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部分  經典進路

1. 符合論


2. 融貫論


3. 實用主義


4. 緊縮主義


5. 塔斯基和語義性真理論


6. 小結

第二部分  諸種探究

7. 品味的真理：藝術中的真理


8. 倫理學中的真理


9. 理由


10. 宗教與真理


11. 解釋

注釋

進一步的研究

索引

我們生活在一個真理以及關於真理的知識被嘲笑的時代——甚至連總統都把不受歡迎的真理當作 "假新聞"。因此，由劍橋大學前哲學教授撰寫的關於真理以及真理在其中特別難以捉摸的領域的書，是非常及時的。

《真理》是“思想檔案”繫列的一部，它充分實現了該繫列的目標，即提供“對重大主題的生動而精闢的介紹”。這本書寫得很優雅，讀起來很愉快，而且它對什麼真理是什麼進行了清晰、流暢的常規討論。它對我們如何在所選的三個領域中獲得真理的討論卻更有爭議性。

——Nick Everitt , Truth by Simon Blackburn, Philosophy Now, vol.141 Dec./Jan./2020/2021, pp.50-51

閱讀這本優美、精巧的書的樂趣幾乎是感性的，每一句話都顯得那麼完整，它的展開是那麼機智。布萊克本探討了棘手的哲學問題——真理、正義、信仰、證據、解釋——並在不解開這些結的情況下小心翼翼地解開它們，然後在某些情形中將它們重新打結。這是一次穿越哲學爭論雷區的奇妙之旅。

——史丹利·費什

布萊克本令人欽佩地勾勒出目前在客觀真理這一概念上的戰線，他使所論的主題生動易懂，即使是艱深的部分。布萊克本認為真理是“整個哲學中激動人心和吸引人的問題”，通過風趣和博學，他成功地證明了這一點。

——《出版者周刊》

品味的真理：藝術中的真理

    從這個領域開始可能看起來有些奇怪。品味的問題通常被認為根本沒有真理或謬誤。人們有自己各自的觀點。關於品味和品味上的偏好，一個顯著的事實是，人們在品味和偏好上是不同的。在此領域以及我們將要討論的其他領域中，人們的主觀反應會發生變化，這使得辯護隻有一種真品味的做法變得尷尬。實際上，如果我們能看到某些品味比其他品味更糟糕，因而重新獲得了某種意義的權威與真理，那麼主觀品味與偏好的變化就無關緊要。但是，這一點我們可能也很難辯護。古老的格言“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品味無可爭議——在實踐上是老生常談。當人們的偏好被簡單地全盤接受時，這種想法就深深地嵌入了古典經濟學。沒有一種偏好是可以被低估的，因為它們都不受理性壓力的影響。有些偏好可能有些怪異，但是除非它們侵犯了他人的合法空間（在此情況中，會產生道德上的顧慮），否則沒有一種偏好會因為這一點而更好或更糟。但是，正是這一點使得美學成為應用我們已有討論的合適起點。如果真理能在這種語境下昂首挺胸，那麼，它肯定能在其他語境中（在這裡，正確地理解事物，並且說服其他人也這樣做，這更明顯是重要的）也賓至如歸。

    如果遵循皮爾斯的格言，從人們以及人們的談話開始，那麼我們會發現，事情並不像古老的格言所暗示的那樣直截了當。畢竟，評論的實踐是存在的。存在專業的音樂評論家、文學評論家、戲劇評論家、葡萄酒評論家、食品評論家等等，人們傾聽他們，並且通常尊重他們，即使有時候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我們可能傾向於嘲笑： 也許評論家們是在隨意分發時尚徽章，而他們的觀眾卻勢利地急於展示［這大概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觀點］。但是，在我們嘲笑之前，再仔細看看可能會有好處。幸運的是，評論家們已經對他們自己的程序提供了大量的評論。

    例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位多產的文學評論家，也是一位小說家，沒有把自己刻畫為“狹隘的立法者或嚴格的審查者”，而是刻畫為“學生、詢問者、觀察者、解釋者、積極且勤奮的評論員，其一貫的目標是達到人物塑造的恰當性”。先看個否定性說法，詹姆斯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意大利復興》中對評論家們“發號施令”是合適的這一觀點給出了一個華麗的反駁。他買了一本《佛羅倫薩的清晨》［它是維多利亞時代嚴厲且教條主義的評論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寫的］，並終感動得欣喜若狂：

我真的很享受佛羅倫薩這座美好的古老城市，但現在我從羅斯金先生那裡了解到，這是一種對寬容的令人憤慨的浪費。我應該嘴裡罵罵咧咧地走來走去，我應該拉長著一張三碼長的臉……事實上，相比於人們熟悉的作者嚴厲的風格以及他的教學方式——他把學生推來推去，把他們的頭推向這邊，因為那個敲打他們的指關節，讓他們站在角落裡，以及讓他們抄《聖經》——沒有什麼更滑稽了。

詹姆斯和他的朋友終同意，你可以閱讀一百頁“這類東西”，但別想羅斯金在談論藝術：

在處理那些人們試圖美化生活、而不是無休止地談論其“錯誤”的事情時，再沒有比“圓通”更為人們所需要了。和所有僵化之物休戰是這個地方的法則；這裡的東西就是明智的魅力。古老而嚴厲的道義裁決者為自己辯解，她覺得這不歸她管。這裡的差異不是不公與正義，它們隻是脾氣和觀點的變化。我們沒有處在神學的統治之下。

相比之下，詹姆斯把他為作為學生、解釋者和積極且勤奮的評論員的工作表述為打開“欣賞的大門，和欣賞是享受的大門”的問題。同樣地，艾略特（T.S. Eliot）這樣談論文學評論的實踐：

人們可能認為，這裡是一個安靜的協同勞作的地方。如果評論家要為他的存在辯護，他就應該努力約束自己的個人偏見和怪癖——我們都受其影響——並且在對真判斷的共同追求中，應盡可能多地彌合與其同伴的分歧。

艾略特直言不諱地談論真的判斷，而詹姆斯關於尋找作品的恰當描述的討論有助於我們解析這一點。詹姆斯暗示說，不公正的（unjust）、草率的或粗心的描述是需要避免的陷阱。在這一點上，他無疑是對的，訓練有素的眼睛和耳朵對於新手所容易忽略的區別和細微差異很敏感。對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日益熟悉都能使我們將它“置於”它的傳統中、理解藝術家所面臨的以及或許已經解決的問題、將它置於語境中並進行比較，以及（換句話說）使我們能更機智地思考和談論我們所閱讀的、看到的、聽到的或者甚至品嘗到的東西，而這反過來，正如詹姆斯所承諾的，又增加了我們的享受。如果一開始我們隻是聽到一串作為噪音的音符，那麼然後我們可能會聽到旋律、復調（counterpoint）、調的變化（key shifts），以及諸如哀婉、順從、希望、興奮或平靜等難以名狀的（intangible）特征。

    好的評論家是那些我們在增進理解的訓練中可以信任的人。要扮演這一角色，他們需要一些資質。顯然，他們應該體驗過這一作品，因為在這樣的事情上，我們不能對一些我們根本沒有體驗過的作品（例如，一幅我們從未見過的畫，一段我們從未聽過的音樂，或一本我們從未讀過的書）做出評判。評論家需要處在合適的環境中： 不是炎熱、嘈雜的劇院，不被其他問題分散注意力，而能夠投入他們全部的注意力。他們需要在鍛煉中改進的精致品味。他們需要進行對比以清楚這部作品在同一體裁的作品中的地位。他們需要擺脫偏見或者艾略特所說的有害雜草。我們通常不會相信一個人對其公開承認的敵人，或者（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的直繫親屬的作品所做的評判。（如果他們的孩子在一場戲中表演，那麼他們敏銳的判斷就不再是以分享評判為目標。）至少我們需要得到保證，在我們讓評論家握住我們的手之前，他們已經把這類事物置之腦後了。

    在把這些標記為評論家的美德時，我們追隨的正是休謨的步伐。在闡釋了我們在欣賞藝術作品時通常會遇到的一些缺陷後，休謨描述了避免它們所需要做的事情：

有這樣或那樣的瑕疵，這是人類勞動的普遍性特征。因此，即使在光鮮的時代，對優秀藝術的合理判斷也被發現是非常稀罕的品格。強烈的感覺，與細膩的情感相結合，通過實踐改進，通過比較完善，並且排除一切偏見，隻有這些纔能賦予評論家這一有寶貴的品格。而對此的聯合評判（joint verdict），無論它們是在哪裡找到的，都是對於品味和美的真的標準。

休謨對於找到這樣的評論家並沒有過分樂觀。他也不認為“聯合評判”總是會到來。確實存在一些雙方都無可指責的品味和情感的差異，它們導致了品味上的分歧。他舉了一個例子：

激情澎湃的年輕人，相比於更年長的人（他們通過經營生活和節制激情進行理智的哲學反思從而獲得樂趣），更容易被多情的、溫柔的形像所觸動。二十歲時，奧維德（Ovid）可能是他喜歡的作家，四十歲時可能是賀拉斯（Horace），而五十歲時可能是塔西多（Tacitus）。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盡力進入別人的感情，擺脫那些對我們來說是自然的習性，但這些白費力氣。就像選擇朋友一樣，我們選擇自己喜歡的作家是基於74幽默和性情的一致。歡樂或激情，情感或反思，無論哪一個在我們的脾氣中占主導地位，它都使我們對與我們相似的作家擁有一種特殊的同情。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拋開個人的主觀偏好，接受“共同追求”的事業。威廉·詹姆斯（我們可能還記得）曾談論我們可以接受、確認、證實和確證的觀點，而這使我們的範圍可以擴展成多大成了一個有趣的開放性問題。如果我們仍是時空之內的存在，那麼，對於提取藝術可能給予我們樂趣的過程而言，此問題無關緊要。“古老而嚴厲的道義裁決者”，正義的化身，不必介入。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們不必與不屬於同一社會環境中的人爭論。我們可以舉起帽子，禮貌地從他們身邊走過。

    這是否足以抵擋那些憤世嫉俗者、懷疑論者或相對主義者，他們堅持認為“de gustibus…”（品味無可爭議），在這些領域，不存在真正對真判斷的追求，也沒有純粹是欣賞的東西，有的隻是自欺欺人、欺詐或虛榮心？我們知道，憤世嫉俗者可能會指出主觀偏好的變化以及品味的變革，並且在某些領域（如時尚領域），變革可能是一個緊跟一個，其速度之快以至於看起來對於從一季到下一季的任何兩個時尚人士，不可能存在“聯合評判”［並且這一點毫無疑問存在商業的以及也許是代際的（generational）原因，如果我們考慮到年輕人想要將自己與前面的群體區分開來］。但是，他幾乎無法否認，確實存在著有資質和缺乏資質（disqualifications）的區別。讀過英語版的托爾斯泰後，我可以對他的作品發表評論，但我不能評論俄語原版的美，因為我對這門語言一竅不通。此外，我們知道一些相比我們擁有更精致的、訓練有素的能力的人。近，我聽說斯坦威的一名首席技師去世了。這位技師從幾個小節（bars）裡不僅能分辨出是哪位著名鋼琴家在演奏，而且能分辨出他們使用的是哪一件具體的樂器。就鋼琴或表演的質量，我不會反對他的觀點。對於那些我們所擁有的，但如果別人不向我們指出我們就會錯過的東西，我們常常萬分感激。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說的，它增加了加入到追求大家認可的判斷，以及發現他人也擁有我們的好惡的樂趣。

    然而，盡管這些活動可能令人愉快，憤世嫉俗的人仍然會持續存在。並且，盡管就某件作品的品質以及它的價值與他人達成一致令人開心，但是有什麼理由認為你這樣就越來越接近某種神秘的美學真理呢？幸運的是，目前為止的討論為我們提供了處理這一問題的方法。首先，緊縮主義可以來拯救我們。我相信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是比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更富有想像力和涉獵題材更廣的作曲家，雖然伯恩斯坦也很好。所以，我相信這是真的： 貝多芬是比伯恩斯坦更富有想像力、涉獵題材更廣的作曲家。如果我說出這一觀點並且你同意我的觀點，那麼，你可以用很多方式來表達這一點——“我同意”“對我來說也是如此”“那是對的”“當然”——你可以咕噥式同意，或者（在沒有額外的理論壓力時）你可以說：“那是真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說得更多。我們對於公正的評論家（某個有權威的人，我們可能樂於接受的人）的描述，使我們對這些過程有一個了解。好的評論家可以引導詹姆斯的接受（assimilation）和證實過程，而這就是這一領域中的確認和確證。當我們分享一種觀點時，我們已經接受了它；當我們遇到支持它的事物時，我們就證實了它；並且當我們關於某一觀點發現了足夠的東西，推測它足夠強健以至於可以經得住任何可預想的質疑時，我們就確認和確證了這個觀點。當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是一個好征兆。如果幾代人都在莎士比亞、貝多芬、提香（Titian）或荷馬的作品中發現了許多令他欽佩和驚訝的東西，那麼一個持異議的評論家展示的更多是關於他自身而非關於這些不朽之物的東西。用皮爾斯的話來說，它們的優點“終會得到所有進行探究的人的同意”，其中探究包括對“強烈的感覺，與細膩的情感相結合，通過實踐改進，通過比較完善，並且排除一切偏見”給予應有的關注。

    對部分的討論的這一運用也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皮爾斯建議的要點，即我們不是從無人有過的空想而是從人們以及人們的對話開始（同樣地，我們可以把自己描述為，不是去摘星星，而是關注我們腳下的花朵）。如果我們認為“美學真理”是某種抽像的可能性，它脫離並且超越所有人的應答（responses），超越我們所有的滿足與享受，是一種散布（誰也不知道是如何散布的）於我們宇宙中的事物之間的了無生機的性質，那麼就很難看清區分那些擁有它的事物與那些不擁有它的事物的要點在哪，並且也不可能想出一種這樣做的方法，因為我們不能從任何其他地方出發，而隻能從我們自己的人類本質以及塑造了人類本質的文化和社會出發。關於這一概念的懷疑主義將是對這一“實在論的”或“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完全自然的回應。然而，我們是通過我們的享受和理解，特別是通過賦予人們進入探究或引導他去探究的美德來思考藝術的。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可能窮盡這樣的探究——我們有一個謙虛且高尚的感覺，即即使我們已經盡了努力，我們依然沒有完全理解事物的各個方面。也許還有更多要說的，但是，如果我們已經足夠小心翼翼、富有想像力，並且已經從擁有共同追求的其他人的好觀點中受益，那麼我們就可以合理地相信，我們已經就這個話題做了公正的工作。我們可以提出我們的觀點，這也意味著我們可以斷定它們為真（也許是暫時的並且認識到我們可能是錯的）。

    必須記住，對真理的暫時性判斷與對確定性的教條式斷言不同。我們可以聽從亨利·詹姆斯的警告，不要把古老而嚴厲的道義裁決者、正義的化身請到我們面前。如果我們這麼做了，我們甚至可以承認下述說法有一些真理：“de gustibus…”（品味無可爭議）。這也許是對的，在品味問題上，爭論沒有意義。但是，這不是因為任何觀點都與其他觀點一樣好，而是因為合作與富有想像力的鋻賞，而非爭論，贏得了勝利。與其通過與人爭辯來達成一致，我們更希望用說服的方式，通過展現事物的不同方面讓他們想起那些令人愉快的或激發想像力的類似事物。這不是一個邏輯問題，而是一個引導他人接受我們所認為的恰當反應的問題。這是一個依賴耐心和注意力的過程，就好像教育和學習在其中齊頭並進的給予和接受過程一樣。正如詹姆斯所說的，我們並不處在神學的統治之下。在美學問題上，如果我們粗心大意，或被錯誤地教育，或注意力不集中，或天生不敏感，那麼我們就會得到報應，這正像如果我們在經驗問題上有相應的盲點，那麼我們會得到相應的報應一樣。經驗上的無知意味著做很多事情時的無能，但美學上的失明似乎不那麼重要。我很謹慎地說，情況似乎是這樣的： 可以表明，我們對周遭環境的丑陋熟視無睹，大眾娛樂膚淺與煽情，毫無品味、不體面或愚蠢的消遣對我們狂轟濫炸，這些構成了我們享有體面生活的巨大障礙，就如無知在其他領域所構成的障礙一樣。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名活動家（campaigner）。但是，美學對話相比於比其他對話往往不那麼迫切，並且相比於更世俗的真理，美學真理不那麼具有強制性。

    這一節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考慮了批評的實踐。那麼，藝術實踐自身中的真理呢？存在一種認為藝術家看事物特別真（especially truly）的傳統。有了敏銳的辨別力以及感覺，他們就能察覺事物中某些別人錯過的東西，並且隻要該藝術是成功的，他們就會設法向別人傳達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在《什麼是藝術？》一書中，作為20世紀令人印像深刻的藝術哲學家，科林伍德（R.G. Collingwood）仔細區分了旨在具體的、可預見目標的實踐和藝術本身的實踐。前者包括娛樂，其目的是在觀眾心中喚起某種特定的愉快感覺，如興奮或歡樂，以及魔術，其目的是表達並（也許）驅除具體的感覺，例如在面對困擾人們的疾病時的恐懼或無力。這是手藝，不是藝術，其從業者都是工匠，他們確切地知道自己想要實現什麼，並著手實現它。另一種錯誤觀點認為藝術家擁有特定的情感，他尋求在其他人心中喚起這種情感。這種觀點的問題是，它再一次把藝術納入了手藝中。喚起他人的情感是一個具體的目標，而藝術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但是，根據科林伍德的觀點，這是錯的。相反，表達的重點必須是向我們自己，以及潛在的其他人，明確我們的感受。表達首要的是為了我們自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藝術與增進理解聯繫在一起。隻有當我能夠表達這一感覺，或知道關於這一感覺的一種表達，我纔能理解我的感受。如果我們聽一首舒伯特的歌，那麼我們不僅了解了，舒伯特想讓我們感受到的失去的愛、希望或悲傷，而且還了解了，關於它我們能夠感受到什麼，或者關於它我們將感受到什麼。這一表達消除了沉重感，一種我們感受到的壓抑，而我們的感受本身依然不可名狀。

    然而，柯林伍德並不滿足於用情感表達來描述藝術。還有額外的富有想像力的活動，藝術家必須將其納入作品中，並且觀眾、聽眾或讀者可以從中學到一種“總體活動的想像體驗（imagined experience of total activity）”——科林伍德費了很大力氣去解釋這個短語，但很難說他成功了。它是這樣一種意思： 通過偉大的音樂、藝術或文學向我們打開或展示自己的生命感（sense of life）它還指被足夠糟糕的藝術侮辱或褻瀆的生命感。在他的《自傳》中，科林伍德描述了，在他每天上班的途中他不得不經過肯辛頓的阿爾伯特紀念館時，折磨他的可怕的痛苦。“如跳蚤在背”和“爬行”是他提供的對它僅有的兩種描述。。困難仍然是，如果我們認為某種類型的真理已經展示給我們，那麼我們就面臨這樣的問題，即除非通過聽、看或閱讀作品本身，否則它無法被具體說明（specified）；藝術抵制包裝或解釋。也許好承認，與其說藝術作品向我們揭示了難以言喻的真理，不如說藝術作品讓我們感到異常清新，就像對自然界中美或卓越的體驗一樣。如果我們心情好，那麼在國家美術館或音樂廳中待上一小時，或者閱讀一本偉大的小說一小時，我們就會精神煥發、充滿活力，準備用一種全新的精神面貌去面對這個世俗的世界。這種在理解的基礎上增加不是進一步的命題知識（即對於p的某個替換，知識p），它是在knowhow方面的增加，而知道如何面對這個世界絕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