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笛卡爾式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是胡塞爾（Husserl）被為廣泛閱讀的著作，這一點並不令人喫驚。該書短小簡潔，平裝本隨處可得，而它的副標題—“現像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則向我們允諾了現像學的可通達性。然而，作為這樣一部導論性的著作，它必須被判定為一次令人沮喪的失敗。為惹眼的是，雖然胡塞爾在寫作此書時已經發展出一套專門術語來表達他的哲學，這些術語在《沉思》中也反復地被使用，但他通常並不勤於向讀者解釋它們的意義。此外，該書的言簡意賅事實上也影響了它的可通達性。因為胡塞爾的哲學精深復雜而又涉及廣泛，它的各個部分交錯銜接而密切關聯。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即使他在文本中僅僅著力於關注幾個基本問題，他也仍然不得不反復提及其思想的其他方面，而這些方面又沒有進行專門的論述。這種情形在胡塞爾這裡尤其令人難過，因為他的哲學的重要的、能給人以深刻印像的方面之一就是他在分析特定主題時所孜孜以求的深度。隻有在後那篇專門探討一個單獨主題的沉思中，讀者纔得以對胡塞爾著作所普遍具有的深刻性特征窺得一斑。甚至拋開所有這些因素，《笛卡爾式的沉思》也遠遠不盡如人意。胡塞爾畢生都在為有效地向公眾引介現像學這個問題而殫精竭慮。因為他堅信，不僅現像學是哲學研究的真正出路，而且投身於現像學也需要哲學家本人的決斷，正如他在某一處所說的，這種決斷類似於宗教的皈依（Crisis，140［137］）。因此，胡塞爾一再地為引導讀者做出這種決斷的方式而煩心焦慮。《笛卡爾式的沉思》的篇沉思的表述並不能說是他的方式之一。但至少基於這些原因，一本關於此書的指南可能會被證明是有用的。由於《笛卡爾式的沉思》自身的不足，我在寫作這本指南的過程中不得不反復提及胡塞爾的其他著作，以此來充實《沉思》中頻繁出現的難以令人滿意的表述。唯有如此，這本關於《笛卡爾式的沉思》的導論纔能成為胡塞爾曾對《沉思》本身所期望的那個樣子：它應該是關於一般的先驗現像學的適宜的導論。
撰寫這本關於《笛卡爾式的沉思》的導論性著作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它是胡塞爾成熟時期的一部著作。它寫於1929年，距離胡塞爾79歲的逝世之期還不足十年。這也構成了一個理由，至少對於英語世界的讀者來說如此，因為在主宰那個世界的所謂哲學的“分析傳統”中，大多數關於胡塞爾著作的討論都聚焦於其早期哲學。這主要是因為，在20世紀初期胡塞爾變成了一名觀念論者，這一哲學立場是為絕大多數的“分析哲學家”所根本不容的，稍後我們將看到這一點。因此，胡塞爾在這個時期之後的工作都遭到了冷遇。這既是不幸的，亦是愚蠢的。之所以愚蠢，是因為胡塞爾在其中期、晚期所不得不說的大量內容都可以獨立於那個形而上學問題而予以評價。之所以不幸，是因為許多哲學家的思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流逝而極易變得深奧復雜，胡塞爾就是其中之一。雖然有時候我會就胡塞爾立場並未發生本質改變的某些問題而談及他的早期著作，但是，本書無疑是他成熟哲學的導論：如他所稱的先驗現像學的導論。
《笛卡爾式的沉思》是胡塞爾在巴黎，更確切地說是在索邦大學的笛卡爾階梯教室（Sorbonne’s Amphithéâtre Descartes）（用德文）做的兩篇演說的擴充版。雖然胡塞爾這些演說的擴充版的法文譯本在1931年就已經付梓出版，但是德文版本卻並沒有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問世。這是因為，胡塞爾在與助手歐根·芬克（Eugen Fink）的合作中，隨著他繼續研究這些演說，他所設想的擴充演說的計劃進一步深化，他要撰寫一部能夠全面徹底闡述其哲學的鴻篇巨制。在1930年，當胡塞爾說它“將是我畢生的主要著作”，待它完成之日，他將能夠“平靜地死去”時，他所指的就是這部已經計劃好的著作（Schuhmann 1977，p.361）。然而，不久以後，他便放棄了這項計劃，轉而集中精力撰寫另外一部泱泱巨著，從而為其哲學提供一種迥然不同的導論。然而，後來的這部著作尚未完成，胡塞爾便於1938年與世長辭了。不過，在他去世後，大量尚存的手稿被編輯出版為《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像學》（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通常被簡稱為《危機》（The Crisis）。這是一段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緊張積極的哲學生涯的後一枚碩果。
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於1859年4月8日出生於摩拉維亞（Moravia）的普魯斯尼茨（Prossnitz）（今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的普羅斯捷約夫［Prostejov］）。在中學時期，他的數學成績就十分優異，數學也成為他在大學期間攻讀的專業（在學習了三個學期的天文學之後）。他初去了萊比錫大學（University of Leipzig），在那裡通過參加一些哲學講座而與威爾海姆·馮特（Wilhelm Wundt）有了短暫的接觸。在萊比錫期間，他成為托馬斯·馬塞瑞克（Thomas Masaryk）的密友，後者後來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的首位總統，而在當時，他隻是維也納大學（Vienna）哲學繫弗朗茲·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的一名學生。1878年，胡塞爾轉入柏林大學（University of Berlin），師從數學家魏爾斯特拉斯（Weierstrass）和克羅耐克（Kronecker）。胡塞爾證實，正是前者“喚起了我對數學的根本依據的興趣”，從他那裡，胡塞爾獲得了“我的科學進取的氣質”（Schuhmann 1977，7）。1881年胡塞爾轉入維也納大學，他的朋友馬塞瑞克仍然住在那裡。雖然胡塞爾起初仍然繼續從事著他的數學研究，並且提交了一篇數學博士論文，但是，他也參加了布倫塔諾主持的哲學課程，正是布倫塔諾首次使他堅信，哲學也能夠按照“非常嚴格的科學”精神來進行（Schuhmann 1977，13）。這使胡塞爾面臨著投身於數學還是哲學的抉擇。他說，終促使他投身於後者的動力“蓄積於勢不可擋的宗教體驗之中”（同上）。於是，胡塞爾參加了更多的由布倫塔諾主持的課程，二人後變得足夠親密以至於胡塞爾與布倫塔諾及其妻子共同度過了為期三個月的暑假。在維也納期間，由於受到馬塞瑞克的影響，胡塞爾細致地研究了《新約》（New Testament）。1886年，他受洗加入了福音（路德）教派。在布倫塔諾的推薦下，胡塞爾終離開維也納而轉到哈勒（Halle）大學，師從哲學心理學家卡爾·施通普夫（Karl Stumpf），於是此人開始對胡塞爾產生巨大的影響。正是在哈勒期間，胡塞爾獲得了他的首個大學聘職。在這個時期，胡塞爾的哲學工作主要聚焦於數學哲學和邏輯學，他的部著作《算術哲學》（Philosophy of Arithmetic）於1891年問世。然而，胡塞爾的哲學視域拓展得十分迅速，在19世紀90年代末，他出版了洋洋巨著《邏輯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這是他部舉世公認的經典之作，其涵蓋範圍遠遠超過了書名之所及，正是在該書中，胡塞爾本人看到了現像學的“突破”（正如他在該書的第二版前言中所指出的）。
《邏輯研究》發表後不久，胡塞爾就轉到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接受了該校哲學繫的一個教席。
在新世紀之初，胡塞爾陷入了一場深刻的哲學危機之中，盡管發表了《邏輯研究》，但他仍然對難以為人類關於知識的主張提供任何正當的辯護而深感絕望。他竭力擺脫這一認識論窘境的結果，成為他的哲學生涯中決定意義的轉折點：他變成了一名觀念論者，信奉他所尊崇的“先驗”觀點。我們在本書中所主要關注的，正是胡塞爾在其哲學生涯的這個轉折點之後所鑽研的哲學，而《笛卡爾式的沉思》正是這一哲學的成熟表達。在20世紀的前十年，胡塞爾沒有發表任何著作，但是，他新發現的哲學視野從這時起已經在他的課程中初現端倪，引人注目的可能當屬1907年的“五次講課”（Five Lectures）了—今天以《現像學的觀念》（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為題出版，同時還有一繫列相關的演說—今天以《事物與空間》（Thing and Space）為題出版。從這個階段開始，胡塞爾也首次開始對我們的時間意識的本質進行不懈的研究，這個主題可能會耗盡其畢生的精力。1911年，他在《邏各斯》（Logos）雜志發表了題為“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一文，這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宣言的性質。然而，直到1913年，胡塞爾的部全面詳盡地表達他現在所稱為的“先驗現像學”的著作纔與世人見面：這本書的題目讓人望而生畏—《純粹現像學和現像學哲學的觀念（卷）》（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c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Book one），即我們熟知的“《觀念Ⅰ》”。這是胡塞爾的成熟哲學的首次主要表述。從那時起直至去世，胡塞爾的思想在方向上並沒有更多根本的變化，有的隻是他對他自己認為的哲學真正路徑的日益深入的探求。在此期間，《觀念》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也在深思熟慮之中，而且絕大部分已經訴諸筆端，但是它們並沒有在胡塞爾在世期間出版。事實上，除了一兩篇文章之外，直至1920年代末，胡塞爾沒有發表任何作品。然而，正如他的手稿所表明的，這個階段（事實上，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他去世之前不久）是胡塞爾的一個高強度的哲學活動階段。實際上，在胡塞爾手稿中發現的著作可謂是他所創作的重要的著作，雖然這一點仍存爭議。幸運的是，這些作品在《胡塞爾全集》繫列中逐漸得以重見天日。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向那些負責這項仍在進行中的工作的孜孜不倦的胡塞爾研究者深表感激。
1916年胡塞爾轉到弗賴堡（Freiburg）大學，接受了那裡的哲學教席，雖然在1923年他被邀請接受德國負盛名的柏林大學哲學繫的教席，但他還是留在了弗賴堡，直至去世。1928年胡塞爾退休成為榮譽教授。在弗賴堡大學的教學生涯中，胡塞爾吸引了一大批纔華橫溢的學生，其中，他對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青睞有加，寄予厚望。1927年，兩人聯手為《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現像學”詞條幾易草稿，雖然終的版本幾乎沒有顯示出一點兒海德格爾的影響。一年後，海德格爾接替了胡塞爾的哲學教席，他也出版了一套胡塞爾在此前二十年即胡塞爾的部著作出版十五年之後關於時間意識的著作選集。然而，就在第二年，另外一本書《形式的與先驗的邏輯》（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問世了，胡塞爾用數月的時間就完成了該書。此時，胡塞爾的助手路德維希·蘭德格雷貝（Ludwig Landgrebe）也在負責把胡塞爾的幾篇關於“先驗邏輯”的手稿整理出版。這項計劃是由蘭德格雷貝通過與胡塞爾協商，按照《形式的與先驗的邏輯》來更新並擴充手稿的，它一直持續到胡塞爾逝世。這部著作終以《經驗與判斷》（Experience and Judgment）為題於1939年在布拉格（Prague）出版，然而，承辦的出版社由於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吞並很快就倒閉了。
雖然胡塞爾早在前一世紀就已經皈依了基督教，然而隨著納粹分子勢力的抬頭，作為一名猶太人，胡塞爾的生活變得艱難不堪。由於當地法令，胡塞爾於1933年4月14日被強制休假，驅逐出校。雖然這條法令很快就被廢止，但是胡塞爾，這位真正的日耳曼愛國主義者，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所遭受到的侮辱（Schuhmann 1977，428）。在此之後，他實際上被排斥在了學校生活之外。而且，馬丁·海德格爾此時作為學校校長，也斷絕了與他的所有聯繫。幾年之後，德國政府拒絕允許胡塞爾應邀去巴黎的國際笛卡爾大會做主要發言。1937年8月胡塞爾因患胸膜炎而重病纏身。在彌留的日子裡，他對照顧他的護士說，“我作為一名哲學家而生”，“我也將努力作為一名哲學家而死”（Schuhmann 1977，488）。1938年4月27日5時45分他就這樣地離開了。弗賴堡大學哲學繫僅有一名教員哥哈特·裡特（Gerhard Ritter）參加了在兩天後舉行的胡塞爾遺體的火化儀式。胡塞爾去世以後，他的手稿被梵·布雷達神父（Fr H.L.van Breda）偷偷運出德國，在比利時的盧汶（Leuven，Belgium）他建立了所胡塞爾檔案館，在那裡，分類整理胡塞爾浩繁的哲學遺產。我為惠允參考那裡尚未出版的胡塞爾的資料以及在本書中引用它們而向檔案館以及檔案館主任魯道夫·伯納特教授（Prof.Rudolf Bernet）深表謝意。
——摘自A.D.史密斯《胡塞爾與〈笛卡爾式的沉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