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的一卷。

《馬克思歸來》英文版出版於2012年，是2008年資本主義金融危機所引發的新一波“馬克思歸來”熱在傳播學界所產生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國外學界在網絡時代發展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的*努力。今天，面對全球資本主義日益深化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危機，發展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不但正逢其時，而且更需要全球學者超越語言、歷史、和地理障礙集體智慧和共同探索。

在資本主義危機的當下，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回歸對傳播學研究的重要意義。而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內部，具體的概念和理論層面之外，“馬克思回來了”之於從事傳播學批判研究的學者們而言又意義何在？《馬克思歸來》或許可以作為一種回應。

《馬克思歸來》文集為Triple-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3C（傳播、資本主義與批判）學刊於2012年出版的特刊，聚焦在資本主義危機的當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回歸對傳播學研究的重要意義，體現了批判學者通過重讀馬克思來重新武器武裝自己，以在批判學術道路上再出發的努力。

《馬克思歸來》提醒我們：馬克思從未離開我們，是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遠離了他。事實上，馬克思的思想遺產應該始終成為我們手中的“思想武器”之一，而不是一種裝飾或修辭。

2016年春季，此書中文版首次在華東師範大學《批判傳播學》書繫中推出。2017年，這部譯作在重慶出版社重新出版。

目錄

叢書總序

中文版簡評

導論：馬克思歸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與當代傳播學批判研究

篇 馬克思，媒介，商品與資本積累

作為鬥爭場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與剝削

理解資本積累：馬克思之原始積累理論在媒體與傳播研究中的相關性

如何以更少的異化創造更多的剝削？

反商品化

“傳播工具即生產工具”新論

資本的傳播：數字媒體與加速邏輯

傳播與符號資本主義：信息社會下的馬克思傳播理論再思考

網絡的盲點：排斥、剝削與馬克思過程關繫本體論

關於還在進行的商品化過程筆記：從受眾商品到社會工廠

因特網和“無摩擦的資本主義”

數字馬克思：面向分布式傳媒的政治經濟學

第二篇 馬克思與意識形態批判

批判轉型中的馬克思理論：阿根廷傳媒民主化，新自由主義之後

失蹤的馬克思：馬克思在當前傳播研究中的位置及傳播在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

邁向馬克思主義的網絡研究

誰在那裡說新自由主義？

論今日資本主義之“酷”

辯證法與文化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

作為意識形態的女權主義

作為意識形態和生產交換的繫統性宣傳

第三篇 馬克思與媒介使用

“工人調查表2.0”：社交媒介語境下生產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技術的牧領權力：反思數字文化中的異化

第四篇 馬克思，可替代/社會主義媒介與社會鬥爭

社交媒體、中介性與阿拉伯革命

21世紀社會主義：打造國家，推進革命

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馬克思回來了！但是到底是哪個馬克思？知識勞工抑或媒體實踐？

學術出版的封閉與異化：學術工作者的訓誡

資本主義隱私權問題與替代性社交網站Diaspora

馬克思的記者生涯：重溫言論自由的辯論

附錄

對“馬克思歸來”的再思考——期“傳播驛站”工作坊綜述

網絡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與傳播研究：《馬克思歸來》導讀

趙月枝

如果說，正是資本主義的長壽，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的長壽， 那麼，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激活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解放潛力的轉機。

《馬克思歸來》英文版出版於2012年，是2008年資本主義金融危機所引發的新一波“馬克思歸來”熱在傳播學界所產生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國外學界在網絡時代發展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的努力。今天，面對全球資本主義日益深化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危機，發展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不但正逢其時，而且更需要全球學者超越語言、歷史、和地理障礙集體智慧和共同探索。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於2013年組織了一個名為“傳播驛站”的年輕學生和學者翻譯團隊，從事這部文集的譯介工作。2016年春季，此書中文版首次在華東師範大學《批判傳播學》書繫中推出。今天，這部譯作能在重慶出版社重新出版，是出乎我們這個團隊預料的。本書所附《“傳播驛站”：一個學術共同體的成長筆記》和《對“馬克思歸來”的再思考：期“傳播驛站”工作坊綜述》記錄了“傳播驛站”的工作方式以及圍繞譯介此書的一場學術盛會。

本篇導讀分三個部分。部分在梳理國外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的發展脈絡中，介紹本書相對於其它兩部大型國外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文集的特色。第二部分結合本書相關文章，通過討論“馬克思歸來”的不同學術路徑，提供理解本書內容的學術脈絡和理論背景。第三部分討論本書對發展網絡時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的啟示及其局限性。

一、馬克思主義與傳播學：文集中的學術史

無論從實踐層面，還是從理論層面，馬克思都是現代批判傳播學的奠基者。馬克思本人是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實踐者。他在《共產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資本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等一繫列著作中有關社會交往形式、傳播技術、意識形態、知識和社會“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論述，為現代傳播學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以來，盧卡奇、阿爾杜塞、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者愛德華×湯姆森（E.P.Thompson)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有關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棟，蔚為大觀。

然而，頗有悖論色彩的是，作為一個建制的學科，現代傳播學卻有一個人文社會學科中為去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美國“冷戰社會科學”起源。當然，這也恰恰說明了傳播學科作為一個學術鬥爭關鍵場域的重要性。當然，這也預示了這一領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要進行的“漫長的革命”的艱巨性和曲折性。實際上，就傳播學而言，“整個學科是在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背景下，在批判與反批判的較量中發展的。”

如果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危機和隨後的“二戰”，催生了作為傳播學科“史前史”一部分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傳播思想，那麼，美國主流傳播學就是在對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和東方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回應中產生的。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國主流傳播學科經典性文獻中，保羅×拉扎斯菲爾德等人有關美國小鎮選民是否受廣播宣傳影響的研究 ——《人民的選擇》，是對法蘭克福學派對媒體的大眾宣傳作用的擔心的側面批評。該研究證明美國主義的存在，以此消解法蘭克福學派對法西斯主義有可能在美國出現的擔憂；傳播與發展領域的奠基作——丹尼爾×勒納的《傳統社會的消逝》，是基於對冷戰前沿的中東的美國之音的受眾研究，其所倡導的傳播與現代化框架是美國冷戰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在冷戰時代影響深遠的施拉姆等人的《報刊的四種理論》，更是在美國官方和學界密切合作的基礎上推出的冷戰新聞理論文本，用簡單的自由與專制的對立來詆毀蘇聯的共產主義媒體制度。

然而，1960年代的到來，“尤其是1970年代初開始的戰後福利資本主義的危機以及“第三世界”的抗爭，又催生了以激進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文化研究和後殖民理論為主要內容的批判傳播學”。 具體而言，不但英國的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和文化研究在汲取歐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蓬勃發展起來，即使在北美，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也衝破了麥卡錫主義的思想牢籠，在達拉斯•斯邁思與赫伯特•席勒等一代先驅的努力下，在傳播學內部應運而生。一些在資本主義商業出版體繫的夾縫裡生存的進步出版個體，則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術的出版，提供的空間。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亞非拉國家，不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產生了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傳播思想，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者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和研究案例。出生於比利時（現定居於法國）、曾活躍於拉美、並與歐洲、北美和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者有密切交往的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就是這一時期國際馬克思主義傳播學研究的傑出代表。所以，毫不奇怪，國外學界部繫統梳理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和實踐的大型文集，上下兩卷的《傳播與階級鬥爭》，就是由阿芒•馬特拉領銜，聯合獨立文化人和出版者塞思•塞格拉伯（Seth Seigelaub)主編，並於1979到1983年間由塞格拉伯在紐約建立的國際總出版社（International General,IG)及其附屬的國際大眾媒體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Research Center,IMMRC)出版的。

這是一部的馬克思主義媒體與傳播學文集，總共收集了128篇涉及“傳播實踐和理論與它們在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歷史背景中的發展的關繫” 的文章，涵蓋已經出版、次翻譯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創文章三個種類。卷出版於1979年，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為兩個總攬性主題，所收集的64篇文章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次在英文學界出版，有些是原創文章。這些文章聚焦馬克思主義關於傳播過程的基本理論和對資本主義傳播機器、意識形態和大眾文化的分析；第二卷出版於1983年，以“解放”和“社會主義”為主題，同樣收入了64篇文章，其中有38篇次翻譯成英文出版或原創。與卷對資本主義現有傳播秩序的批判相對，第二卷聚焦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分析不同政治、社會和歷史條件下民眾和工人階級傳播與文化發展過程的理論和實踐以及當代表達。作為一項有意識地為馬克思主義傳播與文化理論的發展做奠基性工作的重要努力，本書的編者在上下兩卷結尾收錄了1150多條參考書目。與本書相輔相成，法國傳播學者逸夫•哈耶（Yves de la Haye）於1980年在同一個出版社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傳播方式》(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一書，對馬恩著作中有關傳播問題按相關主題進行摘要和整理，以求為發展“唯物主義的媒體理論”和“反擊主導的資產階級傳播理論”做出貢獻。

雖然哈耶的這部書鮮為人知，《傳播與階級鬥爭》影響了英語學術界的整整一代批判學者。今天，翻閱這部國際馬克思主義傳播學史上的巨著，它的國際性、它的強烈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設並重的追求，尤其是它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傳播與文化建設息息相關的有機知識生產定位，不僅喚起了20世紀令人蕩氣回腸的世界革命記憶，而且真正體現了“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這句馬克思名言的精髓。這裡沒有經院哲學，沒有繞來繞去、不知所雲的文獻綜述，更沒有為了學術而學術的花拳繡腿。這裡的許多文章甚至沒有個人署名，而是革命的主體在革命實踐中產生的思想、報告、工會罷工委員會文件、甚至上海工人有關如何在計算機發展中體現群眾路線的圓桌討論的報告。僅128篇文章的部分作者名單就可見其國際性和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有機知識品格：馬克思、葛蘭西、列寧、、格瓦拉、阿連德、法農（F. Fanon)、布爾迪阨（P.Gourdieu)、拉斐伏爾（H. Lefebvre)、古貝克（T. Gubeck)、英國電影委員會（the Film Council, UK),《工人生活》（Workers’ Life)、自由傳播小組（Free Communications Group)、社區媒體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dia)。

如果有一個同時作為思想家和革命導師的馬克思曾經在場於傳播學界，而且產生過巨大影響，那麼《傳播與階級鬥爭》就是歷史見證。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來介紹這部文集，正是希望以此為《馬克思歸來》提供一個歷史的參照和背景。當然，歷史的弔詭之處恰恰在於，《傳播與階級鬥爭》問世的1979——1983年，正是國際壟斷資產階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第三世界運動所進行的反撲在國際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取得關鍵性進展的年代：在英、美兩國，以撒切爾夫人和裡根為代表的保守政治勢力上臺；在世界範圍內，新自由主義隨著媒體的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和去管制化為開端，開始成為全球性主導意識形態（global ideology  par excellence)。[ ] 在國際傳播領域，到了1984年，作為對以不結盟國家為主體和達拉斯•斯邁思、赫伯特•席勒和阿芒•馬特拉等一代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者積極參與的“全球信息與傳播新秩序運動”的反擊，英國和美國就退出了聯合國。此後，正如《馬克思歸來》的兩位編者在他們的《導論》中所顯示的那樣，在國外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中可查到的有馬克思主義內容的文章明顯縮減，而本書中來自土耳其的學者艾爾番•埃爾多甘（Irfan Erdogan)，則干脆用“失蹤的馬克思”來作為他有關馬克思在傳播研究中的位置的量化研究的論文主標題。

當然，即使在柏林牆倒塌之後的1990年代，馬克思也並沒有完全失蹤。實際上，對有些學者來說，他根本就沒有離開過。1980年代以來，在以斯邁思、席勒、馬特拉等學者的引領下和幾代學者的努力下 ，以馬克思主義為導向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並不友好的學術氛圍和缺少學術資源的條件下，在與來自這一傳統內部、外部以及處於內外交界的“灰色地帶”的各種學術思潮的論爭中推進。正如我在第二部分會進一步顯示的那樣，所有這些爭論和積累，為2008年以後，馬克思在傳播領域的“歸來”，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和知識儲備。

實際上，早於《馬克思歸來》出版一年，英文批判傳播學界就出版了代表國外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權威和高水平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手冊》。這部由當時在國際媒體與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RC)任職的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格雷阨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海倫娜•薩歐索（Helena Sousa) 三位資深歐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主編的長達600多頁、包括26篇特邀論文的大型文集，聚集了國際學術界包括阿芒•馬特拉在內的、從19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學術語境下一直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媒體與傳播研究的一批學術中堅的總結性、綜述性和開拓性論文。

因此，對於《馬克思歸來》來說，如果《傳播與階級鬥爭》提供了縱向的歷史性比較，從而清楚地顯現出馬克思主義傳播從一項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國際性事業到英文學術界的一個學術項目的話，那麼，《傳播政治經濟學手冊》提供了橫向的比較。從它們的組織、生產和出版方式來說，《傳播政治經濟學手冊》和《馬克思歸來》這兩套論文集又有明顯互補性：前者特邀資深學者、在IAMCR這個建制度學術機構的組織下，以工具書的形式在學術出版社出版，具有更高的組織性和權威性；後者以開放資源的網絡學術刊物《資本主義•傳播•批判》特刊的形式，通過征文活動組織文章，在作者層次方面更有代表性；在主題方面，後者因為不僅僅局限於政治經濟學視角，也更加廣泛。

《馬克思歸來》的兩位主編中，首位是出生於奧地利的新銳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者克裡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他於2000年取得博士學位，先後在奧地利和瑞典任教，現在是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的傳播學教授。從2000年代初開始，他就大量出版馬克思主義信息和網絡研究的學術著作。其次是加拿大卡尓頓大學現已退休的知名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福克斯在這個項目中的主導角色,以及本論文集作者群體中在讀博士生和年輕學者的顯著地位，反映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在經歷了一段低潮期後，在學術承接方面“後繼有人”的局面。實際上，正是由於資本主義在1990年代以來加速了其把信息、知識生產、高等教育和學術出版當作資本積累新場域的過程，年輕一代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也毫不奇怪，論文集中有不少文章研究的就是這些領域的問題。當然，就其生產方式而言，本論文集以擺脫了資本主義商品關繫和知識產權關繫的開源網絡出版形式出現，也體現了網絡時代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實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