白尼革命的多重結構時是必不可少的。這場革命集中在天文學，所以，如果沒有對那些作為行星天文學家工具的數據和概念的牢固把握是不會理解這場革命的本性、時間分布和原因的。天文學的觀測和理論構成了基本的“科學”成分，這在前兩章會占很大比重，並且會在本書的其餘部分中出現。但它們並不是這本書的全部。行星天文學從來就不是一個有著不變的關於準確性、充足性和證據標準的完全獨立的研究事業。天文學家也在其他科學領域接受訓練，並且也忠於各種各樣的哲學和宗教體繫。他們的許多非天文學信念在先是推遲再後來成就哥白尼革命方面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非天文學信念構成了我的“思想史”部分，在第二章以後，它和科學的部分並行敘述。對本書的目標而言，兩者同樣基本。

此外，我並不相信這兩個部分有真正意義上的區別。除了個別論著之外，科學與思想史的結合是一件與眾不同的事情。初它看上去可能不太協調，但這並非內在的不相容。科學的概念是觀念，所以它們也是思想史的課題。它們之所以沒有以這種方式被對待，僅僅是因為幾乎沒有史學家受過處理原始科學資料的技術訓練。我自己非常肯定的是，由觀念史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與history of idea（觀念史）意思相近，與之相對的是social history（社會史）。——譯者注家所發展出來的技巧能夠產生一種理解，以致科學不再以別的方式被接受。雖然還沒有基本的著作能完全地證明這一命題，但這本書至少可以提供初步的證據。

它確實已給出了一些證據。本書是在自1949年以來每年作為哈佛學院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科學課程之一而做的繫列講演中成長起來的。那次技術性材料和思想史性材料相結合的應用相當成功。由於這門通識課程的學生並不打算繼續研究科學，他們所學到的技術性事實和理論，主要是作為範式而非作為本來就有用的信息片段。而且，盡管技術性的科學材料是基本的，它們也隻是在放入了一個歷史和哲學框架中纔開始起作用，在這個框架中它們闡明了科學發展的道路、科學權威的本性以及科學影響人類生活的方式。一旦放入那樣的框架中，哥白尼的體繫或其他任何科學理論就會與比科學家群體或者大學生群體廣闊得多的聽眾群發生關聯。盡管我寫本書起初的目的是為哈佛或其他學校諸如此類的課程提供讀物，但這本書並非教科書，它也是寫給普通讀者的。

有許多朋友和同事以他們的建議和批評幫助本書成形。但在本書中留下或有意義印記的當算柯南特（James B Conant）。與他一起工作，使我次相信歷史研究會產生出對科學研究的結構和功能的嶄新解釋。如果沒有由他引導的我自己的哥白尼革命，也就不會有這本書和我的其他科學史方面的論文。

柯南特先生還閱讀了本書的草稿，前面幾章留下了他許多建設性的批評的印記。其他將在本書各處找到他們有益建議之影響的人包括：波亞絲（Marie Boas）、科恩（I.B. Cohen）、吉爾墨(M. P.Gilmore)、哈恩(Roger Hahn)、霍爾頓(G.J.Holton)、肯博(E. C.Kemble)、裡克貝勒(P.E.LeCorbeiller)、納什(L.K.Nash)、華生(F.G. Watson) 。每個人都至少對一章運用了他們在批評上的天資，一些人閱讀了全部初稿，所有人都使我避免了許多錯誤或模糊之處。漢孟德(Mason Hammond)和錢博斯(Mortimer Chambers)的指導使我那些偶爾為之的拉丁譯文有了質量保證，沒有這些指導就不會有這些保證。費儒勒(Arnolfo Ferruolo)首先向我介紹了菲奇諾（Ficino）的《論太陽》（De Sole）,並告訴我哥白尼對於太陽的看法是一種文藝復興傳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這個傳統在藝術和文學中比在科學中更為顯著。

書中的插圖展示出技巧，但耐性欠缺，波莉·霍蘭女士(Miss Polly Horan)把我含混的指示翻譯和再翻譯成可表達的符號。我的原稿既不符合科學出版物的規範，也不符合歷史論著出版的規範，埃爾德(J.D. Elder)和哈佛大學出版社的職員在原稿費力的轉變過程中，給予我持久的和同情的指導。索引證明了查爾斯(W. J.Charles)的勤奮和纔智。

哈佛大學和紀念古根海姆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共同資助給了我年假，使我的大部分手稿被準備出來。我也要感謝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小補助，幫助我完成了手稿的後準備和付梓出版。

我的妻子是此書進展中熱心的參與者，但這種參與還隻是她所做貢獻的小部分。腦力勞動在家庭事務中特別對於他人來說是為任性的一件事情。如果沒有她持續的寬容和忍耐，就不會有此書的出版。

托馬斯·S 庫恩
伯克利，加利福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