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約瑟夫·坎貝爾

• 美國知名作家，影響世界的神話學大師

他創造了一繫列影響力較強的神話學巨作，跨越人類學、生物學、文學、哲學、心理學、宗教學、藝術史等領域，包括《千面英雄》《英雄之旅》《神話的力量》《千面女神》以及《眾神的面具》繫列等。

• 西方流行文化的一代宗師

他是影響披頭士樂隊、貓王、邁克爾·傑克遜、喬治·盧卡斯、斯皮爾伯格、J.K.羅琳和喬布斯的精神導師。他的作品被好萊塢列為書目，幻化出各種具有戲劇性、娛樂性和心理真實性的故事，是《星球大戰》《黑客帝國》《蝙蝠俠》等電影的靈感之源。

• 具有啟發性的心靈導師、演說家

訪談節目《神話的力量》在全美範圍內開播後，立即震驚了百萬聽眾，節目同名圖書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盤踞長達一年之久，他的著作一一再版，他的演講震撼無數心靈。

前言 感激與回報之作

01 神話與科學（1961）

神話與科學並不衝突。我們生活在一個艱難的時代，對那些沒有勇氣的人來說，任何能保護他們不至於發瘋的事，都應該得到贊許。

02 神話與人類起源（1966）

所有的神話體繫都蘊含了兩種基本認識，即人類死亡的必然性和社會秩序的永久性。

03 神話與儀式（1964）

所有的神話和儀式都指向關於高深莫測的奇跡的設想，它們以偉大的詩歌和藝術的形式向我們展現了這一設想，並將我們與之聯繫在一起。

04 東西方的分離（1961）

巨大的荒山野嶺將東方與西方分離開來，這也可以看作文化的分水嶺：一種是印度和遠東文化；另一種是黎凡特和歐洲文化。

05 東西方宗教的邂逅（1970）

我們現在正處在由年輕的、自然的、充滿奇妙創造力的時期向迷茫的、不安的、做作的、趨向沒落的時期過渡的階段。換言之，這也會是突破東西方文化限制的偉大時刻的開端。

06 東方藝術之啟迪（1968）

東方藝術家提倡“無我”。印度人的心靈和藝術翱翔在超出萬物世界的想像中，而中國的藝術家們則更傾向於和自然在一起，與自然所創造的奇跡和諧共處。

07 禪宗（1969）

禪宗主張讓生命自然而至，呈現其本色，而不是為其命名，添加意義。禪宗讓你返回真我——探尋你從何而來，而非你從何得名。

08 愛的神話（1967）

激情和憐憫是愛的主題的兩個。它們常常由兩個相反的方面，即肉體和精神所代表。在這兩個中，個體從自身中脫離出來，並在一種更大、更寬容的形式中，重新發現自己。

09 戰爭與和平的神話（1967）

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有兩種完全對立的基本神話：戰爭神話認同“殺戮是世上所有生命得以生存的恐怖前提”，和平神話則否認這一前提。

10 精神分裂——內在旅程（1970）

神話英雄、薩滿巫師、神秘主義者和精神分裂患者的內在旅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啟程——啟蒙——回歸。當回歸或者康復發生時，他們就像經歷了一次重生。

11 月球漫步——外太空之旅（1970）

從史前人類生存的洞穴，到佛教僧侶矗立在山巔的廟宇，再到探月之旅，隨著每一次視野的擴展，人類的意識也得到拓展。我們不僅認識了外在的自然界，也認識了我們內心深處的秘密。

12 當代神話——界限不在（1971）

以前人們的生活、思維和神話信仰都有界限，而現在這些界限都不復存在了。我們正在經歷重大的衝突，這個時代充滿了驚雷、閃電和颶風。

注釋

附錄  庫珀聯盟學院論壇的神話學專家

特別解讀 從千面英雄到單一神話

譯者後記

感激與回報之作

約瑟夫·坎貝爾

1958—1971 年，我在庫珀聯盟學院 A 的大禮堂舉行了 25 場關於神話學的繫列演講，我從中節選並整理了 13 場，本書的第 4 章是由同年舉行的兩場演講合並而成的。演講的題目和主題均來自約翰遜·E·費爾柴爾德（Johnson E. Fairchild）博士，即庫珀聯盟學院論壇的主席。正是由於他的風趣、睿智和迷人的個人魅力，纔使得這個令人愉快的活動持續了近四分之一世紀之久。在那裡做演講，我一直感到無比快樂，部分原因當然是由於大禮堂古樸莊嚴的風格，以及林肯也曾站在同一個地方發表過演講（也許這是一種對美國輝煌雄辯史的參與感）。然而，更重要的是，在那個友好的地方有被自由演講和討論深深吸引的觀眾，他們一如既往，專心致志。每次演講完

畢的自由提問環節，費爾柴爾德博士總是拿著麥克風從容地走下講臺，讓每一個舉起手來的人發表評論、提出疑問或進行演說，這使我受益匪淺。尤其是從他的演講中，我學習到了如何與別人分享我的觀點，這是我多年來在其他地方無法學到的。我衷心期盼，讀者通過這本由演講而結集出版的作品能依然感受到當初輕松快樂的氛圍。

使我由衷高興的是，費爾柴爾德博士十分支持這一演講選集的出版。他一直給我真誠的鼓勵、溫暖的友誼和許多對演講主題的適時建議，我想把本書作為對他的感激與回報。正是由於他的建議，在與眾多觀眾（大多數是多年來的忠實觀眾）展開的具有啟示性的對話中，我纔有機會向大家介紹水牛神（Buffffalo-Gods）、羽蛇神（Quetzalcoatls）、佛陀（Buddhas）、仙後（Fairy Queens）等。觀眾們給了我極大的靈感，我衷心感謝他們和費爾柴爾德博士。

我也對紐約公共廣播電臺的技術人員和領導表示謝意，在我編寫這些章節期間，他們的錄音工作給我提供了很大幫助。感謝馬西婭·舍曼（Marcia Sherman）小姐，這部演講集幾經易稿，她都不厭其煩地一遍遍將手稿忠實錄入，除此之外，她還將其他未收入這部演講集的手稿也一並錄入。感謝我的妻子珍·阨爾德曼（Jean Erdman），是她初有了出版講稿的想法，並不斷提出建議和批評，這本書纔得以終問世。

1971 年 7 月 4 日

創作《星球大戰》劇本時，坎貝爾的著作帶給我很深的影響，《星球大戰》就是基於坎貝爾的理念創作的現代神話。此後，我們成為朋友，直到他去世。他是神奇的學者和人物，也是我的精神導師。

——《星球大戰》繫列電影導演  喬治·盧卡斯

20世紀裡沒有一個人，包括弗洛伊德、托馬斯·曼、列維-斯特勞斯在內，能像坎貝爾那樣，把世界及神話人物角色的深邃意義，帶回我們的意識之中。

——心理學家，榮格學派代表人物  詹姆斯·希爾曼

坎貝爾的發現引起了一連串連鎖反應，其震波直達小說創作、精神治療、人類學、神話學、電影制作及其他創造性活動。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可愛的家伙……莎士比亞真該讀讀約瑟夫·坎貝爾的作品。

——英國科幻作家，《銀河繫漫遊指南》作者  道格拉斯·亞當斯

坎貝爾是我母親zui喜歡的精神導師，我在坎貝爾思想的影響下成長。

——美國前總統  巴拉克·奧巴馬

好萊塢越來越信奉坎貝爾的思想，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對於作家、制作人、導演、編劇來說，坎貝爾的觀念是一個完善的工具箱，裡面全是耐用的工具，zui適合用來打造故事。有了這些工具，面對任何情形和要求，你幾乎都可以自如地編織故事，編織充滿戲劇性、娛樂性和心理真實性的故事。

——美國編劇大師  克裡斯托弗·沃格勒

“每件事情都是一個故事”，借鋻坎貝爾的理論可以寫出更好、更具影響力的新聞通稿、宣傳文案和個人博客，而我們的英雄，就是讀者。

——美通社

20 世紀 20 年代，正值我的學生時代，那時人們根本無法想像到了 70年代，依舊有許多仁人志士希望在宗教中尋找心理安慰。在那個年代，人們堅信宗教已退出歷史舞臺，不復存在，科學和理性已取而代之。次世界大戰以勝利告終，世界從此充滿了民主的理性統治。赫胥黎早期著作《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足以證明他是當代的文化巨匠，蕭伯納、威爾斯（H. G. Wells）以及其他理性的作家也都不例外。但是，在人們對理性、民主、社會主義等抱著積極心態的時代，卻出版了一部將這個“美夢”打碎的書—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年代裡，還有一批意想不到的、意義不明確的作品相繼問世，比如，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馬塞爾·普魯特斯（Marcel 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等。

這的確是文學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年代。然而部分作家似乎在向我們傳遞著某種信息，在我們用理性的成就和進步的政治來照亮地球黑暗一隅的同時，西方文明自身卻從核心的地方開始慢慢解體。在所有的預言和警告中，斯賓格勒的警告是令人不安的。因為斯賓格勒的思想是建立在歷史形態學，也就是文明的生命歷程有機模型的觀念基礎之上的。這種觀念認為每個文化都有其少年期、期和暮年期，文化為了延續下去，終將不惜利用精明的策劃、浩大的工程和嚴密的組織進行垂死掙扎，但終究還是逃脫不了沒落衰敗的命運，斯賓格勒把這一衰敗的命運總結為“終結”。

在斯賓格勒的理念中還包含著另一個觀點，即我們現在正處在由文化向文明過渡的階段，換言之，從年輕的、自然的、充滿奇妙創造力的時期向迷茫的、不安的、做作的、趨向沒落的時期過渡。斯賓格勒在遠古社會裡發現了當代社會的影子&mdas前 2 世紀晚期，也就是羅馬與迦太基帝國的戰爭期間，以古希臘人文主義（Hellenism）為核心的文化國度希臘讓位於以愷撒主義占主導的軍事帝國羅馬。斯賓格勒把這次過渡稱為第二信仰（Second Religiousness），即政治為大都市的平民提供了喫喝玩樂，而政治叛亂和暴力的本質卻潛藏於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藝術中。

好了，我還是說說自己的親身經歷吧。我的經歷見證了斯賓格勒所描繪的社會發展軌跡並沒有逐步完全實現。我依然記得大家席地而坐一起討論令人擔憂的未來的場景，大家努力想像著這一令人擔憂的未來怎樣消逝，大家揣摩著在這個充滿危機和轉變的時代會不會隱藏著一些積極的因素。斯賓格勒用周期性的循環來說明，我們現在所處的從文化轉向文明的過渡階段也有周期性。當今，文化意識薄弱並喪失的現像日益嚴重。在我的教師生涯中，我發現越來越多的學生宣稱我們西方文化的整個歷史“與己無關”（irrelevant）。當然，這是學生們漠視西方文化的表現。“孩子們”（學生們喜歡這樣被人稱呼）好像缺少一份了解和體會西方文化的潛能。

有人認為，至少曾經這樣懷疑過，這是因為年輕一代心靈空虛、精神迷茫。當然也有人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像，他們認為年輕人現在必須面對一繫列的問題，必須考慮一連串的影響因子，所以得到的結論就是，也許年輕人把注意力轉移到了更為廣闊紛繁的當下和憂慮匆匆的未來上面去了。在這個過渡階段，西方人不但丟棄了自己過去的文化形式，而且正在醞釀一個足以建立和支撐未來強文化的文明形式。這一點也恰好與斯賓格勒的觀點相吻合。

談到這裡，我突然想到了偉大的愛爾蘭詩人葉芝。在他的作品《幻像》（A Vision）中，我們可以隱約感覺到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觀的影子。這部作品寫於 1917 年至 1936 年之間，是一部怪誕的預言性的作品。詩人向我們表明，我們現在正處於基督教的循環或者兩千年輪回的後階段。葉芝寫道：“我注意到當接近或超過限度，到達屈服的瞬間，當新的螺旋開始顫動時，我極為興奮。” 同一個主題在葉芝 1921 年出版的另一首令人敬畏的詩中也有所體現：

再度降臨

盤旋盤旋在漸寬的螺旋中，

獵鷹聽不見馴鷹人的呼聲；

萬物崩散，中心難維繫；

世界上散布著一派狼藉，

血污的潮水到處泛濫，

把純真禮儀淹沒吞噬；

優秀的人們缺乏信念，

卑劣之徒卻狂囂一時。

確乎有某種啟示近在眼前；

確乎再度降臨近在眼前；

“再度降臨”！這幾字尚未出口，

一巨大形像出自“世界靈魂”，

闖入我的眼界：在大漠塵沙裡，

一個長著獅身人面的形體，

目光好似太陽般茫然冷酷，

挪動著遲鈍的大腿；它周圍處處，

旋舞著憤怒的沙漠野禽的陰影。

黑暗重新降臨；但如今我知道

那兩千年之久僵臥如石的沉睡

已被一隻搖籃攪擾成惡夢；

何等惡獸—其時辰終於來到—

正懶懶走向伯利恆去投胎降生？

德國數學家、文化歷史學家弗羅貝尼烏斯在那一時期也有論著問世。他也認為文化和文明猶如生物的機體一樣運作，在其發展過程中帶有某種不可逆轉的必然性，這一點與斯賓格勒和葉芝的觀點很相似。不過他是非洲學家和人類學家，所以在他的研究中既包括高級文明，也包括原始文化。他把人類文化的發展進程劃分為三個獨具特色的偉大階段。

第 1 個階段是原始覓食社會、遊獵社會和種植社會。在這一階段，文字尚未出現，社會文化多種多樣。這一階段從人類出現在地球的物種花名冊起就開始了，在有的地方甚至延續到了現在。第 2 個階段大前 3500年開始算起，這個階段有文獻記載，而且很復雜，堪稱“文化裡程碑”—

首先是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化，隨後是希臘和羅馬文化，中國、印度和日本文化，中南美洲文化，波斯和阿拉伯文化以及中世紀和近現代的歐洲文化。第 3 個階段是一個具有美好前景的時代，這是一個預示著黎明即將到來的全球化時代。弗羅貝尼烏斯認為這是人類文化的後一個歷史階段，不過這個後階段也許會長達幾萬年之久。

換言之，在他看來，斯賓格勒和葉芝所闡釋的西方文化的後一個輪回，將會是一個沒有國界和限制的偉大時刻的開端。的確如此，此前所有孤立的文化將會在這個偉大時刻邂逅，但這絕不意味著西方霸權的隕落，而是標志著人類的一個新的開端，人類以西方人創造的科學和機器為載體，次團結在了一起，如果缺少了科學和機器的支持，我們將不可能抵達這個階段。

然而，斯賓格勒僅僅把目光局限在了陰暗面，這使得他的觀點顯得孤掌難鳴。在斯賓格勒的眼裡，科學和機器是西方人思想狀況的表現，而非西方人卻把它們視為摧毀西方文化的武器。這無異於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等到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終實現，科學和工業將停滯不前，人們將失去這兩方面的能力甚至興趣。由此而引發的是科學技術的衰落，人們又將回到形形色色的地方性文化風格而非全球化的風格，所謂的文明歐洲的偉大時代和未來世界的光明前景隻會成為一個破碎的夢。與之截然相反，就像其前輩尼采一樣，弗羅貝尼烏斯認為，人類正處在由地方特色的文化向全新的未來文化轉變的階段，這種全新的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創造力和洞悉力，而這個轉變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不可逆轉的突破。坦白地說，我更傾向於後者的觀點，因為我在斯賓格勒的觀點中找不到絲毫令人欣慰的東西……

無論如何，我們今天終於還是達成了共識，即我們正在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迫切需要智慧的時代。這種智慧屬於閱歷豐富的老者，而不是富有詩意、想入非非的年輕人。這種智慧不管老幼都會被其同化，成為當中的一分子。此外，假如把思維定格在宗教領域，我們就會明白，以往任何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偉大文化在當今社會都處於極度混亂的狀態之中，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曾經被當作基石的一切現在卻顯得搖搖欲墜。

然而，一股巨大的宗教狂熱和宗教騷動在年輕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當中備受青睞。這種狂熱帶有極強的神話色彩。那些常被大家提及的導師來自被西方文明評判為落後地區的人，是那些采用與我們現代科技相比顯得原始而古老的模式思維的人。印度的古魯A、日本的禪師、中國西藏的喇嘛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同樣，中國的占卜類書籍也比西方的哲學著作暢銷得多。然而，與暢銷的占卜類書籍相比，我們好的心理學家的著作也毫不遜色。其實這本身就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強調內斂、潛修和內心活動正是東方文化魅力的終極秘密。

為何宗教在今天會有如此尷尬處境？我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的境遇中找到了一個富有啟發性的類比。在 19 世紀末，大約 19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野牛在漸漸消失。距今大約 150 年的時候，北美大平原地帶要鋪設鐵路干線，大量野牛屠宰者大肆殺戮，為新的火車世界開路。交通便利了，大批的人口從密西西比河流域向西遷移，他們主要從事小麥種植業。屠殺野牛的另一目的是剝奪印第安人主要的食物來源，一旦野牛不復存在，印第安人終會屈服於白人，去規劃的保留地中生活。這個貌似進步的舉措對印第安人來說是滅頂之災。此後，印第安人以內斂的方式開啟了一種全新的信仰，以求得心靈的皈依。很快，這個信仰在西部印第安人當中得到廣泛接受，相當流行。

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與原始狩獵先民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以宗教維持的社會秩序中，人和能為自己提供食物來源的動物之間的關繫是核心、關鍵的。因此，隨著野牛的消失，黏合這個民族的像征不復存在。印第安人的信仰在 10 年間沉澱並凝固在了歷史長河中，而來自南面墨西哥的異域宗教卻從此在印第安人中肩負起了救贖心靈的重擔。諸多已出版的書目都明確描述了這些信徒在布道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大家如何聚集在一個特定的地點，祈禱、吟唱聖歌、享受聖餐，然後體驗幻覺，並在自我中尋找現實社會無法滿足的心理需要，即神聖的意像給予他們深層心理的安全感，並賦予他們的生命以簡單易懂的意義。

活的神話像征重要的意義在於喚醒並引導生命的能量。這一像征是釋放和指引能量的符號。它不但能像他們現在所說的那樣激活人，使人覺醒，而且能引導人，使人沿著這條路勇往直前。這一像征使你具有某方面的能力，而這一能力會引導你投身到社會群體的生活和意向中。但是，如果社會群體提供的像征不再起作用，而那些仍在起作用的像征也不再為這一群體所擁有，那麼，單獨的個體就會像一盤散沙，孤立且迷茫，這時我們面對的就是像征的病變（pathology of symbol）。

加州大學著名精神病學教授佩裡（John W. Perry）博士把活著的神話像征巧妙地稱為“感動意像”（affffect image）。這個意像與人體的某個感官繫統密切聯繫著。但大腦並非一開始就接受這一意像，並對其作出解釋和分析。相反，一旦被大腦所解讀，就意味著這一意像已經死亡了。一個“感動意像”直接對人體的某個感官繫統起作用，感官繫統受到刺激並作出回應，這時大腦纔會作出與之相關的有意義的評價。作為對外在顯現的意像的回應，某種內在的共鳴便產生了，就像琴弦去回應相同的曲調。因此，社會中任何一個群體一旦聽到了他們的核心像征的召喚，即使相隔天涯，他們的精神世界也會奇跡般地在這個旗幟下實現統一。之所以如此，隻因為他們擁有同一個信仰。

我們不妨問一個問題：《聖經》的像征意義是什麼？《聖經》基於5 000 ～ 6 000 年前古老的蘇美爾人的星像觀察和一個已不合時宜的人類學觀念，其號召力在現在看來顯得是那麼微乎其微。事實上，所謂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根本就與宗教毫無瓜葛，有的僅僅是兩種不同的科學之間的較量&mdas前 4000 年的科學 2000 年的科學。偉大的西方文明曾經自詡是把無垠的宇宙、浩瀚的蒼穹和悠久的歲月納入全人類頭腦中的啟迪者，而偉大的西方文明自己卻裹在一個宗教的襁褓中，而這個宗教竟然是一個擠在狹小的宇宙意像之中的無人不曉的遠古宗教，這難道不算對所謂的西方文明怪異的一個反諷和嘲笑？在古老的瑪雅日歷中，“永世”以64 000 000 年為單位反復循環，這至今都可被輕易證明，以 4 320 000 000 年為一劫（kalpas）的印度文明也不例外。另外，在這些超凡的體繫中，終極的神聖力量既非男性亦非女性，而是超越於各種範疇之外的存在；不是一個高高在上、超凡脫俗的男權神，而是存在於世間萬物之中的無形的力量。也就是說，這個終極的神聖力量並非因為超越現代科學的想像力而難以付諸實踐。

《聖經》裡關於宇宙的意像早已不合時宜，無論是上帝耶和華的一言九鼎或歷代子民的言聽計從，還是法就是來自神的意志且永遠有效這一觀念，都應該放到歷史的垃圾堆裡了。當今世界的社會問前 6 世紀古老的黎凡特社會大相徑庭。社會不是靜止的，服務於一個社會的法規不能同樣也服務於另一個社會。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中的諸多問題在那些刻在石頭上、像行李一樣讓我們背負著的“十誡”中並未提到，而“十誡”在宣布其價值的那一章之後的章節中就已經被忽視了。當代西方的法典並不是一繫列無懈可擊的神聖法令，而是經過周密的策劃和設計，由漏洞百出的官員在國會中草擬而成，法典的主旨是理性地認識社會（當代社會）。現在我們明白了，我們的法律不再帶有神聖性，我們同樣明白了，地球上任何人的法律都從來不帶有神聖性。我們同樣知道了，不管我們敢不敢這樣講，受人崇敬的牧師再也無法在法律和科學面前呼風喚雨、洋洋得意了。即便是牧師扮演的救贖心靈的角色，現在也被科學意義上的心理醫生所代替，事實上，已經有許多牧師開始向心理學家請教怎樣纔能更好地發揮他們的潛能，從而成為優秀的牧師。牧師這種傳統的像征意義的魔力不再起作用了，他們的行為隻會使人感到迷茫困惑。

簡言之，正如北美大平原上突然消失的野牛一般，印第安人不但從此喪失了他們神秘、核心的像征，就連這一像征曾經服務的生活方式也一同消失了。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美好的世界裡，不但公共的宗教像征已失去了權威性，不復存在了，而且這些像征所支撐的生活方式也隨之消失了。野牛的消失使得印第安人變得內斂，而我們危機四伏的世界也有著同樣的趨向：由於經常與東方交流，在具有巨大的潛在危險、有時甚至產生負面效果的內在旅程中，西方世界向內在世界尋找“感動意像”，而這些意像是在當代世俗社會秩序中顯得不合時宜的古老宗教制度無法提供的。

下面我將講述三件個人軼事，來闡明背景，並說明東西方宗教邂逅時出現的一些問題。

件事情發生在大約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博士在紐約做講座，我有幸被邀請聆聽他的繫列講座，地點是哥倫比亞一個小巧別致的禮堂。馬丁·布伯博士個頭不高，卻有著驚人的演講天賦和優雅的談笑風格，這種神秘的力量使得人們把他推上魅力四射的風雲人物的寶座，每周五到六次的講座令人拍案叫絕。其實，英語隻不過是他的第二外語而非母語，他能駕馭得這般爐火純青，尤其是講座如此流暢、精闢，真是令人喫驚。但是隨著講座進行，大約到了第三講的中間，我慢慢地意識到馬丁·布伯博士用的一個詞語超出了我的領悟能力。

這一講座關於《舊約》中上帝選民的歷史，當然也涉及了當代的內容。這個令我費解的詞語就是“上帝”。在他的講座中，“上帝”有時好像是浩瀚蒼宇的創造者，與科學所展現給人們的宇宙不謀而合，有時是《舊約》中無處不在、一人多形的耶和華，有時就是那個與馬丁·布伯博士經常對話的他者。比如，有一次在講座中，他突然停了下來，站在那兒沉思了一會，搖著頭輕聲細語地對我們說：“用第三人稱來稱呼上帝令我很悲痛苦惱。”當我把這件事講給哲學家格肖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博士聽時，他笑了起來，帶著戲弄的神情對我說：“馬丁·布伯博士真的是對宗教信奉得太虔誠了，有時甚至有些過頭了。”

“上帝”一詞在整個講座中含義模糊，變幻莫測，於是我小心翼翼地舉手發問。馬丁·布伯博士停下來關切地問：“有什麼問題嗎？”

“今晚在您的講座中有一個詞很是令我費解。”

“哪個詞？”

“上帝！”我回答說。

他瞪大了眼睛，身子微微向前傾斜著問：“你說你不明白‘上帝’這個詞？”

“我隻是不明白您所說的‘上帝’，”我說，“就在剛纔您還興致勃勃地說上帝隱去了肖像且不再現身人間，然而我剛從印度回來（我的確在前一年到過印度），我發現印度人無時無刻不在與‘上帝’溝通。”

他突然間有些驚愕，舉起雙手，手心朝下，全然一副迷茫的樣子，然後結結巴巴地說：“你的意思是，比較一下……”一名叫雅各布·陶布斯 A 的學生插嘴了，他理直氣壯地說：“不，博士！（這位學生隻想表明博士所講的他已經知道了，現在隻需接著往下講就是了）坎貝爾先生隻想知道您講的‘上帝’是什麼意思。”

馬丁·布伯博士迅速地梳理了一下思路，然後漫不經心地給了我一個與問題風馬牛不相及的答案：“每個人都有自我救贖的獨到途徑。”對馬丁·布伯博士來說，這也許是個好不過的答案了，但對其他人來說真是答非所問，因為東方人壓根兒就沒有被他們的神放逐。終極的神聖力量存在於每一個個體中，它無處不在。它並非外在於其他地方，它就在內心深處，而且從來就沒有任何人與神斷絕聯繫。但是，的困難在於，有些人不懂得怎樣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發現它。如果一個人沒有犯錯，那麼錯誤就不是他的。同樣，問題不在於幾千年前亞當被逐出伊甸園而引發的人類的墮落，也不在於被流放或救贖。這是心理學的問題，並且這一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

這就是我要說的件事。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 3 年之後，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年輕的印度紳士來拜訪我，他虔誠地信奉印度守護神毗濕奴，任印度駐聯合國代表的秘書。他主要想和我討論一些近讀過的海因裡希·齊默爾 B 的關於印度藝術、哲學和宗教的書籍，這些書籍是我多年前編纂的。其實他還想探討一些其他的問題。

“嗯……”，當我們都很放松隨意的時候，他說，“每當我訪問一個新的國家時，都想了解它的宗教。我買了本《聖經》，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我逐頁細讀，但是……”他停了一下，猶豫不決地說：“我在這本書裡根本就找不著什麼宗教！”

這難道不與馬丁·布伯尚未說出的話相對應嗎？一個人的宗教對另一個人來說，根本無宗教可言。

我一方面是在《聖經》思想的熏陶下長大的，另一方面又研究過印度文化，我想自己也許能給他些許幫助。“好吧，”我說，“我能想像得到，如果你一開始就不把這本描寫猶太民族想像出來的歷史當作一種宗教學習，那麼你就不會在《聖經》中期待更多關於宗教的信息了。”

後來，我覺得我更應該把聖經中的《詩篇》介紹給他。但是當我帶著濃厚的印度宗教色彩來重新審視聖歌時，我很慶幸自己並沒有那樣做。因為《詩篇》的中心主題幾乎毫無例外地頌揚在上帝庇護下的歌者的美德，或是抱怨上帝沒能向他正直的僕人伸出援助之手。上帝會“打我一切仇敵的腮骨，敲碎惡人的牙齒”。這些恰恰與印度宗教渲染的宗教感情針鋒相對。

在東方文化裡，終極的神聖力量超越了人類思想和情感的極限，超越了任何形式的表現，也完全超越了任何一個慈悲的或者憤怒的人格觀念—選擇某個民族高於其他民族，偏袒保護那些虔誠的信徒們，鞭撻詆毀那些無神論者或是所謂的異教徒們。這種神人同性同形的屬性，賦予人的情感和思想以超越思想的神秘力量，在印度人看來，這是一種兒童的宗教信仰，真正意義上針對成人的教義的關鍵是，神秘是超越範疇、超越名字和形式、超越情感和思想的，這是一個人自身存在的基礎。

博學的婆羅門阿魯尼（Brahmin Aruni）在對兒子的諄諄教誨中對這種認識進行了確切的闡述，這些至理明言記載在前 8 世紀的《歌者奧義書》（Chāndogya Upanisbad）中：“我親愛的兒子啊，你就是它。”這裡的“你”既不是那個可以被呼名喚姓的你，也不是那個朋友認識並牽掛的你，也不是會生老病死的肉體凡胎的你。這裡的“你”也不隻是“它”，“不會是它，不會是它”。隻有當肉身的“你”抹去自身珍惜和執著的一切，“你”纔會到達體驗與存在合一的邊緣，而作為非存在者的存在是超越所有事物的“無的存在”。存在是這個世界上前所未有、前所未見、前所未想的。例如，神不是作為被人格化的眾神或上帝而受到崇拜的。正如我們在偉大的與《歌者奧義書》同時期的《廣林奧義書》（B·rhadāranyaka Upanishad）中讀到的一段文字：

那些人們說：“信奉這個神！信奉那個神！”神一個接一個，其實所有這些都是他所創造的！他自己纔是所有這些神……他進入我們的宇宙，甚至進入我們的指甲裡，就像剃刀在剃刀盒裡，或者火在木柴中。人是看不到神的，因為一旦被看到，神就不完美了。呼吸時，神的名字就是“呼吸”，交談時，神是“聲音”，欣賞時，神是“眼睛”，聆聽時，神是“耳朵”，思考時，神是“大腦”：這些隻是神行為的名字而已。無論誰信奉這其中的哪一個—都不知道，因為他在任何一個之中都是不完美的。

人應該崇拜他自身，因為人是神的集大成者。人自身就是神的寫照和詮釋，人認識神就像循著足跡找到丟失的牲畜一樣。

我依然記得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發表的關於日本禪宗的精彩演講，開頭部分就是神、人、自然三者在東西方社會的不同詮釋，令人難以忘懷。他首先從評論《聖經》中自亞當墮落以來的人類情境入手，他說：“西方社會的人與上帝對立，自然與上帝對立，同時人與自然對立，神造的人、神創的自然與這個造物主本身現在打得不可開交。”隨後他又談起了東方，他說：“自然是我們從中誕生並成為我們終歸宿的母體。”“自然基於自身而創造了人，而人不能在自然之外。”“我在自然之中，自然在我之中。”他繼續說，作為存在，上帝被理解為先於創造，“在上帝之中，既沒有人也沒有自然。”“當被賦予了名字，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人與自然出現，我們自己被困在了抽像概念的迷宮中。”

在西方，我們已經命名了自己的上帝。更準確地說，我們已經擁有了被命名的上帝，那是在一本書中被命名的上帝，而這本書來自不同於我們的時空。我們學會了不僅要相信這一形而上學的虛構是存在的，而且還要相信我們的生活也隻有基於此纔能夠形成。然而在偉大的東方，情況卻大相徑庭，人們重視體驗，尤其是自身的體驗，而不是信仰其他人。在那裡所教授的各種學科都是關於如何獲得正確的體驗，更深地將自己與每個人都知道的神聖合二為一—同一，並且超越同一，隨後達到超驗。

佛陀（Buddha）這個詞的大意是“覺悟，一個覺醒的人，或某個大知大覺的人”。此詞源於梵文中動詞詞根“budh”，層意思是“深測、測量到深處”，第二層意思是“洞悉、理解、蘇醒”。佛陀不是那個意識到與肉體達到同一，而是與肉體的覺醒者達到同一的人；也不是與思想的同一，而是與思想者的同一，也就是說，與意識的同一。佛陀之所以是佛陀，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來自喚醒意識的強大力量，就像燈泡的價值來自它照明的力量。燈泡核心的部分不是燈絲，也不是外層的玻璃殼，而是這些燈泡將要產生的光明。同樣，每個人核心的部分不是肉體，也不是神經，而是通過它們閃耀著的人性光輝的意識。一旦一個人不是為了保護燈泡而活著，而是為了使燈泡發光發熱，那麼他就達到佛陀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