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幾位朋友在自告奮勇地閱讀完本書原稿後，叮囑我要在正文開始前對文章脈絡加以梳理。如果你也覺得本書脈絡難以捉摸，那是因為我的創作有兩個不同的起點。
幾十年前，在讀到桑多爾·費倫齊的著作《塔拉薩：生殖力理論》（Thalassa：A Theory of Genitality，1924）時，我便初次萌生了創作的念頭。費倫齊在這本傑作中，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拓展為他所謂的“生物分析法”。該分析法的主旨，就是費倫齊所說的“向海洋回歸的逆流”（thalassic regressive undertow），這深深地吸引了我。這個術語的意思是，海洋為詩人和科學家所推崇，被奉為生命的起始和源頭，而萬物也終將回歸大海。似乎，一切都將埋葬在黑格爾所謂的“普遍要素”（universal element）之中。此外，由於哺乳動物的胚胎是在羊水中妊娠，而羊水又恰好是胎兒在母體中孕育時所需的生理鹽水，據此，費倫齊認為，這是人類在生理發育過程中需要找到海洋替代物的表現。費倫齊表示，胚胎發育的這幾個月會持續影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人的睡眠和性行為都和胚胎發育的狀況大有關繫。同樣地，費倫齊認為，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後提出的“毀滅與死亡驅力”（the destruction-and-death drive）也可以理解為海洋在迫切地召喚我們，喚我們回歸本源。
愛、死亡和海洋？作為初出茅廬的哲學家，當時的我，又怎能不對這樣的組合興致勃勃？
然而，如果凡事都能有兩個起點，本書的創作還有另一個緣由。我雖然生在一個內陸州，但很快便有機會去海邊。和所有人一樣，自從去過一次海邊，我便止不住地反復前往。我會和大家一樣，去海邊遊泳、曬日光浴、收集漂流物、探索海岸線、饕餮海鮮，然後酣然入夢。通常，如果海上風平浪靜，我便會仰面漂浮於水中，任由腦中浮現各種奇思妙想和連篇詩句。後來，我逐漸領會到赫爾曼·梅爾維爾所謂冥想與水“永遠相伴相隨”的題中之義。
冥想（Meditation）？真是個過時的詞。根據詞典，冥想是很少見的，尤其是作為“冥思苦想、深思熟慮”來理解的時候。然而，該詞目前更普遍的釋義是“沉潛於思考，去凝想、反省、思索”。我自己在冥想時頗為隨性——這點朋友們能替我做證——但並不是為了某種信仰或宗教儀式。我必須承認，我的這種冥想方式，富有想像力，且全憑直覺，雖靈敏但毫無邏輯可依，甚至還有點兒“消極被動”，就好像在海上隨波逐流。然而近些年，一些法國思想家，如梅洛-龐蒂、列維納斯和德裡達，無一不強調這種被動的重要性。在這一問題上，他們或許都受到了海德格爾的巨著《存在與時間》的影響。書中強調，存在是“被移動”而非自我移動：比起運動（Bewegung），動變（Bewegtheit）纔是基礎存在論的指導概念。
我浮在海上的冥想，既反映了這種被動，同時又表現了我對它的抗拒，這種抗拒體現在我的研究和分析中。然而，無論如何熟讀深思、如何勤於研究與分析，我都無法準確地解釋，為什麼我書中提到的思想家和作家，就恰好是那些人。為什麼是費倫齊，而非榮格或奧托·蘭克？為什麼是謝林和黑格爾，而非康德？為什麼在一眾提及海洋的思想家和詩人中，我偏偏提到荷爾德林和尼采？為什麼我會提到梅爾維爾，而非康拉德？而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眾多小說和散文中，為什麼我偏偏提到《海浪》這部作品？
我還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這事著實令我和我的友人們沮喪。對此，我意識到，人類認知局限明顯卻少有人發覺的一個標志是：我們已然做出的一繫列狹隘的閱讀選擇。這一過程似乎並不是我們選擇了那些我們已讀過的書，而是那些書選擇了我們。無論做過多少研究、學術自律性多強的人，都無法改變自己選書的方式，我們無一不是“隨波逐流”。而我的願望是：在這場我與海的邂逅中，那些選擇了我的書，也能滋養我的讀者。

第六章 那些溺水的人終究溺水而亡
愛之海，知道它的隻有溺水的人
沒有那些橫渡它的人
——羅伯特·穆斯爾：《沒有個性的人》
度過了創作、改寫《白鯨》的忙碌期後（雖然該書從未完成），在明白這本書顯然是一個商業敗筆之前，梅爾維爾很快開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那是一個關於內陸的故事，但是梅爾維爾告訴他的一位朋友，書裡講的是北海巨妖 —一種巨型烏賊。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輕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幼稚的作家”，他的目標就是排除萬難寫出一部成熟的作品，因此他也是一位失敗的作家。他的名字叫皮埃爾（Pierre），而書的名字也是《皮埃爾》，副標題是“模稜兩可”（Ambiguities）。在這部名為《皮埃爾：模稜兩可》的作品中，或許它隻有一個方面是清楚的，而這個方面與溺水的人和意識能力的局限性有關：
根據這些無意間說漏嘴的話，大家會覺得皮埃爾一定知道他的命運充滿了艱難和困苦，他也一定清楚自己的靈魂十分陰暗和恐怖。然而，即便我們知道他處在生死攸關的境地，也沒有人可以讓他做出丁點兒改變，或者讓他改善自己的處境。可以確定的是，皮埃爾對自己的處境沒有半點兒控制。在無數的情況下，人類的靈魂就如同正在溺水的人；雖然他們知道自己身處險境，也知道自己為何淪落至此 —然而，大海終究是大海，那些溺水的人終究溺水而亡。
描寫梅爾維爾和大海是一個愚蠢的做法。大海之於梅爾維爾就好比貓頭鷹之於雅典，煤炭之於紐卡斯爾。然而，我好像是杜伊金克兄弟的另一位兄弟，我也覺得梅爾維爾不隻是一位涉獵海洋故事的天真水手。但是，既然本書要講的是與大海的際遇，那麼我也隻好班門弄斧，在此說一說梅爾維爾和大海。
如果要從梅爾維爾早的兩部小說——《泰比》（1844—1846）和《奧穆》（1846—1847）——講起，我似乎必須提到早期評論家對這兩部小說的普遍看法，即它們是兩部傳奇冒險作品。然而，在梅爾維爾的早期作品中，大海似乎乍看上去就是一座沒有圍牆的大型監獄，海上的一切都在“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中翻滾 —除了頭頂的天空，四面的海水，別無其他”。讀到後面人們會發現，大海是逃離美國清教徒文化及其所有虛偽和偏執行為的勝地。美國的神職人員很快認識到梅爾維爾作品帶來的危險，基督教徒和神職人員就此成為梅爾維爾終生的敵人。這些人是導致梅爾維爾寫作生涯艱辛的主要原因。這並不是說《泰比》和《奧穆》賣得不好，因為實際上很多人看過這本兩書 —或許牧師的責備反倒促進了書的銷量。可以說，梅爾維爾放棄創作海洋傳奇並非一時興起，他是為了更高遠的目標，但這也結束了他作為通俗作家的職業生涯。當然，“清醒的決定”卻幫不了像皮埃爾這樣的作家。總之，由於梅爾維爾對傳教士及其殖民伙伴的一貫批評，他成了一些有權勢者的終生敵人。
回想起來，梅爾維爾默許美國出版商隨意刪減《泰比》書中內容的做法（該書首次出版在英國），實在是讓人難以認同。書裡一切與性和愛有關的內容均被刪除，其中包括了“母親”一詞。此外，梅爾維爾嚴厲抨擊南太平洋美國傳教士的內容也被刪除，而這一刪減對書的影響尤為嚴重 —因為透過波利尼西亞人的生活，我們可以窺視到美國和歐洲“文明”中具有侵略性的清教主義。相比之下，完整版的《泰比》則是一部可以與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滿》結合起來閱讀的偉大著作。在梅爾維爾的後期小說中，有一個人物將“文明”（civilization）稱作“瘟明”（snivelization）。