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賣點

1.大咖作者口碑之作，暢銷海外十餘年。保羅·約翰遜是世界知名的歷史學家，曾被美國《時代》雜志評為2000年“百大人物”，代表作《知識分子》《摩登時代》。本書是約翰遜的經典作品，曾得到《出版人周刊》《科克斯書評》《華爾街日報》等知名媒體聯合推薦，暢銷海外十餘年，海外讀者好評如潮。

2.短小精悍，精彩紛呈，講述蘇格拉底傳奇的一生。他生長於雅典、深愛著雅典，他向民眾教導知識，還曾為雅典而戰，卻被雅典人審判、定罪，最終被處死……本書以精煉的筆法，描繪蘇格拉底生命的軌跡，概述蘇格拉底是誰以及他的個性、生活、主要思想，展現“哲學化身”蘇格拉底波瀾壯闊的一生。

3.跳出柏拉圖的敘事圍城，還原歷史上真實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究竟是真實的蘇格拉底，還是柏拉圖的傀儡？他所表現的，到底是蘇格拉底的思想，還是柏拉圖的思想？保羅·約翰遜明辨二者差異，去偽存真，挖掘真實鮮活的蘇格拉底。

4.描繪廣闊的城市生活圖景，展現雅典的紛爭與衰落。在描述蘇格拉底的同時，全方位描繪與蘇格拉底交往的人們以及雅典的城市生活圖景，展現雅典這座蘇格拉底摯愛之城的紛爭與衰落。

5.敘事簡潔清晰，可讀性強，適於大眾讀者閱讀。本書沿襲保羅·約翰遜一貫的穩健筆法，以一種大眾容易理解的方式記敘蘇格拉底的生命歷程、探討蘇格拉底的主要思想，文本簡潔精煉，敘事引人入勝。

6.開放式討論引人深思，呈現每個人心中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為何聲稱自己一無所知？他為何會被指控“有罪”？又為何接受了雅典對他的不公正審判？針對種種傳統疑問，本書保持開放式討論的風格，以富於啟發性的闡釋與分析，鼓勵讀者深入思考，幫助讀者讀出自己心中獨一無二的蘇格拉底。

7.專業譯者精心翻譯，譯作精準切當、行文流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郝苑精心翻譯，保留原著行文風格，譯文精準流暢，讓讀者領略世界知名歷史作家的精妙筆法，帶讀者走進蘇格拉底的哲學世界。

編輯推薦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究竟是真實的蘇格拉底，還是柏拉圖的傀儡？雅典為什麼對哲學犯下了第一次罪行？蘇格拉底又是如何與我們產生跨越時空的共鳴的？

    這是一部短小精悍又精彩紛呈的蘇格拉底傳記，它繼承了作者保羅·約翰遜一貫的冷靜穩健、簡潔精煉的寫作風格，以流暢明快的筆調將蘇格拉底一生的故事娓娓道來。

    蘇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生前沒有留下任何著作，後人多是通過柏拉圖和色諾芬對蘇格拉底的描述來認識這位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尤以柏拉圖的敘述為主。然而，正如保羅·約翰遜在本書的開篇犀利地指出的那樣，隨著柏拉圖自身思想的發展和成熟，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逐漸成為一個玩偶，而柏拉圖則是操縱他的口技表演者。如此一來，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所表達的不再是蘇格拉底的哲學，而是柏拉圖的哲學。

    基於這樣的反思，保羅·約翰遜在辯證地利用柏拉圖與色諾芬的資料的基礎上，轉向了它們之外的其他資料，通過爬梳大量關於蘇格拉底的零星記載，深入細致地還原和描繪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更為真實的蘇格拉底，並闡述他的種種言行與思想如何成為整個人類文明的重要基石，時至今日仍然影響和引導著我們。與此同時，作者還對雅典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那裡的人們進行了生動的描摹，呈現了一幅引人入勝的雅典生活廣闊圖景。對於雅典這座蘇格拉底所深愛的城市的描繪，也讓我們更深入地沉浸在蘇格拉底的世界中。

    保羅·約翰遜在寫作這部傳記時，還審慎地運用了開放式討論的風格。雖然他利用大量的文獻資料，考證和描摹了一個更貼近歷史真實的蘇格拉底形像，但是對於有關蘇格拉底的傳統疑問，他仍並未輕易給出定論，而是做出了富於啟發性的闡釋與分析，幫助讀者進行深入思考並形成獨立的見解，不僅描摹了一個我們這一代人的蘇格拉底，還描繪出每個人心目中獨一無二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的“無知之知”

譯後記（節選）

毋庸置疑，蘇格拉底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最偉大的哲學家與思想家之一，然而，正所謂熟知非真知，關於蘇格拉底的生動描繪不少，關於蘇格拉底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卻不多。蘇格拉底一生的言行激起了人們的一繫列疑問與困惑：蘇格拉底何以被德爾斐神諭稱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蘇格拉底這個最有智慧的人為什麼卻主張自己一無所知？蘇格拉底這個主張自身無知的人又為什麼會強調知識與美德的關聯？既然知識與美德存在重要關聯，蘇格拉底何以又會認為美德是無法傳授的？一生都將美德當作自身哲學主要關切的蘇格拉底，何以會被控訴犯下了敗壞雅典青年的罪行？倘若雅典對蘇格拉底的審判是不公正的，蘇格拉底為什麼不選擇逃離雅典，而是坦然接受了這次不公正審判的死刑判決？

應當說，這些疑惑並非僅僅導源於可靠歷史材料的缺乏，這也與蘇格拉底表述自身信念的方法有關。正如王爾德所言，“真理之道乃悖論之道”，蘇格拉底大概是最熟練地使用王爾德所倡導的這種反諷手法的西方哲學家之一。蘇格拉底的反諷手法所產生的種種悖論式的論斷，也為理解他的哲學與人生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克爾凱郭爾就敏銳指出了理解蘇格拉底的困難的關鍵所在。

蘇格拉底所最注重的是他的一生和世界歷史之間的關繫……他沒有著書立說，後世對他評判也就無所憑依；我想像我即使和他生於同世，他也會永遠難以捉摸。他屬於那種我們不能隻看外表的人。外表總是指向一個相異和相反的東西。有的哲學家談論自己的觀點，而在談論中理念本身就會明確地呈現出來。蘇格拉底不是這樣的一個哲學家，他的話總有別的含義。總而言之，他的外在與內在不和諧統一，其實毋寧說他的外在內在總是背道而馳：隻有從這個折射的角度我們纔能理解他。顯而易見，理解蘇格拉底迥異於理解大多數別的人。

這也就意味著，僅僅僵死地依靠一種實證主義式的史料堆積與梳理是完全無法把握到蘇格拉底思想與生存的實質的，歸根到底，蘇格拉底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是要由有經驗和有性格的人來書寫的。如果一個人不是比別人經歷過更偉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釋過去的任何偉大和高尚的事”。憑借豐富的社會經驗、敏銳的批判意識、宏大的智識視野與廣博的學識，著名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所撰寫的這部鏗鏘有力而又生動的《蘇格拉底》，為深入理解蘇格拉底，澄清上述困惑帶來了諸多相當有價值的啟發。

蘇格拉底的著名研究專家格雷戈裡·弗拉斯托主張，蘇格拉底思想的“核心悖論”是他關於無知之知的宣言，也就是說，當蘇格拉底得知德爾斐神諭的內容時，他得出的結論卻是，正是他的無知纔讓他成為當時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根據約翰遜的提示，要對這個悖論形成恰當的理解，就必須參照雅典智識氛圍的歷史語境。

眾所周知，在蘇格拉底一生的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是由伯裡克利來統治雅典的。伯裡克利統治時期的雅典，不僅在文化藝術與商貿經濟領域創造了輝煌的成就，而且在軍事與政治領域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通過領導希臘人粉碎波斯帝國的兩次入侵，創建提洛同盟，雅典在諸多希臘城邦中確立了它的優勢地位。可以認前5世紀的雅典已經成為整個希臘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雅典的統治階層與市民階層無不沉浸於樂觀主義的巔峰之中。

樂觀主義固然可以極大地提升雅典市民的自信，讓他們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城邦的各項建設中，然而，很多事物恐怕都難以擺脫“物極必反”的規律。當雅典的樂觀主義走向極端、偏執與虛妄時，這種樂觀主義對雅典城邦的深遠影響就很難說是正面的。正如丘吉爾對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前普遍流行的樂觀心態所做的評論，“極端的樂觀主義，讓投機事業變得愈加瘋狂……人類能發揮最高的技巧和辛勤，當然是好事，因為這對彼此的利益都有難以計算的好處。可是實際上所取得的成果，遠遠不及所帶來的虛榮、幻覺和貪婪，直到那種帶著光環的外表被破壞得體無完膚”，這種說法也同樣適用於雅典的樂觀主義。這種極端的樂觀主義讓雅典的政治家對自身與斯巴達的軍事實力做出了錯誤的評判，並使雅典在其後發動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走上了衰敗的道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些無知地自信的人表明他們自己不是勇敢，而是瘋狂”。

應當說，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遭遇失敗之前，雅典人毫不動搖地普遍持有這種樂觀自信的政治態度，而這種政治態度也深深影響到了他們認識世界與認識自我的智識態度。蘇格拉底熱衷於與各個階層和行業的雅典人進行交談，在交談的過程中他驚訝地發現，無論是政治家、詩人還是工匠，他們都有一個通病，即總是自以為知道他們自己所不知道的東西。

蘇格拉底明確地認識到自身的無知，而這些人沒有意識到自身的無知，後者的無知更加糟糕，因為把不知道的事物臆想為已知的事物，這恰恰是思想中所犯一切錯誤的重要根源，“唯有這種無知被冠以‘愚妄’之名”。相較之下，“真正的無知是更為有益的，因為真正的無知很可能帶有謙遜、好奇和虛心等特點；而隻具有重復警句、時髦名詞，熟知命題的能力，就沾沾自喜，自以為富有學問，從而把心智塗上一層油漆的外衣，使新思想再也無法進入，這纔是最危險的”。

因此，蘇格拉底比其他雅典人更有智慧的原因在於：蘇格拉底對自身無知的認識，讓他不滿足於現有的知識，他會由於自己的智識困惑而不斷去反思世界與反思人生，而真理的探索恰恰就因這樣的困惑而生。大多數相信自己的看法已經是真理的雅典人就不太可能如此努力地去做這樣的反思，他們難免會將自己的心智封閉在流行的偏見與謊言中而不自知，他們對自己持有的信念越自信，他們就可能離真相或真理越遠。

由此可見，蘇格拉底主張自身無知，並不是像懷疑論者或虛無主義者那樣要否定真理的存在，恰恰相反，他是希望通過揭示普遍存在的無知來培養一種智識上的謙遜品質，以便於讓人類更加積極主動地去追求真理。

這也就意味著，對於蘇格拉底來說，為了通過知識達至真理，“主體必須改變自己、轉換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與自身不同”，“如果認識活動沒有通過主體的改變來做準備、陪伴、配合和完成，它是無法最終給出通向真理的道路的”，因此，通過知識獲取的真理就不是完全與主體無關的客觀真理，而是對主體擁有某種塑造作用的真理。“真理就是讓主體澄明的東西；真理賦予它真福；賦予它靈魂的安寧。簡言之，在真理和通向真理的途中，存在著完成主體自身、完成主體的存在或改變主體形像的某種東西。”

蘇格拉底所倡導的並不僅限於讓主體把握住真理，而且還要通過直言的方式將這些通過認知活動獲得的真理公之於眾。蘇格拉底的直言探討的主要不是技術和能力，而是“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關聯著本質的、基本的說真話實踐。在關心人的領域說真話，就是質疑他們的生活方式，考驗這種生活方式，界定其中哪些可以被鋻別為、被承認為好的，相反，哪些應該被拋棄、被譴責”。

正是依循以上這條思路，蘇格拉底將知識與美德聯繫了起來。為了通過求知獲得真理或真相，一個人就必須擁有謙遜的智識品質，就必須擁有開放豁達的理智德性。反過來說，當一個人接受了真正的知識與真理，那麼他就會改變他封閉於種種幻相的庸常生活方式，消解他原有的傲慢、偏執與狂熱，進而形成理性而又有節制的美德。

蘇格拉底深信，“無人自願作惡”，人們選擇作惡，通常是缺乏知識導致的惡果。倘若缺乏必要的知識，一個人就會誤認為某些惡行有利於自己的真實利益，某些招致自我毀滅的欲望是值得追求和滿足的，某些投機與冒險的愚蠢行為可以從虛幻的宏大敘事中獲取崇高而又輝煌的意義。倘若擁有充分的知識與理性，一個人就會拋棄這些惡行、瘋狂的欲望與投機冒險的行為，逐步形成審慎節制與勇敢公正的精神品質，進而導向一種擁有美德的幸福生活。總之，在蘇格拉底看來，在一個人培育自身美德的過程中，知識與理性發揮了至為重要的作用。

——選自（英）保羅·約翰遜著，郝苑譯《蘇格拉底》，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這本書以令人欽佩的簡潔視角，講述了蘇格拉底非凡的人生，他的影響至今仍是西方思想基礎的核心。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頗有啟發……約翰遜梳理了數個世紀以來稀缺與可疑的資料，對一個中產階級男子展開了一種引人入勝的描述，這個中產階級男子雖然貌不驚人但卻極具魅力，他的思想仍然影響著我們的行動方式，影響著我們對於肉體與靈魂的理解。

——《歷史書俱樂部》（History Book Club）

這是一本極具可讀性的書，它講述了雅典的生活、雅典的政治紛爭和雅典的衰落。約翰遜的敘事如同懸疑小說一樣精彩、令人興奮。

——《圖書館雜志》（Library Journal）

保羅·約翰遜毫不費力地通過他淵博的學識，將這位偉大哲學家的世界演繹得活靈活現。

——《女裝日報》（Women's Wear Daily）

這部明快的傳記輕易就能引起反響，同時它還提供了一種關於蘇格拉底這個人、這個思想家與這個名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完整描繪。

——《索卡洛廣場》（Zócalo Public Square）

一本引人入勝又易讀的哲學書！我一口氣讀完了整本書，我百分百願意將它推薦給任何對這個主題有一點點好奇的人——尤其是之前完全不了解蘇格拉底的人。

——讀者Rob O（來自亞馬遜網）

這本書好極了。讀完它之後，我又讀了幾本關於蘇格拉底的書，得出的結論是，約翰遜正確地對一個復雜的主題進行了簡潔的極具可讀性的闡述。

——讀者bob r（來自亞馬遜網）

約翰遜為蘇格拉底時代的雅典和希臘描繪了一幅清晰而令人興奮的總體圖景。他很好地概述了蘇格拉底是誰以及他的個性，這有助於我們了解他的哲學。此外，約翰遜以一種外行人容易理解的清晰而引人入勝的方式探討了蘇格拉底的主要思想。總而言之，我把這本書推薦給任何希望更多地了解西方哲學之父的人。

——讀者Erez Davidi（來自亞馬遜網）

約翰遜在解讀和闡述蘇格拉底的真實對話的文本與柏拉圖創造性地注入自己的文字和思想的文本之間的差異方面做得很好。從本質上講，柏拉圖早期的文本反映了真正的蘇格拉底對話，而後來的文本則把蘇格拉底當作柏拉圖的傀儡。約翰遜做到了去偽存真，讓讀者對蘇格拉底這個人、他的方法和他的思想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如果你想了解或重溫蘇格拉底的生活、思想和方法，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這是一本流暢而引人入勝的讀物。

——讀者Marilee L. Valkass（來自亞馬遜網）

這本書出自廣受好評的《現代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一書的作者。保羅·約翰遜寫了一篇關於蘇格拉底和他的哲學的簡要概述。他對蘇格拉底的人生和哲學的解釋不僅對哲學繫的學生來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對一般讀者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任何想知道蘇格拉底是如何得出他那句著名格言的人：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我也強烈推薦這本書給任何質疑文化相對主義的人。它已經被添加到我下學期的教學大綱中。

——讀者John T Fielding（來自亞馬遜網）

編者按：本文選自《蘇格拉底》第五章《蘇格拉底與同態報復》，標題為編者自擬。本文闡述了蘇格拉底的正義觀，以及蘇格拉底對“以牙還牙”的同態報復的堅決反對。

蘇格拉底：倘若你知道一件事是錯誤的，就永遠也不要去做這件事

在《理想國》的第一卷中，蘇格拉底與智術師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us）就“什麼是公正？”這個問題給出的回答展開了爭辯。色拉敘馬霍斯的回答是：“公正就是強者的利益。”他說，在每個社會中，界定公正或不公正的規則是由統治的精英，即社會中最強大的那部分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確定的。蘇格拉底並不接受這一點，但他沒有給出自己的答案，第一卷在沒有得出結論的情況下結束。在第二卷中，蘇格拉底不再是他自己，而是變成了柏拉圖的蘇格拉底。但我們在這個地方與其他地方了解到的是，蘇格拉底認為，每個問題都應當根據它的是非曲直來加以判斷，有道德的人不難區分公正與不公正。他反復用或許是最堅定的語言表明，公正地行動優先於所有其他的考慮要素。蘇格拉底說，最好是忍受任何事情，甚至是忍受死亡，而不是做出不公正的行為。他在《申辯篇》中說道：“倘若一個人擁有任何價值，除了公正的行為，他無論如何都不會重視其他任何考慮要素—甚至不會重視生命本身。當他行動時，重要的僅僅是，他的行動是公正的還是不公正的，這是好人的行為還是壞人的行為。”蘇格拉底對公正行為的最高權威的強調被人們廣泛接受，在蘇格拉底兩代之後的伊索克拉底在《泛雅典娜節獻詞》（Panathenaicus）中的如下堅定陳述就表明了這一點：“違背正義而贏得的勝利比在道德上公正的失敗更受人鄙視。”

顯而易見，蘇格拉底關切的並不是抽像的正義。他關切的始終是實踐行為。正如色拉敘馬霍斯所暗示的，蘇格拉底那個時代的希臘人所持有的一個常見觀點是，公正通常是一種私利的形式。當被問及“公正是什麼？”的時候，一個希臘人會回答說：“一個人對他的朋友做好事，對他的敵人做壞事。”蘇格拉底不會持有這樣的解答。“一個公正的人既對他的朋友做好事，但肯定也對那些傷害過他的人做好事，並由此設法將敵人轉化為朋友。”這個觀點以多種版本出現，這個主題始終是讓惡回歸善。這就接近於基督那個“轉過另一邊臉頰”的建議。蘇格拉底在《克力同篇》中清楚地說道：“作惡、以惡報惡，或者當我們遭遇邪惡時通過反過來作惡而保護我們自身，這些永遠都不是正確的做法。”恰恰是這個清晰的觀點，標志著蘇格拉底在這個地方背棄了任何偽裝中與任何處境下的道德相對主義，並且堅定地選擇了道德絕對主義。倘若你知道一件事是錯誤的，就永遠也不要去做這件事。

這種行事準則導致蘇格拉底跨越了另一個歷史上重要的道德分水嶺，並完全否定了由個人和城邦尊奉的最根深蒂固的希臘行為準則之一——同態報復法。當然，同態報復並非希臘所獨有。對於絕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源自野蠻部落制的社會來說，這都是常見的，而同態報復也謹慎地摸索出了諸多變得文明的模式。在希伯來的《出埃及記》，緊跟第20章的內容是，上帝對摩西與以色列人給出了十誡—它們似乎在許多社會（即便不是絕大多數社會）中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隨後的那一章則針對打鬥中傷害孕婦的情況，以嚴厲的方式制定了同態報復法（《出埃及記》21：23—25）：“若有別的傷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我們不知道《出埃及記》這本書是何時編撰的，但有一個理論認為前700年左右，這就讓這本書的編撰者成為希臘詩人赫西俄德的同時代人，而赫西俄德是僅次於荷馬的道德導師。赫西俄德比《出埃及記》走得更遠：“倘若一個敵人開始說或做對你有傷害的某件事，你肯定必須要對他雙倍奉還。”這比希伯來的聖賢擁有更強的報復心理，後者僅僅要求以一隻眼來還一隻眼，而不是以兩隻眼來還一隻眼：這種做法將會是錯誤的。

蘇格拉底堅決反對同態報復的整個理論與實踐。在《克力同篇》中，他規定了他的這個命令的五個原則。我們永遠不應當做不公正的事。因此我們永遠不應當以不公正的方式進行回報。我們永遠不應當對任何人做壞事。因此我們永遠不應當以惡報惡。對一個人作惡，無異於以不公正的方式行動。蘇格拉底完全意識到就其重要的本質而言，他拒斥了希臘傳統的道德與公正。因為在他宣布他的五個原則之後，他立即補充說：“幾乎沒有人相信或將會相信這些原則。在確實相信的人與並不相信的人之間不可能存在任何共同的基礎。每一方都覺得自己在鄙視另一方。”

蘇格拉底的這個立場是在同態報復問題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具有鮮明而又直接的重要性時被人們接受前431年，歐裡庇得斯為他的《美狄亞》（Medea）做好了準備。蘇格拉底幾乎肯定在觀眾之中。這部令人驚駭的戲劇是一個以正義之名實施復仇的故事。美狄亞的所作所為與她所遭受的痛苦是完全不相稱的，歐裡庇得斯要證明的一個論點或許恰恰是，倘若同態報復（或復仇）被接受為公正的原則，那麼相當難以在實踐中確保報復可以與冒犯相對應。美狄亞說過，她所實施的是“在神的幫助下的公正回報”，但她事後承認，她“敢於去做最不虔誠的事情”。“不虔誠”這個詞是重要的，因為它表達的暗示是，“公正的報復”這整個概念或許是不虔誠的。我們知道，蘇格拉底至少在歐裡庇得斯的一部戲劇中對他做出了幫助——“修補了這部戲劇”。或許是蘇格拉底說服了這位詩人在《美狄亞》中插入這行文字。

接下來在四年之後，這整個問題以最驚人的方式在戰爭與政治的現實世界中發生。雅典人不得不決定如何處置米蒂利尼，它是萊斯博斯島的主要城市，這個城市背叛了雅典人。它在當時已經為雅典的軍隊所占據。懲罰問題被交付雅典的公民大會討論。這些城市在激烈的戰爭中往往是毫不留情的。斯巴達人與雅典人或許會殘酷地實施在他們看來是公正的懲罰。在西斯提亞、米洛斯、斯基奧涅與托羅尼這四個例證中發生的實際情況，或許會被我們稱為種族滅絕。但這些大屠殺是由軍隊的指揮官根據他們自身的權威而執行前427年，雅典的民主公民大會經過充分的辯論之後接受了這個決定。由於蠱惑民心的政客克裡昂的華麗言辭，公民大會通過了這樣一個決議，它命令指揮官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處決米蒂利尼的所有成年男性，並將那裡所有的女人和小孩都賣為奴隸。

這種經過民主辯論的斬草除根或種族滅絕的動議，在希臘的歷史或就我所知的任何歷史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它顯然讓大多數人感到稱心滿意。但它必定讓包括蘇格拉底（我假定他當時也在場）在內的少數人感到震驚。我願意認為—事實上，我很肯定—他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產生了影響。在投票之後，克裡昂馬上就派遣了一艘船去米蒂利尼，將公民大會的決定帶給指揮的將軍，並指示他在公民大會可能進行重新考慮之前就執行這個決定。而公民大會確實進行了重新的考慮。溫和派在經過一個晚上焦慮不安的討論（我假定蘇格拉底參與了這次討論）之後，他們的領袖狄奧多圖斯（Diodotus）第二天呼吁公民大會撤銷他們的決定。他的論據絕大多數都是注重實際的。他說，恰恰是米蒂利尼的寡頭政府，而不是平民下達了這次叛亂的命令。絕大多數民眾都站在雅典這一邊，並迫使這座城市向如今占據該城市的雅典軍隊投降。在懲罰寡頭執政者的同時去懲罰民眾，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有罪的是寡頭執政者，而平民是無辜的，他們實際上站在雅典這一邊。這種不公正會被雅典所有的同盟者與殖民地注意到。狄奧多圖斯說：“我認為，對於帝國來說，寧可讓我們自己承受不公正的對待，也不要去消滅那些我們不應當去消滅的人，不管這麼做有多麼正當。”最後這句話揭示了一種蘇格拉底式的思想，人們從這種權宜之計的一般性論證中就可以看到這種思想，這讓我相信，狄奧多圖斯容許自己至少部分地接受這位哲學家的指引。他並沒有走得那麼遠，以至於拒絕將同態報復作為公正的原則：狄奧多圖斯還是想要贏得投票的。他做到了這一點。決議被撤銷了，他們立即派遣了一艘快速的三層劃槳戰船去米蒂利尼撤銷對將軍的指令。幸運的是，這艘戰船及時抵達，雅典與雅典民眾的聲譽得到了保全。

我們在這裡擁有的是這樣一段經歷，蘇格拉底的觀點在這時被直接應用於公眾的活動之中，而不是緩慢地經過數代人之後纔成為全體的共識。我們擁有堅定的理由來相信，蘇格拉底的私人干預為確保這個結果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來自神的聲音或許阻止了他成為政治家，但這並沒有禁止他設法以真正的正義之名來影響政治決議，而這種真正的正義對立於前5世紀中葉希臘社會標準規範的虛假正義。

蘇格拉底對同態報復的拒斥是他的哲學生活最重要的實踐活動。它同樣是哲學史中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對此的最佳討論是格雷戈裡·弗拉斯托的《蘇格拉底》的第7章（我強烈建議讀者倘若有時間，就去細讀這部論著）。蘇格拉底所論證的立場特別強硬。它是最嚴格的道德絕對主義。他所說的實際上是：倘若你對其他的某個人做了某件壞事，更不用說對許多人做了某件壞事，那麼不僅這件事本身如此糟糕，而且對你來說也是如此糟糕，以至於它實現的任何好處都不可能補償這種惡。這件壞事或許贏得了一場勝利乃至贏得了一場戰爭；或許為你帶來了你所珍視的一切，為你帶來了快樂、舒適、安全與長壽；或許激起了你的愛人、你的家人與朋友的贊譽；或許就像你所認為的那樣，對於他們的自我保存與你自己的自我保存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倘若這是錯誤的，那麼你就不可以去做這樣的事。即便它會幫助你贏得整個世界，你也不可以去這麼做。倘若你隻有通過對其他人作惡纔可以保持自己的生命，那麼你的生活本身就會是不值得過的。

這是一個艱難的學說，毫不奇怪，在過去兩千五百年的時間裡，這個世界的人們通常會發現難以遵循這個學說，即便在原則上接受這個學說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某些證據表明，柏拉圖發現它是艱難的，而大量引文表明，亞裡士多德也不太相信它。他覺得復仇是人性中始終存在的衝動，就像導致復仇的憤怒一樣根深蒂固。事實上，亞裡士多德將憤怒定義為“強加報復性痛苦的願望”。對我作惡，無論如何這都沒有給予我權利來對那個作惡者施加相同的惡行，但這個絕對基本的道德真理對亞裡士多德來說有點難以接受。事實上，蘇格拉底是僅有的一個把握並完全接受以下這個道德準則的希臘人：同態報復、復仇或無論我們選擇如何稱呼它，這種做法都是錯誤的，永遠都不可以接受它或為它辯護。蘇格拉底是第一個明確表述這個公理，並在對抗整個世界的情況下（contra mundum）堅持這個公理的人。

自從蘇格拉底首次制定或發現這個新的道德法則（對立於人的法則的神的法則）以來，不僅政治家、將軍與民主國家（更不用說獨裁政權與君主專制國了）已經無數次地違反了這個法則，而且無數個別的男人與女人在他們的個人行為中也已經無數次地違反了這個法則。例如，倘若我們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就會被迫承認，英國和美國這些自以為是的民主國家，在投身於它們合理地認為具有正義性的戰爭時，針對臭名昭著的敵人，它們有時—某些人或許會說經常—屈從於同態報復的誘惑。不過它們承認這是一種誘惑，它們願意接受對它們的這種做法的批評。即便在當時，關於轟炸德國與日本以及使用原子彈的正確性的爭論就接連不休，自此以後的許多場合下肯定也是如此。這些爭辯之所以發生，是由於蘇格拉底最初的道德啟示以及它隨後對普遍良知的啟發。

——選自（英）保羅·約翰遜著，郝苑譯《蘇格拉底》，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