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獻給繆斯女神的情詩
約瑟夫·坎貝爾經常說：“藝術是一個漏鬥，精神通過它被傾注到生活中。”他深信，藝術和神話一樣，有能力打開當代人的心靈，使個體直接體驗宇宙永恆的、超越性的智慧。這種智慧以身體為基礎，我們在夢中探訪。根據坎貝爾的說法，藝術家的工作是創造“重要的形式”，攪動現代人斷裂的心靈，“向意識提供一個審美對像，同時在無意識中響起弦外之音”。
坎貝爾的藝術哲學深受他 1924 年至 1929 年在歐洲旅行的影響。他在那裡接觸到了詹姆斯·喬伊斯和托馬斯·曼的文學，塞尚、畢加索和保羅·克利的繪畫，雕塑家安托萬·布德爾的作品和教學，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爾·榮格的突破性心理學理論。借助這些不同但又相關的影響，坎貝爾終形成了他的信念：“藝術家個人必須研究其特定工藝的各種技巧所產生的心理效果”，以及，“這些手段必須與同它們相適配素聯繫起來”。
通過這種方式，藝術家完成了使個人心理超越恐懼或希望，將其投向“世界和諧的奇跡，令外太空的球體、原子中的電子和地球的汁液不斷循環（無論生活是悲傷還是快樂）”的任務。在他的一生中，坎貝爾耐心地闡述了詹姆斯·喬伊斯口中“適當的藝術”的嚴格標準和決定性特征。這種藝術能使喋喋不休的心靈安靜下來，並通過其具有整體性而和諧的節奏，用美的光芒照亮被捕捉的心靈。他用機智和熱情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作家、詩人、畫家、雕塑家、音樂家、作曲家、演員、導演和電影制片人等在他們的藝術冥想中尋求光芒。但從這本小書中可以看出，他對編舞家和舞蹈家有著特殊的熱情。
我們對坎貝爾早期的關於舞蹈藝術的思考知之甚少。我們知道，當他還是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時，他有過一次改變人生的經歷——他父親帶著他和他的弟弟查理去麥迪遜廣場花園看“野牛比爾”的西部狂野表演。在那裡，坎貝爾“被一個赤裸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形像深深吸引，深陷其中。他的耳朵貼在地上，手裡拿著弓箭，眼睛裡有一種特殊的知識”。他是否也在那裡初次了解到美國本土舞蹈獨特的色彩、形式和節奏？
老坎貝爾也喜歡他所謂的“好戲”。可能他也曾帶著喬和查理去看這些雜耍式的表演。7 年輕的男孩們很可能看到了令人驚嘆的非裔美國踢踏舞者，以及那個時代典型的女性合唱團舞蹈。斯蒂芬·拉森（Stephen Larsen）和羅賓·拉森（Robin Larsen）所著傳記《心靈之火：約瑟夫·坎貝爾的一生》（A Fire in the Mind: The Life of Joseph Campbell）中寫到，坎貝爾是很優秀的音樂家和絕佳的社交舞者，但我們不知道他是通過觀看還是借助指導學會了各種舞蹈的舞步和風格，從而對舞蹈的某些形式方面心生贊賞。
坎貝爾在他大量的日記或信件中從未提到他看過芭蕾舞，無論是小時候在紐約還是青年時代的歐洲之行。在那期間，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羅斯芭蕾舞團和魯道夫·馮·拉班（Rudolf von Laban）的學生們都在定期演出——引人注目的是德國表現主義舞蹈的領軍人物瑪麗·魏格曼（Mary Wigman）。美國人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和露絲·聖·丹尼斯（Ruth St. Denis）也是如此，但沒有記錄顯示坎貝爾見過他們，或見過其他任何在這一時期對藝術形式進行革新的舞蹈藝術家。
但在 1937 年發生的一件事，完全改變了他對舞蹈的理解。當時，坎貝爾正過著他夢想中的生活，在僅招收女性學生的薩拉·勞倫斯學院教授比較文學，同時有大量時間繼續閱讀和研究世界神話。在他到達該學院的同一年，一個名叫珍·阨德曼（Jean Erdman）的年輕女子也開始在那裡學習。
阨德曼在火奴魯魯出生和長大，幾乎在她能走路的時候就開始在家庭聚會和野餐時跳草裙舞。作為新教牧師約翰·平尼·阨德曼博士和夏威夷著名實業家馬裡恩·迪林阨姆的女兒，阨德曼就讀於獨特的普納胡學校，在那裡學會了伊莎朵拉·鄧肯式的詮釋性舞蹈。她在馬薩諸塞州皮茨菲爾德的霍爾女子學校學習一年後，纔情終於被點燃。但當時對舞蹈的清規戒律令她的思想備受困擾——她因為向同學們教授草裙舞而受到了懲罰。於是她帶著年輕的熱情和探索的精神來到了薩拉·勞倫斯學院。
阨德曼潛心研究現代舞先驅瑪莎·格雷姆（Martha Graham）及其舞團成員在那裡傳授的戲劇性、衝擊性舞蹈技巧，暑假也繼續在本寧頓舞蹈節學習。她還學習了比較宗教和愛爾蘭文化及戲劇。到了大三，阨德曼已決定踏上舞蹈之路，希望將她的研究範圍擴大到包含哲學和美學的範疇。從她朋友對坎貝爾課程的描述來看，在阨德曼心中，坎貝爾教授是校園裡的萬人迷，是符合她學習興趣的理想導師。她向他要來了一門私人研討課。可自選的私人輔導課是薩拉·勞倫斯學院課程的一個突出特點。
雨夜裡圖書館的偶遇，變成了在坎貝爾辦公室的面談。正如故事中所說，坎貝爾問她：“你想研究什麼？
“我想研究美學。我想研究普魯托。”她回答說。
“普魯托？”他問，“你是說柏拉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