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丸山真男（1914—1996），“二戰”後日本代表性、影響力的政治學家和思想史學家，其研究範式被日本學界尊稱為“丸山政治學”。1950—1971年任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曾獲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分別授予的名譽法學博士和名譽文學博士稱號，1974 年成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1956—1957）、《日本的思想》（1961）、《戰中與戰後之間》（1976）、《從後衛的位置出發》（1982）、《讀〈文明論概略〉》（1986）、《忠誠與叛逆——日本轉型期精神史的多重面向》（1992）等。另有《丸山真男集》（全16 卷、別卷1）、《丸山真男座談》（9 卷）和《丸山真男講義錄》（7 卷）。

譯者：

唐利國，1974年出生。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日本新潟大學哲學博士，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教授，專攻日本政治思想史。著有《武士道與日本的近代化轉型》（2010）、《兵學與儒學之間——論日本近代化先驅吉田松陰》（2016）。

區建英，東京大學博士，日本新潟國際信息大學教授，慶應義塾大學福澤諭吉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著有《自由と國民厳復の模索》（2009）等，譯有《東亞的王權與思想》（2016）和《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2018）等。

劉嶽兵，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博士。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第三章關於思想的存在方式

（節選）

人依賴印像以判斷事物

剛纔主辦方介紹我的時候，有個比較微妙的說明。我自己其實並沒有立下不在外邊演講的規矩，但是看起來好像卻是這麼回事。而且這個“看起來好像卻是這麼回事”，和今天演講的主題略有關繫。就是說—雖然拿我自己做例子不免有些惶恐—明明沒有人向我確認過，但就是形成了這麼一種風評：那個人就是個不做演講的性子！或者說，那是個不愛上電視的人！也可能有別的什麼說法。不管怎樣，由此就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一種關於我這個人的印像。自己並不去確認某人是否真的就是那樣的人，而是基於某種印像來對某個人進行各種各樣的評判，這種事兒世上多極了。現代社會交流手段高度發達，就像方纔說的那樣，不知何時擴散開來的印像，會脫離事實，獨自傳播。隻要稍微想想，就能發現還有其他很多更明顯的例子。

我們形成的各種印像，簡單來說，我覺得大概像是人類為了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而制造的各種潤滑油中的一種。也就是說，為了不讓自己受到來自環境的急劇衝擊，預先制造關於一個一個的人的，或者是關於某個集團、某種制度、某個民族的各種各樣的印像，借助它們來思考和行動。這種印像成為我們對其他人的行為，或是非人格的組織的運作方式的期待與預測的基礎，所以，如果不具備某種程度的持續性，就沒有作為印像的意義。印像之所以能發揮作用，就在於它是持續的，但是，如果它脫離真實太遠，出入過大，就會失去作為潤滑油的作用。也就是說，因為某種機緣而踫到“意料之外”的行動，或是預想之外的事件， 就有必要重新形成關於其人或其物的印像。像這樣，我們就是在不斷重新修正我們的印像的過程中，去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然而，進入我們日常生活視野的世界的範圍，在現代不斷擴張，與此同時，我們生活的環境也愈加多樣，相應地，我們就日益不得不對我們無法直接觸及的問題做出判斷，對我們無法直接觸及的人或集團的行為方式、運作方式，做出我們的預測或期待，由此而采取行動。也就是說，我們變得越來越需要依靠印像來采取行動。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周圍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具有世界性的規模，於是，我們無法再憑借自己的感覺來確認：印像與現實之間在多大程度上是偏離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我覺得可以說已經出現這樣一種事態：我們每天采取行動或者發表言論，都不得不依靠我們無法親自將其與事實進行比較的印像。換句話說，隨著我們必須適應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復雜，存在於我們與現實環境之間的印像層就越來越厚。曾經是潤滑油的東西，漸漸固化，反而成了厚厚的壁障。

印像制造出新的現實

如今，我們在日常的討論中，很自然地就會說到美國的做法如何，或者蘇聯的態度如何。這是以我們所擁有的某種固定不變的美國印像、蘇聯印像為前提的。所以，我們幾乎沒有機會、時間和手段去確認這些印像與真實的美國、真實的蘇聯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同的。越是宏大的印像，就越會是上述情況。但是，這不隻是針對國家，比如說，對一個人，我們也會有不同的印像。例如說到艾克a，我們就會有關於艾克這個人的印像。還有關於赫魯曉夫這個人，或者關於尼赫魯這個人，或者關於岸信介先生這個人，我們對他們分別都會有不同的印像。或者，舉個更小的例子，當我們說京都人總是如何如何，或者說東京的人如何如何，這種時候，在根本上都有著對東京人、京都人的某種印像。再進一步說，當人們談到和平運動的時候，保守派有保守派的、媒體人有媒體人的關於和平運動的某種心知肚明的印像。其印像有時候特別好，有時候也很差，但是不管怎樣，在現實的和平運動與我們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層厚厚的關於和平運動的印像。

隨著印像這層東西變得越來越厚，它就會脫離原本的現實，變成獨立的存在，即區別於事物本身的無數的印像，或者說是與真身不同的化身。無數的這種化身自由自在地來來往往，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中。我覺得這麼說並不過分。而且，雖然我剛纔把真身和化身做了區分，但其實有時候很難分清兩者。關於某個對像，如果很多人都抱有共通的印像，比如認為所謂美國就是這種國家，或者認為所謂蘇聯就是那種國家，這種很模糊的、沒有經過特別的繫統性反省的印像，就會作為共通的印像廣泛地擴散開來，以至於化身比真身更有現實性（reality）。這是因為， 我們無法感知和確認一個事物本身的全部真實情況，所以現實中多數人都要依靠大家的共通印像來判斷和行動。實際上，無論這種印像是多麼錯誤的幻想，無論其距離真實有多遠，都無須在意——這種印像本身能夠創造出新的現實。幻像比現實更有現實性，這種悖論性的事態一定會出現的。

新形態的自我異化

思想史上經常有這樣的例子。比如馬克思曾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句話非常有名。馬克思寫了大量著作，極其體繫性地闡述了自己的思想。然而，即便是這樣的學者，對於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者的印像脫離本體、獨自發展的情況，也是無可奈何，所以他纔會嘆息：“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用說在像今天這樣人與人的交流極其發達的時代，無數大小的現實事物，終究無法阻止這樣的現像：關於其自身的印像，離開其自身而獨自傳播，比真正的現實更有現實性。甚至有時候會發生這種情況：干脆放棄原本的現實，或者為了圖方便，反過來使自己的言行去迎合關於自己的印像。這樣就更沒辦法分辨哪個是真身，哪個是化身了。這不就是在現代發生的一種新形態的自我異化嗎？這是世界性的傾向，但與此同時，我覺得在日本有著讓這種化身自由傳播的特殊原因，有著使我們與環境之間的印像的壁障變厚的特殊條件。

茶筅型和蠨壺型

為了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我想稍微換個話題，非常模式化地嘗試總結日本社會或文化的一個範型。姑且將社會和文化的範型分成兩種來分析。用詞可能有些奇怪，一種叫作茶筅型，與此相對，另一種姑且叫作蠨壺型。所謂茶筅型，像大家知道的那樣，就是把一小節竹段的一頭切削成非常細的竹絲。用手掌來打比方的話，就是掌心是一體的，然後分出手指。這種類型的文化就叫作茶筅型。所謂蠨壺型，如字面所示，就是各個孤立的蠨壺並列在一起的形態。近代日本的學問或文化，或者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的形態，都不是茶筅型，而是蠨壺型。我認為這一點和方纔講到的印像在日本有著特別巨大的作用是有關繫的。

比如以學問為例的話，雖然大家都很了解，我沒有必要在這裡詳細展開，但值得注意的是，19世紀後半葉，日本大量引進歐洲的近代科學，這一時期恰好是歐洲在社會組織形態上，還有在文化形態上都發生專業化現像的時代，分工和專門化急速發展。以社會科學為例，從19 世紀前半葉的學問形態，到後半葉的學問形態，情況完全變了。19 世紀前半葉，可以列出比如黑格爾、施坦因、馬克思，或者邊沁、孔德等學者，大家一看就能明白，當時不斷出現的是無所不包的、綜合性極強的學問體繫。如果從法學、經濟學或者社會學之類的個別學科的分類出發，就會不知道該如何歸類。

然而，到了19 世紀後半葉，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單數的社會科學（the social science）坍塌成了各種各樣的、復數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眾所周知，當時已經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僅有斯賓塞的社會學自己冠以“綜合的”這個形容詞。這一點鮮明地反映了斯賓塞的社會學孤軍奮戰的身姿。密爾、斯賓塞等學者剛好站在了學問的分水嶺上。我認為19 世紀末期形式社會學的建立，非常具有像征性地在學問上顯示了這種變化。各種具體的科學門類發展迅猛；在法律、政治、經濟、心理等各個學問領域中，不斷推進專業化和獨立化。

迄今為止，所謂“社會學”就如字面所示，是關於社會的學問，意在探究非常綜合性的社會運動法則或發展法則。但是，具體的科學門類不斷發展後，社會學獨特的研究對像是什麼？這成了無法避開的問題。其他如法學、經濟學之類的具體科學，分別以不同的社會內容為考察對像，與此相反，形式社會學主張，社會學的特質就在於從形式上把握人與人的關繫。比如，當人們通過競爭關繫而聯繫在一起時，與通過鬥爭關繫聯繫在一起，有怎樣的不同？就是把這種形式本身當作要考察的問題。這種時候，競爭的實體是什麼？比如是經濟市場中的自由競爭？還是為提升社會地位而進行的競爭？這些東西都被抽像掉了，純粹以競爭這種人際關繫形式的特點，作為考察對像。這種看法認為社會學的任務和獨特性就在於此。這種立場是好是壞，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這種看法的出現，本身就反映了19世紀後半葉學問急速地個別化和專業化的趨勢。

我經常開玩笑地把日本明治以後內務省的命運，比作近代社會學的命運。大久保利通擔任內務卿的時候，所謂內務，幾乎包括了日本國內所有領域的事務。然而，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國家機能的復雜化，鐵路、通信、商工、農林等各個部門逐漸專業化，分別由獨立的省所管轄。這樣一來，內務省所謂“內”的內容就不斷縮小，日益貧乏，後仍屬於內務省管轄的，隻有警察這一固有的內務工作。作為內務的主要任務，後剩下的隻有警察，即社會交往的管理。雖然是個奇怪的類比，但我覺得這有點兒像19世紀社會學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