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一章  當代學術視野下的經學

第二章  經學的“經”與“學”

第三章  帝堯與絕地天通

第四章  大禹與九州原理

第五章  飛翔年代：巫教工夫論

第六章  恍惚的倫理：先秦儒家工夫論之源

第七章  殷周之際的紂王與文王：新天命觀的解讀

第八章  對越精神的興起：周公的“制禮作樂”

第九章  陬人之子孔子：仁與族群政治

結語  未濟終焉心縹緲

參考書目

索  引

“原儒”之“原”釋義

*文本選自《原儒》，稍有改動，注釋從略。

楊儒賓

本書探討孔子之前的哲學，書名稱作“原儒”。孔子之前有沒有哲學？孔子之前有沒有儒家？孔子之前有沒有“儒”這樣的身份？儒家的源頭在何處？在目前的學術處境，這些提問仍然容易引發爭議，但既然本書的視角未必為目前學界所熟悉，所以還是不得不稍加些煩瑣的討論。

關鍵的原因之一在於“哲學”是個新興的外來語，作為學科名稱的“哲學”一詞並不是出自中國原有的知識繫統，而是近代西方知識體繫進入中國並影響中國的學術建制的一個概念。這個作為philosophy的東方化身的“哲學”進入中國，取得發言位置之後，雖然纔不過百餘年，它實質上即取得對中國傳統重要知識體繫如經學、子學、玄學、三教等重新定位的作用。在這種重新定位的過程中，何者是哲學？何者不是哲學？什麼叫哲學？這類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即不能不生起。如果依目前學科建制下的“哲學”包含知識論、形上學、倫理學等諸大的類目以作判斷，孔子之前當無“哲學”可言。

但如果依傳統儒家自己建構的思想繫譜，孔子之前有沒有哲學的問題根本不需要提，也無從提起，因為嚴格說來，“哲學”這個概念在儒學的知識光譜中沒有出現，所以在儒家義理的傳承中也沒有位置。既然沒有“哲學”一詞，如何論儒家的哲學傳承？但儒學這個大知識體繫當然有儒學傳承的脈絡，孔子之前有前賢往聖，孔孟之道繼承三代聖王，尤其上承三代之前的堯舜之道，這樣的敘述是被歷代儒者視為自明的。孔子的思想前有所承，他自己也是承認的，《論語》終篇的《堯曰》直可視為儒家版的《傳燈錄》。孔子的孫子子思也說其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準此，在中、西混合語境的前提下，雖然哲學的內涵為何仍有待釐清，但我們如接受“哲學”這個詞語在當代的人文科學的建構中居有、統合一套東、西相關領域的知識，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概念在知識群體的使用中逐漸凝聚成它的本質，像“儒家哲學”這樣的概念基本上已成為學界常使用的語言。因此，我們依義不依語，從儒學的內部考慮，“孔子之前的哲學”之提法當也可以成說。

“原儒”的“原”字也須解說，“原”字意指儒家之原本。“本”字帶有時間的蘊意，也有依據的隱喻，所以“原本”既有歷史義，也有規範義。如果取歷史義的話，“原本”義略同“源頭”義，“原儒”一詞意指探討儒家的時間性源頭。“儒家”是歷史上出現的學派，它由孔子所開創，儒家源頭隻能指向儒家前史的階段，那是孔子之前、諸子百家的分化尚未萌芽的時代。早在《漢書•藝文志》時期，班固論九流十家的起源，他溯源儒家至王官的“司徒之官”，其說已開啟了儒學源頭的議題。20世紀新的學術機制啟動後，歷史意識大彰，章太炎首開儒學之源的議題，後人繼之，儒學之源儼然成了人文科學頗受注目的題目。

但“儒家”一詞如果取規範義的話，它的內涵與起源應當有另外形式的理解，它乃依經學的敘述而成立，無經即無儒家之教。經學的成立是歷史事件，經學的內涵也要在經學史的過程中展開，但由於經學本質上即是規範性的學問，沒有規範即不成為經，所以隻要經的意識一成立，經學的歷史性議題經過“經”這個概念的轉化，它即會指向非歷史性的根源，事實上也就是義理成立的依據。經學作品所述及的儒家傳承往往有歷史敘述的形式，卻帶著非歷史性的內容。如《尚書》所述及的遠古聖王的傳承，這些敘述總有些帶有歷史的知識，如洪水事件、歷像授時事件等等，但這些歷史性事件的形式總和一些非歷史性的意義聯結在一起，如堯、舜的聖之性格，如禪讓的政治的理想性格雲雲。歷代儒者閱讀這些文獻時，不是從文獻學的、歷史學的角度閱讀之，而是跨時間性地、非歷史性地以傾聽經典發聲的方式貼近之。孔子之前已有“六經”，經的意識早已有之，孔子之於“六經”所記載的古聖王，即是信而好古，傾聽其隱語微衷的。此時的“原儒”之“原”即是取其義理根據之義。

孔子是儒學史上關鍵性的人物，更恰當的說法當說他是中國文明史上關鍵性的人物。從許多不同的觀點著眼，我們都可以將中國文明史依孔子的出現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從儒學史的觀點立論，孔子出現於歷史之所以為關鍵，在於它劃分了兩個性質大不相同的時代：一個是孔子之前，“六經”所代表的時代，筆者稱之為經學時代；一個是他之後，由廣義的諸子百家所代表的時代，筆者稱之為子學時代。這兩個性質大不相同的時代在孔子身上完成嫁接轉換的工程。孔子之前的時代精神見於“六經”，“六經”的內容於今視之，成立的年代多有爭議，定本何時成立，甚至是定本該如何定義等等，蓋亦難言。可以確定的是，每部經的定本年代不會一樣，其下限年代也不同，比如《易•繫辭傳》成立的年代當在孔子之後。但經部或經學之名出現的年代和經學內涵出現的年代不一樣，經學內涵和經的意識泯不可分。大體而言，“六經”主干可視為孔子之前的文化傳統的總集，它是三代及之前的文化共同體的具體內容。經的意識何時出現？確切的年代不一定找得到，但大量的道德概念密集地出現於西周，我們不妨將經的意識出現的年代定於西周時期，孔子繼“六經”而興。

孔子之後的時代精神表現則見於諸子百家，諸子百家可擴大解釋，它不隻指向戰國時期的儒、墨、道、法諸學派，它也包含佛教流傳中國以後形成的各宗派。諸子百家承“六經”而發，如《莊子•天下》說的，“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我們把“六經”以及“六經”所述及的遠古時代視為一個段落，稱之為經學時代，它包含“六經”文本成立時期的經的時刻以及“六經”所述及的史前時期的文獻、傳說與神話。孔子之後的義理發展，可稱作子學時期，它包含春秋、戰國時期發生於中土境內的諸子百家思想以及秦漢後因佛教東來引致的長期的三教競合的各派思想。子學時代的思想可溯源於“六經”，“六經”的經學也活躍於子學時代，但其時的道術已為天下裂。孔子的出現可視為子學時代的先聲，也可以視為經學時代的殿軍。

本書溯源導河，九派流通，經學在先，子學繼之。本書設定經學在先，此一設定一方面是歷史的敘述，“六經”先於諸子百家而成立，它的內涵指向道術為天下裂之前的文化總體。但此處的“先”字更指向非歷史意識的模範、典型，或者說“原型”意識，亦即經書中所出現的聖人及其行事，在關鍵性的經的時刻出現後，被稱為文化世界的典型，為爾後一切後續事件所仿效。竊以為“原”表時間義，或表原型義，言各有當，未必矛盾。即使“原”表原型義，任何時代的儒者進入經的世界時，他仍不能不將時代的處境與個人的關懷帶進去。經學的詮釋總是存在性的，它的原型中總有時間的痕跡，時間性中也有原型的依據。

從經學、子學的關繫思考，我們可以說經學時期的道術之展現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基礎，子學時代的百家爭鳴從事的則是深化中國文明精神的事業。子學時代繼經學時代而起，但經學時代從來沒有真正地過去，它的內涵仍會滲透到子學時代的哲人的反思當中；也就是說，從價值體繫的觀點考慮，“經”的上層位階或指導位階從沒消失過，直到20世紀以後纔產生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