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初版序
章中華帝國晚期的學術話語革命
節江南學術界的內外環境
第二節清代政治與學術
第三節理學的解體
第二章考據學派與共認的認識論觀點的形成
節考據學的出現
第二節明亡的衝擊
第三節實證學風的衝擊
第四節專業化與實證學風
第三章江南學者的職業化
節考據學派的社會起源
第二節中華帝國晚期的職業化
第三節官方與半官方贊助
第四節江南學界與書院
第五節士大夫社會角色的轉變
第四章學術、圖書館、出版業
節江南的藏書樓
第二節江南出版業
第三節資料收集與考證研究
第四節乾嘉時代的目錄分類
第五章江南地區的學術交流網絡
節通行的研究方式：札記體著作
第二節考據話語中資料運用
第三節協作、書信和會晤
第四節累積性研究
第五節學術發明權的爭論
第六節考據學派的“進步”意識
第六章考據運動的終結
節考據運動的衰落
第二節太平天國起義的衝擊
結論
參考書目

章中華帝國晚期的學術話語革命
中國從帝制時代向現代國家的轉變遠比我們想像的復雜。西方史學家總是認為,中華帝國發展到晚期,業已腐朽衰落,失去生機。他們在向前追溯鴉片戰爭(1839~1842)和太平天國叛亂(1850~1864)的歷史根源時,通常把中國在現代化運動中的落伍歸咎於18世紀及以前的歷史進程,認為中國當時衰弱、停滯,歐洲朝氣蓬勃、正在走向工業化,雙方形成鮮明對照。這種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過於膚淺,業已過時,它完全忽略了宋(960~127(1280~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各朝對中國現代化的出現、儒教傳統的式微發揮的關鍵性作用。本書認為,17、18世紀歷史不僅是儒教中國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時代即將來臨的序曲。
17世紀,儒家知識分子毅然擺脫了前代儒學理論框架的限制,他們提倡客觀實證學風,要求通過這種方式,恢復理想的古代社會,並以此為突破口,向官方正統學說發動猛烈攻擊。在這一點上,他們的主張與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語言學家洛倫·維拉(L.Valla1407~1457)、伊拉斯謨(D.Erasmus1466? ~1536)的觀點是非常相似的。清代小學家同他們的歐洲同行一樣,追求語言的簡明、清晰、純淨,這種追求引導他們揭露當時通行思想及表達方式的種種謬誤。他們也像維拉和愛拉斯摩斯一樣,雖然是道德革新者,但卻成為現代語言學的先驅。他們在學術上反對迷信權威,追求更高層次的一致性,渴望消除語言混亂,以此奠定人類永恆秩序的基礎。他們認為,隻要正確研究並恢復古代經典的純潔語言,就會建立這種永恆秩序。
歷史學者逐漸認識到,17世紀中國在學術和哲學領域已開始出現重要轉變。1644年,明朝為清朝“夷狄”所取代,這一致命的打擊使許多親身經歷這場巨變的士大夫進一步認識到理學話語的陳腐和危害,他們嚴厲指斥理學見地荒誕,背叛儒學真諦,終導致明末的社會大崩潰。
明亡前,內聖之學極富吸引力,令中國多數傑出學者心醉神往、明儒學都倡導個體的道德完善,西方學者把這種思想模式稱為“新儒學”。新儒學主張,隻要每個士大夫都成為道德楷模,儒家的理想社會就會復興和繁榮;知識和行動是一致的,政治、文化的穩定取決於每一個體嚴格的道德修養。
宋明儒學家為論證其道德學說,發展出一套精心構致、相當繫統的天人相諧理論。他們對世界萬物生成的結構、差異的宇宙論模式作過深入研究,認為自己已終洞見到人及其道德心性能力在一個變化有序世界中的位置。他們還認為,要成為聖哲,就要有一種崇高的洞見,也即一種本體性洞見,換言之,即能認識到人是構成一個在道德上、理性上至善至美的宇宙的核心因素。
然而,到1750年,繼新儒學而起的清代知識分子業已變成一個世俗性學術團體的成員,這個團體鼓勵嚴格的富有創造性的文獻考證,還為之提供生活保障作為學術獎勵。與其理學先輩相反,清代學者崇尚嚴密的考證、謹嚴的分析,廣泛地搜集古代文物、歷史文件與文本保存的客觀證據,以具體史實、版本及歷史事件的考證取代了新儒學視為首要任務的道德價值研究和論證。現在,成就聖人的個體道德理想在嚴肅的儒士心目中已成為不切實際的幻夢,不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
在中國傳統學術歷史上,清代學術代表了嶄新的極為重要的轉變。我們從當時學術話語發生的革命中,可以發現一個代表儒學後的偉大傳統的傑出學術共同體所取得的進展和創造性成果。而且,我們還能夠看到這一嶄新的學術進展在重新確立中華帝國晚期儒家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時發揮的作用。清代知識分子開創、維護的實證性小學傳統即是我們討論的主題。
本書涉及的多數學者生活在長江下遊物產富庶、人文荟萃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他們在當地和帝國的首都北京,潛心研究,探尋儒家文化的根基,為我們認識古代中國奠定了基礎。他們的探索是中國歷史上在學術研究領域發生的多次富有創造性的轉變之一。他們汲取、重構並革新了儒家的學術研究傳統。迄今為止,中國學仍受到他們建立的研究方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