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全三冊）
序
用一生演繹陽明心學
呂 崢《明朝一哥王陽明》作者
餘生也晚，無緣面謁泰山，聆聽岡田先生之教。早年讀先生所著《王陽明與明末儒學》，隻覺力透紙背，酣暢淋漓，深感古人“《漢書》可以下酒”之說不謬。
先生乃一代儒宗，認為陽明心學之精髓在體認，當於經驗與磨煉中領悟，並以數十年身體力行踐履這一同生命融為一體的“信仰哲學”，令我等後輩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16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提出：每個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師乃至教皇來得救——王陽明對入學的貢獻，與此類似。儒家的價值是讓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人人皆可成聖，意即每個人、每件事，都有它神聖的意義。而無論身處何種時代、何種體制，無人能替你看顧自己的內心。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來。因此，即便說“一生的結果皆出於心”，亦不為過。
直面當下，商品經濟的衝擊和極權主義的回潮帶來的是階層固化、共識破裂、道德淪喪、法度陵夷。物質文明的繁榮並沒有賦予人生更具價值的意義，相反，欲望日漸膨脹，幸福感卻每況愈下。多少人迷失在成功學編織的所謂“夢想”之中不能自撥，蹉跎了青春，荒蕪了精神，在循環的自我否定中走向消沉，走向封閉。放眼望之，許多國家都在瘋狂地追求經濟發展，卻忽視了國民的幸福指數；許多人都在竭盡全力地攫取財富，卻不清楚自己的生活何以越來越迷惘糾結，日甚一日地充滿挫折與焦慮，沒有安全感和存在感。事實上，一個人成不成功，人們多以權力大小和財富多寡來衡量，但幸不幸福，卻無法以外部指標來判定，隻能借由內心去感受。畢竟，若僅剩物質，則會害怕；若有比物質更重要的事，就不用去害怕。因此，好的救贖之道便是把習慣向外追逐的目光收回來，關注放逐已久的心靈。
康德對啟蒙的定義不是誰去教化誰，而是“人要擺脫自身造就的蒙昧”。從這個角度看，陽明心學就是要人敞開來檢視自己，認識生命，從虛假信息和不良情緒搭建的自我意識中跳出來，站在心體的層面審視、監督意識，用正確務實的觀念指導行動，用對人心深刻的體察來打破他人的心牆，樹立起“終日有為而心常無為”的生活態度，達到“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逾”的境界，使人無論在怎樣的境遇中都能心安自得，始終保持內心的強大。
同時，是非不用從學者的講學中區分，隻需在自己的內心裡辨別。一個真實的自我可以讓人有效地應對真實的世界，從而完整地把握世界。而當人釐清了生命的意義，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實踐生命意義的鬥志裡，那種酣暢純粹的美，就是心學。以岡田先生為例，身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客座教授，他定期在福岡、東京等地開設講座，贏得了公眾的愛戴和敬重。著作等身的他還多次來華考察，行程兩萬餘裡，為贊助修復陽明故居和陽明墓在日本發起了廣泛的募捐活動，用堅持不懈的努力詮釋了知行合一的真諦。因此，即使先生的親戚中出了不少企業家，即使先生的收入比兄弟們的低得多，但“岡田武彥”這四個字在家族裡的分量卻無人能及。
四十五歲那年，先生頓悟“體認為本”，明白了語言很多時候是假的，實際經歷過的事情纔是真的。人，不應當活在概念裡。就像歌德曾讓他的弟子去參加貴族的聚會，年輕的弟子說：“我不願意去，不喜歡他們。”歌德批評說：“你要想成為一個寫作者，就要跟各種各樣的人保持接觸，這樣纔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們的一切特點，而且不要向他們尋求同情與共鳴，這樣纔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
命運通過失敗指出應該走的路。對真理的探尋，注定道阻且長，注定需要不斷相信、不斷懷疑、不斷摧毀、不斷重建，讓意見與意見較量，用理性激發理性，在持續的“格物”與“誠意”中構建起思維圖譜，日臻明覺良知之化境。
正如凡?高所說：“沒有什麼事是不朽的，包括藝術本身。*不朽的，是藝術所傳遞出來的對人和世界的理解。”用一生演繹、再現了陽明心學的岡田先生，為我們樹立起了一座山高水長的豐碑。
2014年10月拜序於成都
《王陽明與明末儒學》
序
本書大約成稿於三十年前，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倘要問我為何對明末儒學有興趣，我的回答是：並非因為其中有某種西洋式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見解，而是意識到，由朱子學與陽明學的矛盾糾葛而催生的一種深刻的體認之學，不但對於未來世界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它也成了本人思想的原動力。
我曾有一段用西洋學的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經歷。例如，我將自己的九州大學畢業論文題名為《朱子學的存在論》就是好的證明。該論文立足於西方存在論，解釋了朱子學的理論與實踐，認為中國哲學中有與西洋哲學相同的內容。當時我還自我滿足於這種看法，然而現在看來，這種比較未免犯了西洋人侈談中國人不識自家珍寶的錯誤。
大約四十年前，我曾立志對傳統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深刻反省，終我痛感到，如果忽略體認自得的實踐而空談理論，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學的真諦。然而就實踐而言，如果隻是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來闡明，那也無非是提倡尼采、柏格森的純粹經驗論和直覺主義，始終隻是記述而已。因為這種方法忘記了這一點：對於一種縝密深刻的學說，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體認，終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便是今天亦依然如此。
在當今中國哲學的研究者中，仍不乏醉心於依據西歐思潮和西洋學風解釋中國哲學的人，他們還自以為這種研究方法是“創造性的”、“嶄新的”方法。然而，這和真正的“創新”相差十萬八千裡。對此，我在三十多歲時已有所覺悟，從而促使自己從外表浮面的研究轉向內在深層的探索。雖然這樣做可能會被誤認為是崇尚注解和詮釋而非真正的內在研究，但我還是心甘情願地去進行探索。
那麼，是出於什麼動機纔促使我立志於中國哲學研究的呢？
說來並非偶然。由於種種原因，我在中學和高中時代曾陷於深深的苦惱之中，於是為消悶解愁而開始閱讀哲學書，並對禪學產生了興趣，這樣一直熬到了高中畢業。當時由於家境貧困，我不得不打消上大學的念頭。幸虧踫上了急公好義的熱心人——日本電氣公司創始人渡邊斌衡先生，他資助我離開了家鄉兵庫縣姬路市，進入福岡市的九州大學學習。
本來，我曾打算上東京大學或京都大學，師事和辻哲郎或西田幾多郎，專攻西洋倫理哲學。但此願未遂，於是不得不進了九大。當時的心情，不免有些憤懣而無奈。然而，也許出於上天的恩惠，我在九州大學遇上了德學兼備的傑出的導師楠本正繼 1先生，從而決定了我研究中國哲學的方向，這是我一生中幸運的事。在整個大學時代，為了從這位偉大的先師那裡學到更多東西，我如醉如痴、竭盡全力地學習。當時先生剛從德國留學歸來，我們的對話多以德國哲學為中心，先生也經常立足於用西洋哲學解說中國哲學，所以我寫那篇朱子學的論文也許是命中注定的。
畢業後，我因家庭原因而不得不離開恩師，回到家鄉姬路市去做中學教師。其間，雖然也把禪作為要義去追求，但正傾心於宋明哲學的我，卻始終不能專心致志於坐禪。數年後，我便如願返回福岡，重新回到恩師門下聆聽教誨。那時戰爭已經逼近，但我仍在恩師家裡閱讀王白田的《朱子年譜》，並記述恩師的語錄。遺憾的是，所記原稿在美軍飛機空襲時丟失了。當時我發現，恩師的學風已不同往昔，而我本人也痛感到從事浮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於內在研究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放棄西洋哲學而致力於中國哲學，除了上述原因外，還因為我從孩提時代起，就常聽父親追思其師長播磨聖人龜山雲平先生的逸聞遺事。雲平先生是姬路藩的儒者，他遵藩命就學於江戶（今東京）的昌平黌，其間讀過來訪的水戶藩儒者（藩主所聘的學者）籐田東湖所著的《弘道館記述義》，並為之傾倒，返回姬路藩後還標注出版了這本書2。雲平先生歸隱家鄉後，我的父親曾在神宮受過他的教誨，並在雲平先生的長子任校長的小學裡任職。父親喜歡喝酒，沉默寡言，和氣溫厚，從不對人發怒，因受雲平先生的熏陶，也常對我講述內心修養的重要性。這也許是我內心深處對儒教懷有親近感並熱心於儒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我在恩師膝下學習，恩師培養、造就了我足以克服苦惱的信心和勇氣。我之所以偏愛陸王心學，就是因為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時代也有過深深的苦惱。所以，我以為即使讀儒家的書，也是讀語錄和行狀比讀論說更能打動人心。這大概是我痛感內在性研究之重要性的內在緣由。
所謂“內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個人的哲學思想時，把他的體驗移入自身，然後設身處地地加以體驗的方法，而不僅僅在科學的實證中弄清楚他的哲學思想。我把科學的實證研究稱為表像研究，這當然也是必要的。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在西學流入東洋後都專注於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和整理東洋的哲學思想，這一功績應予高度評價，今後也企望用這種方法做更精密的研究。
然而，考慮到東洋哲學思想相對於西方哲學的特色，就不能不關心和重視內在性的研究，但這一點卻正在逐漸被人遺忘。而且在反思東洋哲學思想在現代及未來世界思想界的意義與價值時，現在也已到了對內在性研究比對表像性研究更受重視的時機。這是我三十至四十歲時的切實感受。此後，我便以曾經激勵自己的陸王心學為研究中心，探索其本源及流派的蹤跡，而明末哲學思想之所以適應時代思潮這一問題，也就自然成了我探索的主要對像。通過這樣的探索，我進一步懂得了應以真切的體認之學為本，並深切地感受到靜坐體認方法的必要性。
我在四十四五歲時，得到了恩師所贈的其祖父楠本端山1的遺書。拜讀之後，深為體認之學的深潛縝密所震驚。因此，終於有了繼承道統的自覺。恩師將其家學精神融會於學術研究中，從而樹立了與眾不同的優良學風，其成果可從《宋明時代儒學思想的研究》一書中窺見一斑。端山先生專攻宋明儒學，並繼承了山崎闇齋2的朱子學，是幕末維新時期的著名儒學家。恩師的學風中就承繼了其家學的傳統。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在恩師膝下親身感受其學風德望的熏陶比其他人更多。如今，具有這種學風的學者還能有幾人呢？
正因為我深感內在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用體認方法解釋宋明思想時，我與別的學者不同，是讓思想家用自己的語言說明自己的思想，我在其間隻起輔助作用，或者說，我隻是履行了“助產婦”的職責。當然，在實踐中靈活運用體認方法時，可能會產生理論上的矛盾，存在缺乏統一性的缺陷。但我絕不在做理論研究時躊躇不前，否則的話，“以體認為本”的思想的生命力就有枯竭之虞。所以，對這一思想的理解，決不可以陷入教條主義。記得當王陽明得知有人記錄其言論時曾說過：
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增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傳習錄?序》）
如前所述，《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一書因為是在三十年前寫的，所以未免有些生硬，但無論從什麼角度去理解，我都希望讀者能顧及我的上述立場。在我看來，明末的思想處於儒教思想發展的，而且可以說是立足於對未來世界有深遠影響的體認之學的。我熱切期望讀者能從本書中理解到這一點。
寫作本書時，我以靜坐體認為吾學之本。我想，經歷三十多年後，自己的思想也應有所發展了。這裡雖未涉及這一點，但我想指出的是：運用“內在性研究”的方法，不僅能掌握傳統的哲學思想，而且還必定會從中產生出能夠匡救時弊的具有獨創性的哲學。東洋的思想創新與西洋的不同，它必定是從回歸傳統中得來。這裡雖然省略了理由說明，但隻要指出無論怎樣的創新，其根基必定存在於傳統之中這一點，也就足夠了。
我之所以能從事明末儒學的研究，是因為有極好的機會閱讀到恩師家中收藏的（楠本）端山本人及其祖孫三代書香門第所搜集到的豐富的宋明理學資料，以及九州大學所藏的珍貴史料。近年來，中國在動亂之後已進入了和平建設的新時代，從而發現了不少新資料；同時，國際交往日趨密切，也提供了閱覽外國資料的機會；加上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使得明末儒學的研究資料日益豐富，對此我深感振奮。今後，倘若能根據新資料而加以展開研究，從而使這個時代儒學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精密的話，我將會非常欣喜。
本書的中文翻譯及其出版，承蒙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風賢先生的關心，以及同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吳光先生、所員錢明先生和杭州大學哲學繫屠承先先生的努力工作，使之順遂圓滿。在此，我一一表示深切的謝意。
岡田武彥 1987年11月於福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