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書信中的黑塞
二十多年前，當我在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的廣告小冊子上見到《黑塞書信集》四卷本時，我立即寫信請德國友人代為購買，後來又見到黑塞的妻子妮儂所編19世紀末，即黑塞青少年時代的書信集出版，亦急急購買。這六本書成為我喜愛的讀物，偶爾翻閱，都有喜不勝收之感。但懶散如我，並無翻譯書信的打算。直到相愛相伴一生的歐凡君被天使接走，我身體精神備受打擊，病了一場後，覺得做點事或許能夠減輕思念之情，於是又拿起這六本書，越讀越覺得不能虧欠黑塞太多，於是從中選取精華翻譯。篇數稍多之後，覺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黑塞的書信值得更多人來閱讀。然而猛然發現自己年歲已高，健康已衰，不知殘疾多病之軀能否有時間精力完成這項工作，於是求助於鞏婕和王濱濱二位老師，請她們分別負責1936年至1948年、1949年至1962年書信的選譯工作，合力完成了中文版的《黑塞書信集》。
黑塞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有收藏信件的習慣，黑塞繼承了這一傳統。他是個幾乎有信必回的人，這是對寫信人的尊重，也是黑塞發表自己觀點的方式。除了來信，他也收藏自己的書信復印件，保存下來的就有三萬五千多封，許多他覺得沒有必要收藏，散落在各個收信人手中的信，也被《黑塞書信集》四卷本的編輯烏爾蘇拉·米歇爾斯、福爾克爾·米歇爾斯和黑塞的兒子布魯諾·黑塞、海納·黑塞努力尋回，他們編輯出版這幾部書信集絕非易事。而妮儂所編的書信集，除了黑塞少年至青年所寫的書信之外，還包括他的父母、祖父、外祖父、哥哥、姐妹、老師、牧師、同學、朋友給他的以及他們之間互相來往的信，內容相當豐富。
我們選取書信的原則是與黑塞生平的重大事件有關，主要包括黑塞個人的成長與發展，家庭與思想的變化，追求、奮鬥、創作的歷程，與親友交往，參加社會活動，對個體化與集體、寫作、文學、時事、戰爭、社會的觀察和見解。從1892年到1962年長達七十年的書信，見證了黑塞從少年到老年的生平與經歷，也呈現出半個多世紀歷史交替與文化變遷的軌跡。
寫信是一時給特定個人發出的信息，書信既有目的性，更有私人性。黑塞的書信有些是在冷靜地分析問題，帶著自己的價值觀，難以取悅收信人；有些是以真誠、真實的筆觸剖析自己，一絲不苟，沒有絲毫的粉飾痕跡；有些是與朋友熱切的討論；除了寫給家人朋友之外，還有許多是仔細回應讀者和陌生人的詢問、求助甚至謾罵，處處帶著對個體、社會和文學藝術的關懷。他認真誠摯地回答各種問題，闡述自己的觀點，並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他隻要求自己，並不要求他人。許多我們在小說、散文中無法得知的事，卻能在書信中娓娓呈現，特別是黑塞從小到老的病痛、對家庭的態度等等，這些是更加具有私人性質的。
書信讓我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黑塞。他從小就想做個詩人，卻因神學院的教育過分僵化死板，無法忍受無聊的課程，於是向往自由的小詩人逃學、瀕臨死亡，被捉回學校後，接著生病，休學。父母焦慮無奈之下，輾轉將他送到兒童精神病院療養，在此，他的精神肉體備受折磨。在寫給父母的信中，他憤怒、痛苦、無奈，不斷要求父母把他接出療養院，療養院的生活使他接近瘋狂，他寧願以手槍結束自己的生命。少年稱“從我的立場出發，我要像席勒那樣說：我是人，有個性有人格的人”。這個立場貫穿黑塞的一生。少年黑塞就是在這樣不斷的反抗中努力救贖自己，而後自學成就自己的。從父母、祖父母、老師、牧師給他的信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教育工作者不懂得兒童的心理、不懂得人的靈魂需求，即使出於好意，他們的行為卻在打擊少年的意志，消滅少年的本能，少年黑塞在家庭、學校、神學等傳統諸種權威的壓迫之下沒有被毀掉，說明他內心的力量多麼強大！然而，這樣的孩子會被當成精神病患看待，連醫生也診斷認為這孩子患有精神病，理解他的是他敬愛的外祖父。
那時我十四歲，犯了一個大錯，從我上學的毛爾布龍修道院逃跑了。經過一番折騰，回到家的那天，我不可避免地得去見外祖父，向他報告我做的事，並聽他對此事的判斷和裁決。我心裡怦怦跳著上樓到他的書房外，敲門，進屋，走向那位放松地坐在榻上的長髯老者，我向他伸出手去，心想他會說什麼，這令人生畏、無所不知的人。他和善地看著我，看著我蒼白的帶著懼色的臉，露出近乎調皮的微笑說道：“我聽說了，赫爾曼，你來了一次小小的天纔之旅？”“天纔之旅”，他求學期間，對自己的類似行為就是這麼稱呼的。之後對這件事，他再沒提起過一個字。
盡管他的父母是那麼虔誠、和善、有愛心的人，盡管黑塞也有過快樂的童年，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和愛，而且在離開療養院後，他努力適應現實環境，上不成學，他便沉浸於文學作品中，因為愛書，後決定在書店做學徒，也與父母和解了，但黑塞覺得父母不理解他，從少年時代直至中年，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父母不理解他。在圖賓根的書店做學徒期間，他好不容易出版了本詩集，滿心歡喜地送給父親作為生日禮物。而母親的回信卻說，父母雖然欣賞他的藝術天分，但認為他的詩欠缺虔誠、倫理、道德、宗教等美德。這對他打擊很大，在憤怒中，他請他們立刻把書寄還給他。成年的黑塞在給姐姐的信中說，這是他畢生的傷痛。
相比於家庭，黑塞似乎更加注重友情。因為一生不被理解，所以一生尋求理解，他的不少信件表達了他需要朋友們的理解，需要人聽他講述心中的感情、醞釀改變思想及寫作風格的必要和艱難，以及混亂中對自己的疑問。我們看到他和巴爾、茨威格、羅曼·羅蘭、蘇爾坎普等人的真摯友誼。與茨威格的通信始於他青年時代，直到茨威格在納粹時代登上逃亡美國的船隻為止。與羅曼·羅蘭的深厚友誼建立於“一戰”之前，在黑塞備受精神煎熬時，羅蘭向他伸出了手，他們兩人同樣反對戰爭與流血，反對任何一種狂熱的民族主義，相信存在超越民族國家的藝術文學。蘇爾坎普受盡納粹監獄的酷刑折磨，“二戰”結束後，黑塞堅決支持他重新投入出版事業。“蘇爾坎普對我而言，主要是個男子漢、是個人物、是有性格的人，我隻能說，如果德國擁有千百個這種有性格的人，那麼德國就有救了。”黑塞的作品至今仍是蘇爾坎普出版社的重點。
黑塞不遺餘力地幫助朋友。希特勒上臺後，許多從德國逃出的朋友都以他家為中轉站，暫住後繼續趕路，逃往其他國家，其中就有布萊希特、托馬斯·曼、彼得·魏斯等等。黑塞積極向出版社推薦同行和年輕的寫作者，值得一提的是，他從1920年代起就發現了卡夫卡的價值，認為卡夫卡的作品表達了人類生存問題的深度不安，在藝術上具有真正出色的、無與倫比的表達方式，因此鼓勵出版社出版卡夫卡的作品，並不斷向讀者介紹。他也和家鄉兒時的伙伴來往，對與他有不同見解的朋友同樣親近。當然他也受到朋友的許多幫助，比如，他在蒙塔諾拉的房子，就是由好友博德默爾出資，按照他的要求建造的，可以終生居住。
至於婚姻，他初兩段婚姻並不美滿。1904年《彼得·卡門青德》出版後，黑塞一舉成名，稿費足以使他結婚養家，妻子是比他大九歲的鋼琴家瑪麗亞·貝爾努利。他們搬進博登湖邊上的一家農舍，後來搬到伯爾尼。他們有了三個兒子，這期間黑塞創作成果豐碩，似乎功成名就，生活美滿。然而“一戰”爆發，他的反戰言論使他受盡德國出版界的辱罵、朋友的不解和疏離。接下來的日子裡，妻子精神分裂癥發作，被送入精神病院，三個幼小的孩子和發病的妻子使他陷入精神崩潰。後來孩子送到朋友處寄養，到了1923年他終於與妻子離婚。其間還在校學習詠唱的少女露特·文格爾與他相識相愛，露特非他不嫁。他明知這樣的婚姻不可能長久，還是接受了，他認為這是上天注定的事，他不得不服從。沒過多久，他們在1927年離婚了。第三次婚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1926年，他與研究藝術史、有猶太血統的妮儂·多爾賓相識，經過幾年的磨合，到1931年終於結婚。這段婚姻使黑塞有了穩定的家庭生活，妮儂保護著黑塞，同時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間，他們和諧相處，直到他1962年去世。
少年時代，黑塞因為貪玩，自制炮仗，眼睛因此嚴重受傷，他一生備受眼疾的痛苦，書信裡，我們不斷讀到他對眼疾的抱怨。他抱怨的事情很多，其中包括少年時代被診斷的“精神病”，還有頭痛、坐骨神經痛，中年後他經常得去溫泉療養院，於是有了《溫泉療養客》這本接近自傳的書。可以說，他的書信，也可以看作他的疾病史。
關於信仰，我們在書信中看到，黑塞多次談到，小時候受到的不得當的引導使他脫離基督教。然而生長在虔誠派家庭，認真、勤勞、真誠等美德深深印在他的身上。他本人經歷了印度和中國思想的洗禮，他的信仰曾經是老子，也曾經是印度教，他認為《悉達多》的結尾相比於印度思想更近乎道。在完成《悉達多》之後，他的信仰終於回歸基督教。對於信仰問題，他認為世上僅僅存在一位神，一種真理，每個民族、每個時代、每個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從不同的途徑尋求神，不斷形成不同的信仰形式。他相信生命的一體性，人們在面具之下顯露真正的自我，稚氣的、虔誠的、單純的感情相通，也與天地萬物相通。
“一戰”期間，黑塞因為眼疾申請免於服兵役，取而代之的是擔任德國紅十字會與瑞士戰俘關懷中立機構的聯繫人。他盡心盡力為戰俘爭取福利，為他們寄書報，能力所及時，還在聖誕包裹裡裝入一點食物。二十萬在法國的德國戰俘急切等待著他寄去的精神食糧。這個時候他纔知道，戰俘中，除了少數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多人希望讀的書是消遣性小說，他自己也因此對卡爾·邁所寫的通俗故事有了新的評價。黑塞到處寫信請人捐書，自己給戰俘辦了一份刊物。到了停戰時，他在後一期上寫了一封與戰俘的告別信，請他們不要心懷仇恨，而要從戰爭帶來的痛苦中獲得新生的力量。
“一戰”對黑塞整個人生影響巨大，他見到的現實世界與自己的內心完全無法和解，於是孤獨無援，深陷痛苦。他感到原先的生活過分舒適，與世無爭讓自己付出了太多代價，作品中的和諧其實是虛幻，他必須好好內省在這個充滿罪行的紛亂世界中到底應該如何自處，覺得必須改變寫作風格，其中的艱辛難以言說。此時的他，失去家庭、財產、房子，於1919年獨自躲到瑞士偏僻的蒙塔諾拉隱居，生活簡樸，在樹林中散步時，撿起幾顆栗子就是一頓飯。而他的新作，如《童話》《德米安》，受到友人和讀者的質疑和不解，他們認為他失去了早期作品中和諧美妙的氛圍。他自己也質疑寫作的意義，將畫畫作為精神的依托。這是黑塞生命中第二次的蛻變，和少年時代掙脫出樊籠一樣痛苦而艱辛。在不斷的求索中，他逐漸寫出了《窺探混沌》（陀思妥耶夫斯基評論集）、《悉達多》、《荒原狼》、《納齊斯與戈德蒙》、《玻璃球遊戲》等名作。
對德國，從“一戰”到“二戰”，他始終反對狂熱的民粹主義，反對把人類分成兩個陣營再唆使他們以各式各樣的手段互相殘殺。使世界歷史進入一個新的光明時代的人，使各民族之間的關繫得到更新的人，可能是那些受苦受難、放棄暴力的人。他覺得戰敗是好事，德國戰後的苦難應該引起的是反思而不是對戰勝國的敵視。黑塞和德國之間有一種微妙的關繫。他對戰爭和民粹主義的態度曾引起德國人的不滿，“一戰”後的幾十年間，德國幾乎不印他的書，視他為賣國賊。“二戰”結束後，他獲得歌德獎和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又成為德國的代表人物，東西德都以他作為國家榮譽的宣傳，這個時期他比任何時候都想躲避名聲。一方面黑塞是德國的驕傲，許多人喜歡他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他的作品沒有深度，有人諷刺他是鄉下的園丁。反倒是在國際上，他被全世界的青年視為明燈，他說的話，往往能夠觸動他們的靈魂。
黑塞一生孤獨，是一個獨行者，他不願意參與任何機構、團體、黨派，無論是托馬斯·曼邀請他重回普魯士藝術學院做院士，還是各種團體召喚他加入，他都一一婉拒，卡夫卡的好友布羅德請他呼吁與參加以色列建國的活動，他也予以拒絕。這並不代表他不關注世事，而是他老早看透，作家應該保持完全的獨立性，全力以赴寫出觸動個體靈魂的作品，而不應成為任何團體的代言人，更要時刻警惕被狹隘的集體狂熱綁架。
他始終以藝術家的目光看待世界，雖然思想民主，感情卻是貴族化的，認為不管外部情況有多麼糟糕，每個人仍應該做自己該做的事，以自己的方式盡力而為，即使結果是使自己受苦受難。作為詩人和作家，他能做的就是努力使一小群理解他也能夠受他影響的人，在這個沉淪於金錢和戰爭的世界上，讓生命葆有靈魂，或至少維持住對靈魂的向往。在給青年朋友的信中，他說，無論世界多麼黑暗，我們的“任務”是帶著我們的問題四處行走，我們要發現這危險生命的美好，也要把這生命活出美好。
在書信中，我們見到走在深淵邊緣的黑塞，也見到充滿愛和希望的黑塞，見到不斷埋怨與滿是憤怒的黑塞，也見到溫柔幽默的黑塞，但也可以說，我們見到的黑塞隻有一個，那就是畢生尋找自我、堅守自我、成為自我的黑塞。黑塞始終忠於靈魂深處的召喚，始終相信每一位個體存在於世的使命和價值，當我困於病榻閱讀他的書信時，仿佛一位老友在耳畔娓娓訴說生命的真義，為我的心靈帶來無限慰藉。我曾將部分譯好的書信分享給年輕的朋友，他們說，在這個依然存在著戰爭、動蕩和誘惑的時代，黑塞具有永恆的魅力，這讓我感到高興。我衷心希望能通過本書，將這份慰藉帶給更多的朋友。
謝瑩瑩
2022年6月24日
於北京外國語大學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