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引言

“八哲”以前的社會情況 / “八哲”的時代 / 各國執政者對時局的反應

《論語》

孔子 / 《論語》 / 觀念 / 規範 / 規範的學習 / 規範的施行 / 理想社會 / 貢獻和問題

《老子》

老子 / 《老子》 / “道” / “聖人” / 治國的原則 / 貢獻和問題

《墨子》

墨子 / 《墨子》 / 世亂 / 治平之道 / 貢獻和問題

《莊子》

莊子 / 《莊子》 / 觀感 / 自然與本性 / 自然之受破壞 / 道 / 悟道 / 道之用 / 貢獻和問題

《孟子》

孟子 / 《孟子》 / 世局 / 暴行 / 邪說 / 謬見 / 誤解 / 治平之道 / 君臣、君民關繫 / 貢獻和問題

《荀子》

荀子 / 《荀子》 / 世局與亂因 / 正論 / 社會、權威、規範 / 君子 / 治世 / 貢獻和問題

《商君書》

商君 / 《商君書》 / 國家富強、貧弱之因 / 致富強去貧弱之策 / 人性 / 政與法令 / 政策與法令之施行 / 至治之世 / 貢獻和問題

《韓非子》

韓非 /《韓非子》/ 世亂之因 / 去除亂說 / 治世之道 / 立法行法 / 法治之極 / 貢獻和問題

結語

跋

我幼年受長輩們教導一舉一動的規矩，在私塾時聆聽老師講述經史裡的道理，進大學後誦讀了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的條文，出國進修又學習了若干英美和歐陸的法律，五花八門，活剝生吞，將頭腦變成了一個雜亂的大倉庫。有時靜下來想想，不禁會問為什麼要學這麼多種類的規範，尤其是法律？它這麼煩瑣，卻不免掛一漏萬，並且又常常互相齟齬。事實上社會裡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懂法律，為什麼要許多人花許多時間、精神和資源去學它？它與其他規範有什麼不同？它是怎麼來的—自然而然的？神定的？人為的？如果是人為的，是誰訂立的？他或他們是怎麼取得立法權的？他或他們應該具備什麼資格？應該依照什麼程序來立法？法律應該有些什麼形式的和實質的條件？法律能自行證明其正當性嗎？如果需要憑借外在的準則，這準則是什麼？其目的是什麼—社會的安寧秩序、公平正義，或者是另一套價值？此一準則有具體確切的內容和意義嗎？或者可能會因時因地而不同？法律是否合乎此一準則應由誰來判定？他或他們應有什麼資格，應該依據什麼程序？倘若一條法律被判定為不正當，應該怎麼辦？倘若並無不當，但與已存的其他種類規範（道德、習慣、教義和科學定律等等）或人情、理則、時勢相悖，該怎麼辦？法律不可能周全，對於未受其制約，而於社會有相當影響之事，立法者有何對策？法律既是一種人為的規範，人們不可能自然知曉，必須經過教導纔能了解，應該由誰以什麼方法去做此工作？這種教導工作的功能有多大？人有多少可變性？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可以使人們遵守法律—誘之以利？禁之以害？倘若這些方法都未盡有效，有人因為不知而犯法，或知之而故犯，造成了社會糾紛甚至動亂，應該由誰來加以處理？必須是司法官吏嗎？或者也可以是調停、仲裁人員？他們是怎麼產生的？應該具有什麼資格？在處理糾紛事件之時，步應該發現事實，為此應遵循什麼程序，使用什麼方法？知情之人是否有做證的義務？他們可否拒絕？可否被強迫（特別是暴力的迫害—刑訊）？證據的可信性如何確定？取得證據後的一步是引用規範來判別行為的是非，如果需依據法律而沒有確切的法條可以援用，司法者該怎麼辦？他們可以援用相近的條文或其他的規範嗎？無論是援引明確的條文或用其他的辦法來處理，他們應該追尋的目標是什麼—是客觀的公平正義嗎？是否也該顧到當事人的特殊現況和背景、相關之人的利害及社會較大範圍、較長時期的導向和發展？如果因此而使同類的案件受到不同的處分，是否可以接受？倘若法律有明確的條文，但是它初訂之時與適用之時的社會情勢和人們的價值觀念有了重大差異，司法者將何適何從？倘若法律與現時的政策有異，該怎麼辦？他們與立法者和行政者之間應有怎樣的關繫？對於民眾的意向應如何反應？他們的判斷如果違反了法律，或者被認為不合乎公平正義，或者與道德習慣或其他規範相悖，該怎麼辦？

以上所說的是一些所謂“法理”的基本問題。大多法律院繫都開設“法理學”這門課，若干基礎法課程也涉及這些問題，因為都是學法之人應該注意的。但是我讀這些課程的教科書和上課聽講之時，發現隻有西方人對這些問題的意見被提出來討論。這一點使我十分納悶，難道中國人都不思考這些問題嗎？然而我依稀記得在我讀過的若干中國古籍中，有不少關於這些問題的片段，特別是許多與它們有關，而涉及更深的哲理問題的意見和爭辯，例如人為什麼需要社會規範？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個人與社會權威者之間，應該有什麼關繫？社會應該有些什麼功能和目的？個人應該有些什麼目的？與萬物相比，人的存在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為什麼中國先哲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和爭辯，在法學界極少有人提出來探究？當然，法學是一種復雜的學問，有理論和實務兩面。在世事紛繁之時，人們大多注重在實務上，尤其在近代中國，因為遭遇了一二百年東西方霸國的侵略凌辱，大多數人明顯地喪失了對固有文化的信心，一味要求西化，而且特別注重其實務上的表現。但是我覺得以上提出的那些法理和哲理的問題極為重要。如果沒有合乎情理的答案，一個國家便陷入艱險之途，處處都是岔口陷阱，使人們疑懼猜忌，畏怯不前，社會彷徨爭鬥，內亂不息。如果能有合乎情理的答案，一個國家便像一條四通八達的康莊大道，可以讓人們放心邁步，發揮各人的潛能，追求自己的目標，讓社會和諧合作去實現共同的理想。中國前人，特別是先秦諸子，對尋求此道做了極大的努力，其見解的精到之處頗能彌補西學之缺失。我有感於此，決定將一些想法寫出來。

我常常想的是多年來研讀一些傳世古籍裡的思想。先秦時期因為種種特殊因素，促成了所謂“百家爭鳴”的現像，許多智者對紛亂的時局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和做法，大多由弟子們記錄成為其言行集，出現了若干版本，互有出入。此外也有一些部分是本人親自寫成的，但因輾轉抄寫，有若干版本，多少有些不同。秦代禁書之後再出現的版本則更難斷定其真確程度，所以秦後乃興起了“漢學”來探究其“原文”。但如韓非所說，他當時之人要辯證上古人之“真偽”已無可能，因而後世考據之作汗牛充棟，莫衷一是。由於若干外在原因，魏晉之後出現了所謂的“傳世之本”，大致為一般學者接受，對中國有關治世的思想產生了普遍、久遠的影響，隻在個人修為之道方面稍多異趣。近代因地下考古而發現了若干秦漢古籍，其中一些與傳世之本略有參差，值得注意。但是這些古籍也是抄本，很難說是“原作”，此外是否還有其他抄本與之有異，尚未可知。更重要的是，這些抄本已經埋沒了兩千餘年，其說既無人引述，對人們的思想可以說並無影響。因此之故，我想談的中國傳統思想，僅以傳世的幾本公認極為重要的典籍為基礎，包括《論語》《老子》《莊子》《墨子》《孟子》《荀子》《商君書》《韓非子》。此八書當然並非孔、老等人的遺墨，也不可能是他們思想的全部（以孔子而言，據說他以“六經”為教材講學，他的思想應該不止於《論語》所錄，此外的經典如《左傳》《國語》《禮記》中也記載了他的許多言行，但那也都是後人的闡述），其他標以七子之名的書，也大多如此。所以這八部書隻可以說大致代表了八種重要思想的要旨，它們各有豐富復雜的淵源，並非全由某人原創，然而確實是中國政法思想的中堅，所以我將它們稱為“八典”，將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商鞅、韓非稱為“八哲”，此下諸章內常常稱某人如何說，嚴格一點應該說某“典”裡如何說，但因“八典”與“八哲”畢竟有關，我姑且如此陳述，隻是為了簡便，希望讀者能夠諒解。

總之，我想寫的隻是我讀“八典”後對中國傳統政法思想的一些心得。因為它們都顯示出一種尋求長治久安之道的努力，所以名此書為《尋道》。然而由於上述的一些原因，“八典”並沒有平鋪直敘地將此“道”陳述出來，我需要花許多時間將它們反復細讀，摘出相關之點編纂起來，顯出一個可能的理論體繫—先找出其前提假設，然後探索其推理脈絡，以達到其所趨的短程目標和終極理想。此一結果當然隻是我的管見，不敢認定就是“八哲”想尋之“道”。我冒昧寫出來，隻是野叟獻曝。

此外，先秦還有許多其他“家”，包括後世所稱的黃老、陰陽、五行、縱橫、兵、農等，也都在“尋道”，但是因為主其說者雖多而留下的著述不如“八典”完整，其中有一些吉光片羽，頗足珍貴，但是零落散亂，難以推究其理論體繫，我沒有能力加以討論。

先秦距今已遠，為什麼當時會有“百家爭鳴”？對於他們的時代背景應有一點了解，為此我寫了一章“引言”。依據《書》《詩》《左傳》《國語》《史記》等書和一些近世考古所得的資料粗略地陳述了“八哲”之前及當時的世情。〈1〉其後我寫了八章析述“八典”，先說了“八哲”的生平〈2〉，因為“八典”畢竟與他們有關，涉及他們事跡的資料對於了解“八典”多少有些幫助。然後我將“八典”內容的理路析述出來，並且稍加詮釋。為了避免所言失據，盡量地引用“八典”原文，但沒有標明版本，隻注出其篇章，在本書之末也沒有附一“征引書目”，列出各種版本及注釋之作，以免煩瑣。

後，我從一個學習法理者的觀點指出了“八典”的若干貢獻（包括若干原創性的以及將一些已經存在，但是不很確切明白的意見和理論加以釐清的），也提出了一些問題，有的是當時之人已注意到的，有的是後代之人難免追問的，希望能引起讀者的深思。

近人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常常與外國同類問題作比較。的確，中外有許多共同的問題，有相似或相異的響應，各與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因素有關。我雖然常常思考這些問題，但是對外國的許多因素了解不夠〈3〉 ，所以在詮釋“八典”時，不敢將它們與外國經典裡的異同片段妄作“比較研究”，隻能對一些明顯的大問題，做一些原則性的討論。

此書原是我在臺大教中國法制史的一部分講義，僅僅摘錄了“八典”的若干章句，後經西南政法大學的陳金全教授加上了一些注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先秦政法理論》。在歐美講述中國法文化時，我將它譯成英文，並做了一些詮釋，由愛丁堡大學出版社於2016年出版，書名為In Search of the Way：Legal Philosophy of the Classic Chinese Thinkers。若干讀者有見於目前很少人討論中國傳統法理，現代人閱讀古書又感困難，認為應將此書翻譯為中文，其中有幾位曾嘗試譯出部分章節，未竟其事。我考慮了他們的建議之後，決定自己來做，但是不作翻譯，因為用中文寫給熟悉中國文史之人看，對於涉及的復雜背景可以略為點明而不必詳述，而對於“八典”及其他經史資料的文義，則可以多一點推究。此外，我認為“八典”裡的理論對處理現時的問題仍有幫助，所以又說了一些自己極為粗淺的想法，結果使這個中文本的內容比英文本稍為寬廣。

中國政法思想博大精深，我簡略地觸及其皮毛，已花了許多歲月。在此期間我的師長很多，其中對我影響的是蘇州私塾的啟蒙師戴慈雨舉人，臺大的陳顧遠、戴炎輝、薩孟武、孔德成、毛子水等教授，耶魯及哈佛大學教法理、法史的Harold D. Lasswell、Lon L.Fuller、Samuel E. Thorne教授，“中研院”史語所的陳槃、屈萬裡、王叔岷等前輩。他們幫助我對中西文化有了較多的了解。在寫作此書時，許多師友對我所持的觀點和引用的資料做了很多批評和指正，其中“中研院”的丁邦新、臺灣清華大學的梅廣、哈佛大學的William P. Alford、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梁治平、北京大學的陳鼓應、香港大學的陳宏毅、浙江大學的金敏、濟南大學的李燕等諸位教授所做的尤其重要。荀子說：“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我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十分感激。然而此書所涉較廣，不免仍有若干錯誤，當然應由我自己負責。我先後講課之時有許多人士如港大的Alison Conner、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Benjamin Elman、哈佛大學的Jerome Cohen、耶魯的Beatrice Bartlett、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Nicola Di Cosmo、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的Pierre-Etienne Will、魯汶大學的Jacques Henri Herbots、清華大學的王振民、北京大學的李貴連、西南政法大學的陳金全、浙江大學的周生春、蘇州大學的艾永明等給了我很大的協助和啟發。此外，還有不少聽眾提出的問題使我受益匪淺，因為人數眾多無法一一致謝，希望他們覺得通過幫助我而幫助了一些讀者見到中國傳統政法思想的一斑，因而可能對中國傳統文化發生較大的興趣，甚至進一步協力去尋找國家社會“長治久安之道”，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後要說一下我的父母和內子對我的影響。我父母生於清末民初，歷經戰亂，顛沛流離，一直清貧自守，未嘗圖名逐利。他們教育子女強調要自立，但不可獨善。我將此語銘記在心，努力自勉，因而也會想到若干較大的、關涉社會國家的問題，因為能力薄弱，不能有什麼作為，僅僅將不斷思索後稍有所得的一些粗淺想法，寫成了這本書，獻給他們以及同處於此亂世的人們。

內子汪瑩是我臺大法律繫的學妹，至美後改習影視，後以此為業，頗多創作。她又愛好文學及音樂，善作詩詞、歌曲，可謂多纔多藝。更可貴的是她端方剛毅，浩然豁達，不受瑣務、俗見所羈，而敏於求知，善於理事。每次我告訴她一點自己的看法，她便指出可以從另一些角度去看，使我一再“自訟”，去除了許多偏頗之誤。我退休之後，她為我於山傍林邊置一書室，草木深邃，隔絕塵煙。我在此幽靜安適的環境裡思考、寫作，In Search of the Way及此書便是在此完成的。

張偉仁

〈1〉關於上古至秦的情事，這些書籍內所記常有齟齬，與後世出土的古籍如《竹書紀年》更多矛盾，我沒有能力討論，僅僅依據這些資料陳述了一些常識。

〈2〉關於“八哲”的生平，我的陳述主要以《史記》為據，並非全信其說，隻因其他資料不多，搜集不易，而且對於了解諸人的學術思想也無大補。

〈3〉我在外國就學時不免會將西方的理論與中國的並提，常常被師友指出我對西方的了解太膚淺狹窄，後來我讀一些西方著作中對中西文化所作比較，也覺得猶如以管窺豹，所以我深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