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的社會》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監獄這種刑罰方式取代了身體刑，突然變得普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怪的現像？在本書中，米歇爾·福柯探討將“犯罪者”轉化為“社會敵人”的各種刑罰理論和實踐，從《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未能充分深化的“道德”觀點出發，繫統地展現了現代規訓社會的到來。

《不正常的人》

通過梳理歷史發展脈絡，福柯找出西方社會中三類不正常的人：自古羅馬時代即有的畸形人，17-18世紀的需要改造的人以及18世紀末的手淫的兒童。到了19世紀，這三類人一同被建構為“不正常的人”，成為社會的危險，也成為法律、教育、醫學、精神病學的知識和權力的對像。

福柯向我們展示了規範化權力如何出現、它的形成以及它得以安置的方式。它從不隻依靠一種制度，而是通過各種方式，在不同的制度中建立起來，*終在西方社會中擴展了它的統治權。

本書展現了米歇爾·福柯的理論膽識根植於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同情，《不正常的人》這門課程，成為他之後研究歷程的重要一環。

《必須保衛社會》

本書以戰爭模式為例，探討了權力關繫各方面的相關性。

米歇爾·福柯定義了兩種形式的權力:規訓權力，即通過監視技術和懲罰制度對身體進行規訓；以及生命權力，作用於人口、生物和活人。通過分析種族戰爭的言論和征服的歷史敘述，福柯勾勒出生命權力和國家種族主義的譜繫。

權力與抵抗之間的邏輯關繫不是法理上的，而是鬥爭上的。它不屬於法律的範疇，而是戰略的範疇。因此，應該反轉克勞塞維茨的格言，改為“政治是戰爭的延續”。

《安全、領土與人口》

本書標志著米歇爾·福柯研究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在1976年底提出的生命權力問題的基礎上，他打算研究在18世紀采用的新的權力技術。這種技術不同於規訓機制，其對像是人口，並在了解其具體規則的基礎上對人口進行管理。安全技術與以“放任自流”原則為治理合理性的自由主義密不可分。

福柯的分析表明了治理概念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從第四節課開始，福柯選擇把自己的問題域轉到治理史的框架下。這是一場理論政變，它突然改變了課程的前景:不再是關於安全部署的歷史，而是關於西方現代國家的譜繫，後者通過各種程序實行對人的治理。

《生命政治的誕生》

米歇爾·福柯展示了18世紀的政治經濟如何標志著一種新的治理理性的出現——以更少的治理，*限度地提高效率。他開始分析這種自由主義治理性的各種表現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一種政治合理性，在其中，生命和人口的各種具體問題被提出。用福柯的話說：“將自由主義作為生命政治的總體框架來研究。”

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具體特征是什麼？當今世界面臨著什麼樣的治理危機，導致了什麼樣的自由主義治理的改革？正是為了回應這一診斷任務，福柯研究了20世紀兩支自由主義流派——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和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這是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授課過程中和當代史領域中*一次涉及該主題。

《主體性與真相》

福柯一直致力於研究那些被哲學傳統所詛咒的問題：瘋狂、犯罪、疾病……性與這些領域的不同在哪裡？他從一開始就表明:“我們與瘋狂、死亡、疾病和犯罪的關繫，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性卻是一種更為復雜的拒絕與接受、重視與貶低的遊戲……在福柯看來，正是在這個遊戲中，主體的真相呈現出來，真理（真相）的內部存在著知識與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繫。

在本書一開始，福柯首先宣布了他的一個轉折點：放棄那些“政治的”問題，轉到與自身關繫的問題上來：古代的主體性是如何在一套復雜的性行為規定上形成的。福柯的考古學向我們展示了，我們仍然用來談論性問題的準則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純粹的政治標準決定的。在性的起源處，除了各種權力關繫之外，什麼都沒有。

《主體解釋學》

在1982年的《主體解釋學》這門課程中，福柯考察了“關心你自己”，與更有名的“認識你自己”相比，前者成為古代哲學活動的實踐準則。福柯在本書中的研究超越了嚴格的哲學史範疇。在描述古代的主體化方式時，他試圖使現代的主體化方式的不可靠性變得驚人。重新閱讀古代人，能夠使我們質疑現代主體的身份，福柯的全部工作讓我們對自己變得更加陌生。

這種回到古代人的轉變，使我們重新表述政治問題：是否今天的鬥爭，不僅僅是反對政治壓迫的鬥爭，也不是反對經濟剝削，而是反對身份束縛的鬥爭？重新閱讀柏拉圖、馬可·奧勒留、愛比克泰德和塞涅卡，米歇爾·福柯追求的不是超越什麼，而是重新思考政治。

《說真話的勇氣：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II》

《說真話的勇氣：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II》是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講授的*後一門課程。課程結束幾個月後，他於1984年6月25日去世。這門課程成為他的“哲學遺囑”，在書中，死亡的主題非常普遍，特別是福柯將蘇格拉底的遺言（克裡頓，我們欠一隻雞舍！）理解為是對哲學*深刻的感謝，哲學治愈了*的嚴重疾病：誤解和偏見。這門課延續並深入了上一年的研究，探討了“說真話”在政治上的作用，即為民主制創造一些倫理條件，比如勇氣和信念。

福柯將犬儒主義看作“說真話的勇氣”的一種重要形式。在犬儒主義那裡，“真”的展現不再僅僅是冒險的言論，而是存在本身的一種深度，一種實踐哲學、真理運動和公開反叛。因此，“真”的生命被建構為一種反柏拉圖主義及其超越的理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