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前言前言v施韋澤的形像自小就籠罩著我。在我父親的書房裡，在一堆醫療器械中，壁爐架上重要的位置擺放著這位偉大醫生的照片。記得在孩提時，我對施韋澤那嚴厲的面容感到深深的敬畏，尤其是他濃密的胡子和深邃的目光。直到稍年長後，我纔開始認識這張照片下面的文字，但當時還不理解它們的意思：“敬畏生命為我提供了根本的道德原則。”
多年後我搬到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住在一個小書房裡，我仍渾然不知施韋澤就在這個小書房寫下這句話。正是在曼斯菲爾德學院，他發表了主題為“歐洲哲學中關於世界倫理觀的鬥爭”的戴爾繫列講座[1]，後來這些講座公開出版，書名為《文明的衰落與重建》(The Decay and Restoration of Civilization)和《文明與倫理》[Civilization and Ethics，作為《文化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該書標題的中文譯名采用已出版的譯著，參見[法]阿爾貝特·施韋澤：《文化哲學》，陳澤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譯者注第1卷和第2卷]。施韋澤在這個書房撰寫他的德語手稿，隨後在校園另一端的教室裡用法語發表演講。因此，施韋澤首先在曼斯菲爾德學院的學術環境中公開闡述他的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倫理學思想。
在接下來的5年裡，我深入研讀施韋澤的著作，跟隨他的足跡去過歐洲和非洲——還應該補充一點，這期間偶爾有曼斯菲爾德教堂的風琴聲幫助著我(施韋澤本人在1922年到訪時彈奏過這架風琴)。在這個旅程中，施韋澤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同伴和導師。

vi正當我沉浸到施韋澤的思想世界中，那些對他的生活和思想的大量誤解越來越令我感到沮喪——必須說的是，那些誤解持續地塑造了對施韋澤形像揣測性的學術判斷和流俗看法。不管施韋澤有什麼局限——我也無意掩飾這一點——不得不說的是，當我們把這些誤解擱置一邊，呈現出來的則是一位卓越不凡的人，他完全稱得上是20世紀的道德巨人。
施韋澤同時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確實，他的學術造詣經常被其辯護性目標所傷(或得到提高，這取決於個人立場)，特別是他渴望頌揚宗教和神學洞見。此外，他著述的範圍囊括了哲學、神學、音樂和醫學，這使得他成為少見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全能學者。所有這些都足以證實他從事的是嚴肅的理智研究，但他的思想還蘊含更多東西。也就是說，他敬畏生命的觀念越來越具有倫理和實踐上的重要性。施韋澤大約會對此感到很滿意，因為他把敬畏視為拱頂石般的貢獻，並且希望這個觀念得到世人的銘記。
在這些旅程中，我受惠良多。基思·沃德(Keith Ward)是一位富有洞見的評論家，多年來他一直支持我的項目。在我撰寫這本書的整個過程中，我要對安德魯·林基(Andrew Linzey)和我的學術切磋表示極大的感激，這為該書得以付梓助益甚大。彼得·J.韋克斯勒(Peter J.Wexler)在他去世前不久批判性地審閱了整部手稿，我深深受益於他淵博的邏輯和語言學知識。他的辛勤工作讓我得以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思考施韋澤的遺產，並讓我意識到施韋澤和我自己研究的不足。很遺憾的是，他已經無從知道他的影響力引向了何方。
我也要衷心感激我家人的支持，以及深深感念我的祖父母，他們在一個新世界的和平之旅中已經孕育了我自己的和平之旅。
注釋[1] Elaine Kaye, Mansfield College, Oxford: Its Origin,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