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根澤講管子/大師講堂學術經典》是羅根澤對《管子》的研究著作,細致考證了《管子》諸篇著作的真偽、年代等,對後世的《管子》研究影響甚大。
羅根澤(1900—1960),字雨亭,河北深州市人,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多年在高校任教,在諸子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和教學中辛勤墾闢,多有貢獻,著述頗豐。
吳伯雄
梁啟超說:“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的確,學術的盛衰,關乎一個民族的精神氣像與文化氛圍。民國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內憂外患,較之晚清,更為劇烈,中華民族幾乎已經瀕臨亡國滅種的邊緣。而就是在這樣日月無光的民國時代,卻湧現出了一批批大師,他們不但具有堅實的舊學基礎,也具備超前的新學眼光。加之前代學術的遺產,西方思想的啟發,古義今情,交相輝映,西學中學,融合創新。因此,民國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梁啟超、康有為、嚴復、王國維、魯迅、胡適、馮友蘭、餘嘉錫、陳垣、錢穆、劉師培、馬一孚、熊十力、顧頡任、湯用肜、劉文典、羅根澤……單是這一串串的人名,就足以使後來的學人心折骨驚,高山仰止。而他們在史學、哲學、文學、考古學、民俗學、教育學等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創造出了一個異彩紛呈的學術局面。
歲月如輪,大師已矣,我們已無法起大師於九原之下,領教大師們的學術文章。但是,“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程子語)。
大師雖已遠去,他們留下的皇皇巨著,卻可以供後人時時研讀。時時從中懸想其風采,吸取其力量,不斷自勉,不斷奮進。誠如古人所說:“聖賢備黃卷中,舍此安求?”有鋻於此,我們從卷帙浩繁的民國大師著作當中,精心編選出版了這一套《大師講堂》繫列叢書,分輯印行,以饗讀者。原書初版多為繁體字豎排,重新排版字體轉換過程當中,難免會有魯魚亥豕之訛,還望讀者不吝賜正。
吳伯雄,福建莆田人,1981 年出生。2003 年考入福建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研究繫,師從陳節教授。2006 年獲碩士學位。同年9 月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繫古代文學專業,師從王水照先生。2009 年7 月獲博士學位。同年9 月進入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教研室工作。推崇“博學而無所成名”。出版《論語擇善》(九州出版社)、《四庫全書總目選》(鳳凰出版社)。
敘目
甲書雜乙丙之言,則甲之思想學說混;周書羼秦漢之語,則周之學術繫統亂;辯偽之學所以不容已也。然進化之說,按之學術思想雖未必盡驗,而後人之作,亦未必皆遜於前;古人之言,亦未必盡善。辯偽者,每貴遠賤近,崇古卑今,一若閑聖護道者然。真古人者,奉為珍寶,舁於九天;偽於後者,視如糞壤,拋於九淵。胡應麟為《四部正訛》曰:“唐宋以還,贗書代作,作者口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衒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繫非渺淺也!”至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更變本加厲,謂:“不量綿薄,摧廓偽說,犁庭掃穴,魑魅奔逸,雺散陰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經,翼聖制,其於孔氏之道,庶幾御侮雲爾。”流風所被,成為習尚,去取定於真偽,是非判於古今,辯偽之書出,而古籍幾無可讀焉!
著書托名古人,斯誠卑矣。然周秦諸子,靡不托古改制,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皆宜保存;惟疏通明辯,使還作主,而不贗偽古人,亂學術之繫統已耳。如《列子》出晉人,非列御寇作,近已漸成定讞。晉人之書,傳者絕鮮,據此以究戰國學術固妄;據此以究晉人學術,則絕好材料,不得以其非列御寇作,而卑棄不一顧。故餘以為與其辯真偽,必益以考年代,始為有功於古人,有裨於今後之學術界也。惟史料之書,其功用在史實,後人向壁虛造,自全無價值。如《竹書紀年》出汲塚,真偽姑不論,今本全非汲塚之舊,淆混史實,錯亂年代,誠宜析辯而雜燒之。即言理之書,若《文子》之襲《淮南》,慎懋賞本《慎子》之衲百家(餘別有《慎懋賞本〈慎子〉辯偽》,載《燕京學報》第六期),割裂剿同,毫無詮發,原書可讀,何須乎此?亦應疏通證明,無使濫竽著作之林,而耗學子披讀之功。
考年代與辯真偽不同:辯真偽,跡追依偽,擯斥不使廁於學術界,義主破壞;考年代,稽考作書時期,以還學術史上之時代價值,義主建設。考年代,則真偽亦因之而顯;辯真偽,而年代或仍不得定。
吾國為文明古國,學術思想,發達早,書籍浩繁,幾為全球冠;而詳贍有繫統、有組織之學術史,今尚闕焉。區區小子,未敢多讓,思竭綿薄,從事於上古一部。而各書真偽,前人雖略有考訂;至其年代,則論及者鮮。朱紫並收,一依舊題作者為敘,則虛偽不實,無史之價值;且學術繫統,亦茫不可理。去偽存真,則有價值之材料,坐視廢棄,故不得不先為考年代之學。海內賢達,有聞之而興起者乎?各以性之所近,力之所長,擇年代未定之書,分別研討,則書定年代,而光明燦爛之學術史,可企足而待矣。
《管子》非管仲書,前人多能言之,多能信之。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劉恕《通鋻外紀》引。)蘇轍曰:“至戰國之際,諸之著書,因管子之說而增益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古史•管晏列傳》)葉石林曰:“其間頗多與《鬼谷子》相亂。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附益。”(《漢書藝文志考證》引。按《鬼谷子》晚出書,鈔《管子》,非《管子》鈔《鬼谷子》。)葉適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水心集》)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老》《莊》;又有說得太卑,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卻詳。”又曰:“《管子》非管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隻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並附以他書。”(並《朱子語錄》)黃震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復,似不出一人之手。”(《黃震文集•管仲論》)朱長春曰:“大氐周衰道拙,至雄國而祖霸賤王大甚,天下有口,遊談長短之士,都用社稷。管仲為大宗,因以其說繫而祔之,以干時王,獵世資。田齊之君,亦自以席桓公敬仲祖烈為勝,誇一世而存雄。故其書雜者,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泛談,而半乃韓非李斯輩襲商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有春秋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辯。……故愚以《列子》晩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不可信。”(《管子序》)至如宋濂《諸子辨》、姚際恆《古今偽書考》、紀昀等《四庫提要》,皆有疏辯之言,以其皆習見之書,不一一征引。惟既“非一人之筆,一時之書”。而各篇作於某家,成於某時,無人究論,故治周秦兩漢學術者,終於躊躕卻顧,而割而棄之也。
考《漢志》,《管子》八十六篇,今亡者纔十篇,在先秦諸子,裒為巨帙,遠非他書可及。《心術》《白心》,詮釋道體,《老》《莊》之書,未能遠過;《法法》《明法》,究論法理,《韓非•定法》《難勢》,未敢多讓;《牧民》《形勢》《正世》《治國》,多政治之言;《輕重》諸篇又為理財之語;陰陽則有《宙合》《侈靡》《四時》《五行》;用兵則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則有《地員》;《弟子職》言禮;《水地》言醫;其他諸篇,亦皆率有孤詣。各家學說,保存夥,詮發甚精,誠戰國秦漢學術之寶藏也。寶藏在前而不知用,不以大可惜哉!不揣梼昧,按之本篇,稽之先秦兩漢各家之書,參以前人論辯之言,為《管子探源》八章,《附錄》三篇。橫分某篇為某家(如儒家、陰陽家,政治思想家),縱分某篇屬某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然後治學術史者,可按時編入;治各種學術者,亦得有所參驗。寶藏啟而戰國秦漢之學術,乃益彪炳而偉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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