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湖湘倫理學文庫”總序
萬俊人
夫倫理者，倫之序，禮（理）之分，道之德也。而倫理學之所謂者，乃關乎倫理道德之哲學學問也。漢語中，“倫”“理”二字初見於《尚書》《詩經》《易經》諸典，而後《禮記》首次以“樂通倫理”將之連用，始成一詞，其義理生焉。與之相關者，當謂“道德”一詞，始出不一而義理相較近之莫若。“道德”之用始於老子《道德經》，其意較“倫理”遠為廣泛，後與之趨近，深蘊自然人倫之達道、天地本性之大德也。凡此種種，唯古希臘先哲之“mose”“ethos”二詞之理式用法庶幾近之。然，古希臘先哲雖多以“禮儀”“風俗”“習慣”等概念釋義於“道德”“倫理”，卻同時賦予後者以“近神而居”“幸福生活”“本真存義”等諸多義理，從而將關乎道德倫理之研究或學問亦即倫理學或道德哲學之謂者，界定為“幸福之學”（亞裡士多德）、“倫理秩序之問”（蘇格拉底、柏拉圖）。迨至近代，東洋學人借典中“倫理”一詞，移譯西洋英文之“ethics”，將之譯為“倫理學”。此今人所謂倫理學之概要也。
倫理學之為哲學或人文學之一部，固有其義理與論理體繫，因之有其作為人類普遍知識之特性在焉。如此識見，自是誠然而當然無疑。然則，倫理學所致力研究之道德倫理卻並非必然而然。蓋因倫理道德與特定社會或社群之禮儀、風俗、習慣等諸多文化要素間存在千絲萬縷之關聯及糾葛，且無法脫出其文化或文明之相對性限制，故而道德之理暨倫理之論常常千差萬別而難以歸宗矣。試舉一例：即令在民族文化多樣性和現代普世價值觀念確信之美利堅合眾國，對於墮胎、同性戀等行為之禮法約束，亦非國家本一而各州通行，反而各行其是，甚或相互迥異，不可同日而語者甚矣。所謂文化者，本乃寄居於不同地緣環境，擁有不同文明之歷史際遇，創造不同語言、藝術、宗教（或信仰體繫）之諸多民族文明創化之成就者也，其間紛纭繁復，不亦紛纭雜多乎？夫復足言哉？職是之故，現代文化人類學者竟生多達數百種之“文化”定義。或可極而言之，有多少民族，便有多少種文化或文化傳統。不僅國際如此，一國內部之不同區域間亦復如此。人類世界諸不同民族之所以承諾不同之“圖騰”與“禁忌”，究其本原，蓋因其文化或文化傳分殊使然矣。
或曰：既定論犖確無疑，倫理學之普遍知識訴求又當如何可能？是耶非耶？難以一言以蔽之！姑且借文學藝術界一名言以答之：“愈民族者則愈世界。”或以現代知識社會學之術語而詳說之，可得一論：以人文學暨文化學之視角觀之，大凡關於道德倫理之知識首先且必定為某一“地方性知識”，當且僅當其所反映、闡釋、論證之“道”理與“倫”理在某種程度上或某種範圍內可為其他地方或民族所理解、所認同甚或所接受並踐行之，則其“地方性倫理學知識”庶幾可逐漸演化擴展為具有“普遍性”——普遍之知識解釋力與實踐有效性——之倫理學識矣。誠然，某一“地方性倫理學知識”能否且在多大程度上可為“文化他者”所理解、認同、接受，其所需訴諸條件或前提委實甚多，難以盡言。所需明乎其要者或在於，文化——更遑論道德倫理文化——之知所能“普遍化”者，遠難於科學技術之知者矣。此所謂意識形態——關於人類意識、觀念之學——之爭常甚於其他論爭之根本緣由所在。以吾陋見，非不可也，實難能可貴也！俟乎時，仰乎勢，依乎人，在乎理也。
由是觀之，湖湘倫理暨湖湘倫理學實乃中華倫理暨中華倫理學之一部，亦堪稱湖湘文化之精髓，其與自由浪漫之楚風文韻、清新厚實之湘派理學、威武勇猛之湘軍精神實可謂群峰叢立，合為壯景，共同構成湖湘文化之基本內核與風骨，於中華文化版圖中久居顯赫之位，常享英華之榮。然而，上溯三千年前之湖湘面貌，唯現巫楚蠻荒，“三苗”（亦謂之“三蠻”）散居，“餐菊飲露、披花戴草、折瓊枝而駟飛龍”（借引韓少功《巫楚之野》，《湘水》第二輯，嶽麓書社2014年10月），居洞穴而茹野毛，汲汲於湖澤之畔，悠悠乎嶺嶽之間。不亦蠻乎？不亦苦歟？自然而生息者然也。
冥冥間，忽見楚天靈光閃耀，有屈子自荊楚呼之而來，兩千多年陣陣浩嘆沉吟，竟引來八方諸賢流寓，四海九派文脈彙融，真可謂四面八方，綿綿不絕，風勁雲漫，激流浩蕩；五彩紛競間千秋各顯，三教會通後一脈新來。於是乎，楚風生焉，流韻悠焉，文脈暢焉，理學盛焉。熊熊乎篝火燎燃，突突然蒸蒸日上。其勢仿若四水彙合於八百裡洞庭，“浩浩湯湯，橫無際涯”（範仲淹《嶽陽樓記》），蔚然而成千年湖湘文化，繼之一瀉千裡，直奔東海，敞開現代湘學湘軍湘人之三湘氣像。雖難免“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之《離騷》古調重唱，其悠其厚亦不及中原文化等“地域文化”，卻也就此鑄就千年湖湘文化暨湖湘倫理之獨特大局，之高遠格調，之特立精神，之不凡氣像。如是可聞：家國不可忘乎？民眾不可欺乎？猶聽楚漢之屈賈！高潔不能染乎？威武不能屈乎？敢問濂溪周子與船山宏學！憂樂不改其先後天下乎？是非當分於毫釐即時乎？借聞杜詩範記！善惡不與共乎？愛憎必分也明乎？當看曾左譚毛！此吾之謂湖湘倫理精神之大要也。然耶忽耶？吾不敢私裁也，唯三聲叩問，百家求教，或可得其法門，入其堂奧，揭櫫其隱幽蓮香之所謂者也。
然則，吾欲言且敢冒昧直言者，乃在乎湖湘倫理（學）之未竟者、闕失者、不良者種種。作為一獨特之地域文化或“地方性知識”，湖湘倫理雖兼綜“流寓諸賢”之宏學高義，亦有南人北風、南“腔”北“調”或南北通透之文化品格，可先“苗”後“漢”、開化滯後、久居中華文明之邊緣、文明暨文化生長流動不居且多災多難之地緣文明生成性或文化構成性之特征，遂使其倫理多具某種“文化雜交”（cultural hybridization）之品性，此一品性又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導致湖湘倫理時常遊離於主流正宗之外，糾結於多向頭緒之間，曰情與理，曰自由浪漫與規則理性，曰剛毅果斷與謹慎從事，曰劍走偏鋒與循規蹈矩，以及更緊要者，曰個體自由與群體合作，曰邊緣豪氣與中心正謀。凡此種種，固大有裨益於湘人成就其“敢為天下先”之英雄壯舉，以致千百年來之湖湘大地英雄豪氣湧動，然亦埋下過度理想浪漫、兩極發力而失之於激進任性，大事當前而無以致“中道”從容，反倒是時生“霸蠻”恣意而弗能自已矣。即令是為時下備受推崇之曾文正公等，雖堪稱近世儒家倫理之楷模，卻並非湖湘倫理之一般範例。質言之，若以現代科學理性檢視其表裡，則湖湘倫理（學）尚待改善者多矣，曰自由理性之不足，曰浪漫激情之有餘，曰意氣豪情之過度種種。闕如若此，倘若多些知行合一之船山理學暨經世致用之曾公日用倫理，少些“霸蠻”或“蠻干”之孟浪意氣；或雲，若更多借援於康德式或近代德意志之啟蒙理性，更少感染盧梭式或近代法蘭西之浪漫情緒，則湖湘倫理文化暨湖湘倫理學之當代復興與未來新生更堪期待。此吾之私見，未知今日湖湘倫理學同仁以為如何？知我罪我，一任諸君，唯盼唯祈是幸！
湖湘倫理自是湖湘文化精神乃至中華倫理文化精神之勝果無疑，本當自珍弘揚以為上策。然近代百年以降，文化自怨甚或文化自虐之風甚囂塵上，語言與道德之革命自棄者尤盛，自“打倒孔家店”至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道德革命之洪流一浪高過一浪。急急乎如天崩地裂，熊熊矣若電閃雷鳴；摧枯拉朽，何其洶湧！不獨湖湘文化道德，亦復整個中華文化道德均陷入風雨飄搖、“花果飄零”（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語）之窘境矣。其所以如是，蓋因近代國運多舛，中華文明暨文化之現代“大變局”所使然哉！
幸逢時來運轉，仰改革開放之力，中華重新崛起於二十暨二十一世紀之交，再接千載，振興中華，得其時也。開放學習海外新知之餘，悉心梳理國故始成當務。批判揚棄其糟粕，吸收賡續其精華，“弘揚優秀文化傳統”，已然成為海內外華人世界之文化共識。值此時刻，有自覺自為之當代湖湘倫理學人如李氏建華教授者甚眾，皆欲追根溯源，疏流開引，借編輯出版“當代湖湘倫理學文庫”之機緣，重新梳理湖湘倫理學之淵源遞嬗，檢視當代湖湘倫理學人之創新成就，以祭先進，以啟後來，以續綿長之流者，以成蔚然之大焉，宗其旨曰：“傳承湖湘倫理學之大統，創中國倫理學之湖湘學派，立中國倫理文化傳播之高地。”其志可謂高矣，其功堪乎善哉！華民慈善公益基金會董事長盧氏德之先生欣聞茲事體大，決意慷慨助之，共襄此舉，其情其懷，令人感佩。吾有幸忝列湖湘倫理學人之末，焉敢不鼓呼在前，趨步在後乎？是故，一俟建華教授示下為序，且命吾以文言簡略述之，雖深感難以奉承於萬一，亦不敢怠慢些微少頃，又豈敢堅拒一詞爾？嗚呼，勉力為序者如斯，竊望殷殷，或庶幾不負建華、德之等諸位湖湘倫理學同仁之美意矣。
噫嘻！喃喃囈語，不知所雲，且當拋礫石以引幽谷玉璞，點爝火而引滿天繁星也罷。至所望焉！
戊戌立秋日凌晨於京郊悠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