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國學叢書》總序
在我看來，不管多變的時局到底怎麼演變，以及兩岸歷史的舞臺場景如何轉換，都不會妨礙海峽對岸的國學研究，總要構成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事實上，無論是就其時間上的起源而言，還是就其空間上的分布而言，這個幅員如此遼闊的文明，都既曾呈現出“滿天星鬥”似的散落，也曾表現出&ldqu一體”式的聚集，這既表征著發展步調與觀念傳播上的落差，也表征著從地理到政治、從風俗到方言上的區隔。也正因為這樣，越是到了晚近這段時間，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學界來看，也都越發重視起儒學乃至國學的地域性問題。
可無論如何，既然“國學”正如我給出的定義那樣，乃屬於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總稱，那麼在這樣的總稱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學流派乃至國學分支，畢竟都並非隻屬於某種“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說，一旦換從另一方面來看，尤其是，換從全球性的宏觀對比來看，那麼，無論是何種地域的國學流派，都顯然在共享著同一批來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負載著這些典籍的同一書寫繫統，以及隱含在這些典籍中的同一價值繫統。
更不要說，受這種價值繫統的點化與浸潤，無論你來到哪個特殊的地域，都不難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發現，那裡在共享著同一個“生活世界”。甚至可以這麼說，這些林林總總、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難得的生活實驗室，來落實那種價值的各種可能性。正因為這樣，無論來到中華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無論是從它的田間還是市井，你都可能發出“似曾相識”的感慨。——這種感慨，當然也能概括我對臺北街市的感受，正因為那表現形態是獨具特色的，它對我本人纔顯得有點“出乎意料”，可說到底它畢竟還是中國式的，於是在細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當然所有的“多樣性”都是可貴的。而進一步說，至少在我這個嗜書如命的人看來，臺灣地區的國學研究就尤其可貴，尤其是由那些桴海遷移的前輩們所做出的研究。
正是因此，我纔更加感佩那些前輩的薪火相傳。雖說餘生也晚，無緣向其中的大多數人當面請益，然而我從他們留下的那些書頁中，還是不僅能讀出他們潛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動情而寫的：“這些前輩終究會表現為‘最後的玫瑰’麼？他們當年的學術努力，終究會被斬斷為無本之木麼？——讀著這些幾乎是‘一生磨一劍’的學術成果，雖然餘生也晚，而跟這些前輩學人緣慳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懷想到，他們當年這般花果飄零，雖然這般奮筆疾書，以圖思緒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內心世界裡，還是有說不出的淒苦猶疑。”
終於，趁著大陸這邊的國學振興，我們可以更成規模地引進那些老先生的相關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話下，這種更加繫統的、按部就班的引進，首先就出於一種親切的“傳承意識”。實際上，即使我們現在所獲得的進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國學高漲，也並非沒有臺灣地區國學的影響在。早在改革開放、邊門乍開的初期，那些從海峽對岸得到的繁體著作，就跟從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樣，都使得我們從中獲得
過新鮮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種學術史的內在線索，都必然表現為承前啟後的“接著講”，那麼也完全可以說，我們也正是在接著臺灣地區國學的線索來講的。
與此同時，現在借著這種集成式的編輯，而對於臺灣地區國學的總體回顧，當然也包含了另一種活躍的“對話意識”。學術研究，作為一種有機增長的話語，其生命力從來都在於不斷的創新，而如此不斷創新的內生動力，又從來都來自“後生”向著“前賢”的反復切磋。也是惟其如此，這些如今靜躺在臺灣圖書館中的著作——它們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對岸再版了——纔不會隻表現為某種歷史的遺跡，而得以加入到整個國學復興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樣不在話下的是，我們還希望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為一種相應的和及時的提醒，那就是在這種&ldqu一體”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細聆聽來自寶島的那個特殊聲部。
最後要說的是，在一方面，我們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歷史目的論”，那麼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後的進程也總會開放向任何“偶然性”，無法再去想像黑格爾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講的：“盡管我們的確屬於‘有限的、會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類，他們也的確屬於‘有限的、會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類，可話說回來，構成了彼此‘主觀間性’的那種‘人心所向’，卻並不是同樣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遞相授受、薪火相傳、永世長存的，由此也便顯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總還有理由去暢想：由作為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總稱的國學——當然也包括臺灣地區國學——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觀間性”，也總還不失為一種歷史的推動力量吧？
劉東
2020 年6 月24 日於浙江大學中西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