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吳長庚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開展，國內對傳統學術文化的研究逐漸走上正常發展的道路。1987年廈門大學首次舉辦朱子學國際學術會，掀開了國內朱子學研究的序幕，此後十多年，朱子學逐漸成為顯學，受到國際和國內學術、思想界特別的關注，北京、上海、廣州，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市相繼組建學術團體與研究機構，學術會議每年召開，論文論著層出不窮。
由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與江西上饒師院聯合創辦的《朱子學刊》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應運而生。1989年四月該刊輯創刊號出版發行，周谷誠先生題寫了刊名，內容不僅收錄有國內張岱年、李學勤、張恆壽、陳來等先生的文章，還有陳榮捷、劉述先、高橋進等國外海外學者的文章。張岱年先生有題詞雲：“朱子學說體繫宏大，條理縝密，在理論思維上超邁前哲，值得深入研究。希望朱子學刊對朱子學作出新的貢獻。”張恆壽先生有題詞雲：“朱學百年久近衰，譏評曲解四邊來。今時閩贛清風起，會見哲壇花盛開。”在長期極左思潮的禁錮下，人們渴望已久的學術文化的春天終於到來，這個開端得來不易啊！
如今，21世紀又過去了16年，《朱子學刊》已出版了25輯，發表論文700餘篇。上饒師院朱子學研究所徐公喜教授擬在已出版的《朱子學刊》中選出十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定名為《世紀之交的朱子學》，問序於餘。我想，如果從廈門朱子學國際會的召開，上饒師專成立朱子學研究所，與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合作創辦《朱子學刊》算起，到2017年，正好是30年。這30年中，《朱子學刊》跨越了兩個世紀，基本反映了海內外朱子學研究發展演變的內容和特征，選編工作是有意義的，作為第二任的學刊主編，責無旁貸，因而我欣然應允。
朱子學在中國古代的傳播是曲折的以來，朱子之學逐漸成為官方哲學，程朱理學受到歷代統治階級的重視，影響達800餘年，直到晚清民國，中國社會處於激烈的轉型之中，朱子之學作為傳統文化的主體，其學術思想隨近代社會變革轉型的步履不斷與中西新舊的各種學說融合衝蕩，成為傳統文化近代轉型變奏的主旋律之一。近代百年，朱子學被推翻、被否定、被批判。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代表統治階級學說理論綱領的程朱理學，也隨之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朱熹思想學說也同孔子儒家思想學說一樣，從聖殿的寶座走向批判與否定。民國以來，中國傳統學術的近現代學術體繫逐漸成型，學術界對朱子之學的研究，開始借鋻西方的學術手段和方法，進入現代學術研究的新階段。然而，1919年發生了“五四”愛國運動，用近現代西方文化觀念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孔子儒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新文化運動的持續發展，推動人們對中國新文化發展道路的探索，學者用西方文化為參照來評價中國文化；一部分學者開始冷靜地對東西方文化作對比研究。新中國成立後，國體政體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孔子儒學、朱子理學理所當然地受到批判。朱子之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冷寂，如果說，建國17年還隻是傳統學術的沉悶期，那麼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便進入徹底批判期。
本書的選編，就始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蘇期。
20世紀的80—90年代，是朱子學研究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有人稱之為“國際朱子學”的時代。這一時代的標志不僅體現於臺灣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和旅美學者陳榮捷《朱子新探索》兩書的出版、以及夏威夷大學“國際朱子學會議”的召開，更主要體現在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二卷和陳來《朱熹哲學研究》的出版、中華書局“理學叢書”的推出、廈門大學朱子學國際會議的召開、以及上饒師院與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合作的《朱子學刊》的創刊。
進入90年以後，朱子學研究逐漸進入全面深入發展時期。禁區一旦打破，學術界便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抽芽，朱子學逐漸成為顯學，朱熹學術研究很快全面鋪開。研究之盛表現在四個方面：一從朱子學本身看，研究範圍很快擴大。不僅有朱熹的經學、哲學、倫理學、教育學方面的研究，而且擴大到文學、史學、美學、文獻學、校勘學、自然科學等多方面。二從研究者層面看，研究機構增加，研究隊伍擴大。各地相繼建立了各級各類研究機構和群眾團體。在福建、江西、安徽、廣西、廣東、浙江、上海等省市，都成立了包含省到地市級的朱熹研究會，《朱子學刊》創辦後，又有《朱子研究》等刊物。三從效果看，進一步完善了資料建設。四川大學古籍所郭齊、尹波整理了《朱文公文集》，出版時更名《朱熹集》。華東師大古籍所朱傑人、嚴佐之主持完成了1800萬字的《朱子全書》的整理出版，這是搜集保留完整的朱熹著作。朱熹在福建各地的題刻行蹤，也經高令印收集整理，著為《朱熹事跡考》。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將朱熹的書法手稿整理出版，各地陸續發現朱氏家譜、朱熹佚文等史料，上饒師院朱子學研究所創建了朱子學研究網站，正致力於朱子學研究大型數據庫建設。四從學術成果看，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出現一批優秀的朱子學研究專著。而每年發表的學術論文都達百篇以上。
撥亂反正，禁區初開，這一時期研究的主要力量還較多地集中在老一輩學者中，我們選錄了楊向奎先生《理與太極》、張岱年先生的《朱學三議》、任繼愈先生《朱熹格物說的歷史意義》、樓宇烈《胡適的朱熹研究》、錢遜《<四書集注>與中國傳統文化》、李學勤《朱子的<尚書>學》《孔子朱子論<易>異同》等，這些論文大多具有開創性意義。
海外學者中，我們選錄了（美）陳榮捷先生《朱子新探索補遺》，陳先生是華裔學者，在美國講授中國哲學50年，所著《朱子新探索》，是繼錢穆《朱子新學案》後的又一力著。他傾其後半生研究宣傳朱子思想,在取得朱子學豐富研究成果的同時,有力推動了20世紀美國的朱子學研究，使美國與西方世界認同了中國哲學的真實存在，認同了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儒學思想的恆久魅力，大大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狄培瑞是美國學者，他的《朱熹與<中庸>》（肖衛儀譯）頗為大陸學者提供新的啟發。岡田武彥先生是國際上享有盛譽的當代日本儒學家，著名的陽明學者。以他為首的九州學術圈，在為學方法和致思理路等方面形成特點，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有別於東京、京都等地學術圈的學派雛形，或稱之為“九州學派”是日本九州地區新儒教運動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學派的主要代表。本文集收錄《論明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朱陸異同源流考》（吳光等譯），其所見堪補大陸之不足。
應當指出，處於世紀之交而對朱子學作出較大貢獻的是張立文、陳來、束景南、蔡方鹿等一批學者。張立文先生早在1968年就出版了45萬字的《朱熹思想研究》，隨後又有《宋明理學研究》《走向心學之路——陸像山思想的足跡》等大著問世。是國內朱子學研究的開拓者和領路人。陳來是改開後成長起來的著名學者，1988年出版了《朱熹哲學研究》，隨後又陸續出版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宋明理學》等32部學術專著，成果累累，是新生代學術人物的代表，本集收其論文兩篇。束景南於1992年出版了70萬字的《朱子大傳——多維文化視野中的朱熹》、隨後又完成120萬字的《朱熹年譜長編》（上下卷）及《朱熹佚詩佚文全考》等，《朱子學刊》發表了他對朱熹《家禮》考辯真偽的文章。蔡方鹿1997年出版《宋明理學心性論》，2000年後陸續出版了《朱熹與中國文化》《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宋代四川理學研究》《中國經學與宋明理學研究》等，現為四川師大教授，也是上饒師院朱子學研究所兼職教授。他們都是近二十年間在朱子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
當然，這一時代的朱子學研究遠不止上述數人，在朱子學研究的不同領域，還有很多頗有建樹的成果。如姜廣輝一生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1994年出版有《理學與中國文化》，1997年出版《走出理學――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發表《再論理學與反理學的鬥爭》《朱熹哲學餘論》等論文，主編了《中國經學思想史》（四卷六本），堪為繼侯外廬《宋明理學史》後又一劃時代的著作。朱傑人等用十年時間主持了《朱子全書》的點校整理，還出版了《朱子格言精義》《論八卷本“詩集傳”非朱子原帙兼論“詩集傳”之版本》《朱子詩論》《朱子氣節論》《朱子一百句》等數十種著作。其中《朱子全書》是他一生中得意重要的著述，是迄今為止收集朱熹著述文字以及朱熹研究資料完備的一部著作。此外還有吳長庚1994年出版了《朱熹文學思想論》，2007年後出版了《朱熹與江西理學》，主持完成了《800年朱熹文學傳播與接受》和《六經圖碑本研究》。2000年湯勤福出版了《朱熹的史學思想》，徐剛出版了《朱熹自然哲學思想》，2004年徐公喜出版了《朱熹理學法律思想研究》等等。
這一時期海外朱子學研究也碩果累累。如夏威夷的成中英，韓國的趙駿河，臺灣的劉述先、蔡仁厚、董金裕、鐘采鈞、曾春海，新加坡的龔道運等先生，他們都經常往來大陸，參加各地舉辦的朱子學國際會，開展學術交流。《朱子學刊》每輯都發表3—4篇海外學者的文章。成中英是著名美籍華人學者、世界著名哲學家，被公認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三位為餘英時、劉述先、杜維明）。自1983年起，執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繫，現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繫終身教授。他是海外儒學研究代表人物，長年致力於在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哲學。為中國哲學走向世界做出了劃時代的巨大貢獻。劉述先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學者、著名哲學家與哲學史家，是在國際哲學界頗有影響與活力的開放型的當代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長期從事中西文化哲學、宗教哲學與中國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研究。他有著深厚的中西哲學的底蘊與修養，以發掘儒家思想的現代意涵為職責，努力促進傳統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1982年出版的《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曾獲臺北社會科學類圖書金鼎獎。近十年來，閩贛皖臺四省地曾共商朱子學研究策略，每年由一地主辦朱子學會議，三家協辦。贛地即上饒師院朱子學所，臺灣即由劉述先牽頭。已歷兩輪。蔡仁厚歷任臺灣文化大學、東海大學哲學繫教授，2004年特聘為東海大學首屆榮譽教授。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即出版了《宋明理學．北宋篇》，《宋明理學．南宋篇》。龔道運先生先後任教於南洋大學、新加坡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繫；曾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日本築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院校訪問教授、學者。為儒學宗師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和國學巨擘饒宗頤先生的入室弟子，是新儒家第三代學人。一生研治中國思想，於孔孟儒學、先秦諸子、宋明理學，沉潛甚深。出版有《朱熹論命》及論文多篇。
進入21世紀以後，學術界普遍認識到，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宋明理學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理學對國家治理、社會思潮、意識形態、文化藝術都產生重大影響。習近平同志就多次講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要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讓13億人的每一分子都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由此，學術研究更加注重古為今用，更加注重現代轉化。
這時期，朱子學研究領域一大批新生力量開始崛起，他們中大多數畢業於八、九十年代，有的還有海外留學經歷，具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視野。《朱子學刊》發表了王中江《理學與心學的緊張和整合——現代新儒家解釋範式之檢討》、彭永捷《論理學人性論的兩個方向——以朱子和像山為中心》、朱人求《朱熹哲學的生命意識》均可見一斑。還有楊志剛、李承貴、孔令宏、肖永明、殷慧等。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成就斐然的禮學大家。錢穆說過：“朱子於經學中,於禮特所重視。”朱熹對禮的本質、價值、結構、功能進行了具有理學特色的闡述,對古代禮制也悉心潛玩，博考深辨,其見解多為後代禮學家所稱引。中年以後,朱熹致力於編修禮書。他撰修了《家禮》,並著有《儀禮經傳通解》。我們欣喜地看到，在新世紀開端的十多年間，學者們思想更解放，朱子學領域更加擴大，研究更加深入，尤其是建國以來長期處於薄弱環節的“三禮”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傳統經學中的“三禮”（指《周禮》《儀禮》《禮記》）是中國儒家“十三經”中的三部主要經書。其內容廣泛，包含了天子侯國建制、禮樂兵刑、賦役財用、冠昏鄉射、朝聘喪祭、服飾器物、宮室車馬、工藝制作等等，範圍之廣,幾乎包括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部。自漢以降，因為儒學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獨尊地位,對《三禮》的研究從未間斷，至清乾嘉時期而達到極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研究文獻超過了由漢迄明“三禮”研究文獻的總和。伴隨著考據學的興盛，清代學者無論從經文的考釋、文獻的著錄,或版本的鋻別、刊刻及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總結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五四以後，纔逐漸蕭條，建國17年及“文革”十年則幾乎無人問津。
呂友仁先生曾不無憂慮地指出，禮學成為絕學的實際危險仍然是存在的。廢除科舉一個多世紀以來，“沒有了考試這根指揮棒，學校不教，學生不學，隻靠幾個荒江野老式的學者在苦撐殘局，不是長久之計。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恢復昔日禮學研究的風光，而是說禮學是客觀存在，它不但存在於我們的浩瀚歷史文獻中，而且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刁小龍也說：近現代以來，西學新潮湧入，“三禮”研究在艱難中發展、轉變。彭林提出了“三個結合”：一是《周禮》研究與史學的結合，二是《儀禮》研究與考古學、民族學的結合，三是《禮記》與郭店楚簡等出土文獻的結合。楊志剛發表了《論<朱子家禮>及其影響》,賴功歐發表了《<論語>仁禮學知的三位組合探微》，劉傑、爾仁研討了《宋代江西<周禮>四派》馮兵發表了《朱子禮學的形上世界》，劉艷、姜波探討了《朱熹以理釋禮的形上依據》，肖永明、殷慧撰寫了《朱熹禮學研究綜述》。指出朱熹一生議禮、考禮,對禮的本質、價值、結構、功能進行了具有理學特色的闡述。同時也指出，朱熹對古代禮制也悉心潛玩,博考深辨,其見解多為後代禮學家所稱引。近三十年來,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其成果涉及到朱熹禮學的內容與特點、關於《儀禮經傳通解》的研究、《家禮》真偽的考辨、《家禮》的流布和社會影響等方面。
朱子學的博大精深，帶來了研究領域的寬廣，要精密地做出分類是不容易的。這次選編共分出13個類目，遠不足概括《朱子學刊》所發表論文的各類。但選編總歸是有目的的，古人“寓禁於編”或“寓理於編”，皆有例在前。作為“世紀之交的朱子學”，我們力圖通過這個選本，反映出世紀交替前後十多年間朱子學研究的歷史階段及其變化的歷程，反映出海內外朱子學研究的新成果。相信這部書問世，能為廣大讀者提供更多的幫助。
是為序。
2017年孟春於上饒水南延陵堂書畫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