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鈿文集》總序
我的學術歷程
1964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繫，學習以往的哲學，理論思維得到鍛煉。1965年7月20日在《北京時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少而精》，這是鍛煉理論思維的篇習作。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在恩師鐘肇鵬先生指導下研究中國哲學，入學三個月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王充反孔嗎？》，這是國學基本功訓練方面的篇習作。從此之後，我就走上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研究中華文化的學術道路。幾十年研究發現，中華文化的主干是以儒學為主的求善的政治哲學。
一、我與王充有緣
我的學術歷程是從研究王充哲學思想開始的。
1961年8月，我初中畢業的時候，到玉田鎮一家百貨店的賣書櫃臺那裡買了一本隻有81頁的小冊子——《王充——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這是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曾任蘇聯駐華大使阿·阿·彼得洛夫著、李時譯的學術專著。現在想不起來那時為什麼買這本書，也根本不知道內容是什麼，也不知道這麼一個農村小書店怎麼會賣這一類學術著作。沒想到，這本書居然與我未來的研究歷程有著密切的關繫。
1964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繫，將許多存書，留在老家，有的送給一些同學，將這一本著作帶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後又買了一些書，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古代散文選》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本本都不見了。後來到河北邯鄲下鄉插隊，任中學和大學教師，又散失一部分。十年動亂，走南闖北，奇怪的是，就是這一本書一直保留到現在，已經歷五十多個春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全國掀起批儒評法運動。書店除了紅寶書，又增加了一些中國歷史上被認為是法家的著作。我當時花了錢買到兩本書：《論衡》和《荀子》。當時，荀子和王充都被定為法家代表人物。時間多而書少，我就細讀這兩本書，逐漸地對王充的《論衡》感興趣。讀了幾年，自然有一些體會，在輔導全縣中學教師學習儒法鬥爭時，還可以講一些自己的看法。王充被封為“法家”，主要由於《論衡》中有《問孔》、《刺孟》兩篇，被認為是向儒家的大聖人與亞聖公開挑戰。而韓非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論衡》在《問孔》、《刺孟》兩篇之間，還插入一篇《非韓》，許多研究儒法鬥爭的人卻視而不見。我通讀《論衡》還發現，王充對孔子相當推崇，問孔，不是反對孔子，而是反對漢儒將孔子神化。後來，我考上研究生，入學三個月，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王充反孔嗎？》。這篇文章的觀點在考上研究生之前就已經形成。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繫上本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一定的理論思維訓練。對我影響的是肖前老師和李秀林老師。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利用停課時間通讀了《資治通鋻》，了解歷史，同時學習了古漢語。再加上批儒評法時期對“法家”著作的閱讀。恢復高考以後，我考研究生，就選擇了中國哲學史專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剛上一個學期，導師就要求大家確定研究方向。我決定研究《論衡》，導師是鐘肇鵬先生。
我本專著就是我的碩士論文《王充哲學思想新探》（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書中隻有“三論”：天論、氣論、知論。天論研究的是王充哲學與漢代天文學的具體聯繫；氣論分析王充氣的思想，論的說法，提出王充哲學是天地本原論的新觀點；知論發現王充“知為力”思想，肯定知識的力量，比西方培根早一千多年。李保平同志當時剛到出版社，接的本就是我的這本書稿，後來他當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長，我又有兩本重要的專著在該社出版，加上曾在河北工作八年。說明我與河北有緣。
王充豐富的思想，三論是概括不了的。當我正想擴大的時候，南京大學思想家研究中心約我寫《王充評傳》，我馬上應允。花了一年多時間，從“三論”擴大到“十論”，增加了七論：形神論、性命論、適偶論、政論、賢佞論、儒論、文論。又增加了兩考：王充生平考和著作考。這就比較全面了。不久，人民出版社編輯王粵約我寫《中國大哲學家研究繫列·王充》。前面已經寫了兩本，再寫，寫什麼？已經有了十論，再加兩三論，也不好算是新著呀！必須打破原來的體繫！超越自己，那是十分困難的。我曾經為此思考了整整一年！有一天，王粵見到我，問起書稿的事，我說還沒有動筆。她說：“還有你這麼不著急的人。時間過了一年呀！”她的體會，人民出版社一旦向誰約稿，一般都會抓緊撰寫的。但我不是不抓緊，隻是我想給人民出版社的書稿必須是精品，實在有難度。當時，我告訴她，雖然沒動筆，已經考慮好了，寫也就比較快了。過了幾個月，我就拿出初稿。她審讀以後，提些意見，我又作些修改，很快就定稿出書。這就是我撰寫的關於王充哲學的第三本專著：《虛實之辨》（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經過研究，對王充的哲學進行歸納，概括出“疾虛妄”而“歸實誠”，就是“虛實之辨”。從《論衡》的大量資料中，提煉出這一觀點，完成了我對王充哲學研究的成果。我不會再寫第四本了。但不是說王充哲學已經研究完了。實際上，所有哲學問題的研究，都不會有後結論的，都是可以不斷爭論下去的。研究是沒有盡頭的。我也還有一些關於王充的研究文章發表，例如《王充哲學與東漢社會》一文就刊登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五期上。
有一天，兩位日本學者來訪。他們送我著作，我也把《虛實之辨》送給他們各一本。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卻帶出一個不太平常的事情。兩位學者中有一位是京都大學的池田秀三先生，當時他是副教授，後來當了教授，聘我為京都大學客座教授。由於《論衡》的牽線搭橋，我到日本京都大學當了九個月的客座教授。在那裡，我發現京都大學前輩學者很多是研究先秦與秦漢哲學的，也很重視研究王充哲學。我在《王充哲學思想新探》一書中引了日本學者重澤俊郎的話，而重澤俊郎正是京都學派重要人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占據重要地位。
我與《論衡》有緣，打了四十年的交道。我從《論衡》走上學術之路，出了一批成果，也因此破格提為副教授，評上教授、博士生導師，又將我的研究與日本學者聯繫起來，使我有機會到日本中國學研究重鎮、京都學派的根據地——京都大學宣講《秦漢哲學》（講義修改後，2006年已由武漢出版社出版）。
我的研究不停留在《論衡》上。從王充哲學與漢代天文學的關繫，過渡到中國古代天文學，又由於天人關繫，從天文學過渡到醫學，再到中國傳統科學。這是一條線，是從王充哲學到求真的科學哲學。另一條線，由於王充與董仲舒的關繫，過渡到研究董仲舒哲學，再到秦漢哲學，到中國傳統的求善的政治哲學。再加上莊子求美的藝術哲學，組成中國傳統的追求真善美的哲學體繫。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是求善的政治哲學，西方主流是求真的科學哲學。這是東西方哲學的差別。這一切，畢竟是從《論衡》起步的。總之，我與王充有緣，研究王充《論衡》是我的學術生涯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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